“权力比较优势”：毛泽东的“文革”与习近平的“反腐”

经济学在解释国际贸易分工上有一个比较优势理论，就是每个国家生产和出口那些与其它国家相比，最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不是以绝对成本优势为依据。即使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比另一国都具有成本优势，但程度不同；那么在成本优势较大的商品生产方面就具有比较优势，应专门生产出口该种商品。而从另一国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自己比较劣势的商品正是另一国的比较优势商品。

将这个概念引入权力斗争领域，可称之为“权力比较优势”，能很好地解释中共建政以来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和交接，特别是能很好的解释为何毛泽东发动群众搞“文革”来打倒刘少奇，而习近平则用反腐来清肃不同派系。亦即在权力斗争中，权力争夺者会采用他最具有比较优势的方面来打击对手。

权力就是对他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权力由威望、功劳、人脉、资历和职务构成，不同领导人在这些方面的权重不同。这些因素相互之间是正向关系，会互相加强，但相对独立。威望是得到承认、表彰和宣扬的功劳；参加中共革命越早，资历越长，和职务越高，人脉一般就越广；人脉有先天和后天获得之分，先天就是家庭背景的荫庇，后天则是靠个人的能力与努力建立的。一般而言，情商越高，越有助于建立人脉。而人脉越广，就更容易做出成绩和获得更高职位。能力则是获得威望、功劳、人脉和职务的重要条件，但攀升到中共高层，能力已体现在这些因素里了。而且在这个层次上的权力斗争，能力已经不太重要了，就不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来考量。

总体而言，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是打江山的，权力主要由威望、功劳、人脉、资历构成，现任职务权重比较小。而毛泽东，他的威望、功劳和职务都较之于其它领导人都高，资历也算最早加入中共革命的一批。但在党内外的人脉没有周恩来广。

毛泽东在推进“大跃进”导致三年大饥荒后，在党内的威望有所下降。在七千人大会上党内对他表达了一些不满，被迫退居第二线。让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但对党外却宣传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没有往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上引。反而“丧事喜办”，继续神化毛，宣扬在毛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毛在广大老百姓的心目中的威信丝毫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这算是“党丑不外扬”吧！为了维护党的威信。将毛的威信与党的威信绑在了一块。

毛退居第二线后，不再是政务和党务的主要决策者，面主要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毛被晾在了一边，丧失了过去在党内一呼百应的感觉。例如，1964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身体不适，邓小平就建议毛就不要参加会议了。那么显然这个会议，有毛不多，无毛不少，毛没有什么重头戏。毛对大权旁落感到不适，非常不爽，于是萌生了打倒刘邓，夺回权力的想法。毛对权力非常执迷。

那怎么才能扳到刘少奇呢？如果从党内发动倒刘，就不见得能成功，而且挺费劲。因为毛和刘在党务和政务系统内各方面的权力优势悬殊不大。论功劳和威望，如果毛是满分100，刘也有70；论人脉，毛的人脉可能还不及刘。刘长期主管地下党组织，因而建政后大城市的政务系统大多是刘的人。论资历和职务，毛也不比刘有多大优势。但在军队内，毛的威望和人脉就比刘高出许多。而在群众中，毛比刘的威望就高出更多。如果毛在广大群众中的威望是100，刘可能就只有40。中共为了动员民众参加和支持其领导的革命，在党内外突出宣传毛的英明伟大，暗示毛是“真龙天子”。没办法，民众就信这个。所以毛的威望大大超过其它领导人。而在党内，纵然如此宣传，但中高层干部相互知根知底，对毛的迷信就没那么严重。彭德怀就敢和毛拍桌子对骂。“距离产生美”，离得近了，就没什么神秘感。所以，毛选择了确保军队的稳定，而利用其在全国范围内近乎神的威望，发动群众运动冲击各级组织。刘下面支持他的官员“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就无力支持刘的权力。于是，毛轻而易举就打倒了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说起来，这些为了夺取权力不惜将毛抬上神坛的人，不说是咎由自取，那也是事出有因。

