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聰明是一種天賦，而善良是可以選擇的。」 —亞馬遜 Bezos
導讀：
詹姆斯．法隆（James Fallon）是一位長期研究連續殺人犯大腦的頂尖科學家。某天，他驚覺自己的 PET 掃描圖（正子斷層掃描）竟然與那些變態重刑犯完全吻合：眼眶皮質與前顳葉皮質功能低下。
這意味著，他在生理上具備了變態的完整基因與大腦特徵。究竟是什麼，讓他沒有成為殺人犯，反而成了受人尊敬的教授？
《天生變態：一個擁有變態大腦的天才科學家》
核心內容：心理變態的「三腳凳」理論
變態特徵
Fallon 提出，一個典型的「心理變態」通常由三個支點支撐，缺一不可：
- 大腦功能異常：眼眶皮質及前顳葉皮質功能低下（負責情感控制、衝動抑制與同理心的區域）。
- 基因風險：多處高風險基因突變，尤其是著名的「戰士基因」。
- 童年創傷：在關鍵成長期遭受精神、身體或性虐待。
Fallon 雖然具備前兩者，但幸運的是，他擁有一