毛通过发动群众来进行权力斗争，是中国历史上的新生事物，过去没有这样的先例。原因在于过去皇帝仅是君，不是师。孔子才是万世师表，读书人和老百姓认孔子所说的话和理。而中共革命过程和建政初期，尊奉毛的思想，将毛推上了伟大导师的地位，将毛泽东思想和毛语录奉为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将之与中共的统治合法性绑定在一起了。这是文革能发动起来的社会基础。可以将毛退居二线后的状态视为“教权”和“君权”的暂时分离，文革则是毛利用“教权”重新获得“君权”的革命，近似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毛去世后，中共的权力逐步转移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手中。但邓小平的功劳和威望并没有超出其它老一辈太多，相互之间基本上维持了权力共享的状态。但对于下一辈，则是权力授予。胡耀邦和赵紫阳虽然是中共建政前参加革命，但在党内的资历、功劳和威望与邓小平等老一辈相比，就差得太多。他们的权力更多的是建立在职务基础上的。所以，邓小平等老一辈对其的权力能予给予夺。而江泽民和胡锦涛完全是坐江山的，其权力当然也是授予而来的，几乎完全建立在职务上。由于两人的权力都是直接来源于打江山的老一辈的授予，两人之间的权力交接就不是授予，而是移交。江泽民最多只能利用军委主席的职务对胡锦涛的权力有所限制，但不能收回。而习近平接任胡锦涛当然也是权力移交。由于胡锦涛祼退，结果对习近平的权力连限制也没有了。

总之，没有“打江山”的中共领导人，包括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和其它高层领导，他们的权力基本上来自于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功劳和资历占比小；人脉也占比小。与革命时期不同，中共建政后实行流官制，不容易形成革命时期紧密性和忠诚度高的“山头”，所谓的党内“派系”非常松散，紧密性和忠诚度低；大家在党内外的威望都低，彼此彼此。权力差距主要体现在职务高低上和有无职务上。老一辈打江山的是“人走茶不凉”，坐江山的则是“人一走茶就凉”。

那么，现在中共的高层领导，不论在职的和不在职的，大家的权力都是继承而来的，都没什么功劳。资历、威望和人脉相差不多。因而，习近平的权力比较优势就是他担任的职务，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三位一体”，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委员会主席或组长职务。那么，利用反腐来打击党内异己和集中权力就是习近平的最优选择。仅仅将斗争局限在党内就行了。而发动群众来反腐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多大号召力。反而会破坏中共的统治体系，动摇中共的统治。发动起来，刹不住车，麻烦就更大了。不比得建政初期，意识形态对维护统治的作用大，统治体系受到群众运动的一些冲击问题不大，损害可控。而现今中共主要靠组织体系来维护统治，而意识形态对维护中共统治的作用已经很小了。

“官大一级压死人”，习近平利于其职务权力，将过去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转变成了“定于一尊”。其它政治局常委变成了他的下属，需要定期向他汇报工作和述职。他名正言顺的最高职务让他可以所向披靡，轻而易举地拿下让他看不顺眼的任何人。除非党内能集结起力量罢免他。但这样后果很严重，已没有众望所归的人来收拾局面，搞不好就会引起大的政治动荡，极大地损害中共的统治。只有在习近平继续当权对权贵和官僚们的利益损害大于罢免他引起的严重后果时，才会产生这样的意愿。而即使有这样的意愿，成功率也较低，而风险则很高。失败了会受到严厉惩处；成功了，也不见得能控制得住局面。

习近平虽然是红二代，但文革时期在农村艰苦的环境生活过并幸存下来，无疑具有坚强的意志。但其意识形态非常陈旧，知识结构非常欠缺，人格不健全。文革结束后，进入官僚体系，得益于父辈的荫庇，得以快速升迁。应该不会有多么优秀，但也不会是无能之辈。如果是无能之辈，即使有父辈的提携，也不能上位。经过长期的官场历练，他应该具备比较丰富的官场斗争经验，加上他破釜沉舟的蛮劲，尤其是他具有的相当大的职务权力比较优势，才使得他能利用反腐迅速集中权力，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图谋得逞。这一切并不令人费解。并不是习近平有多么英明神勇，主要是中共领导人的权力来源及构成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024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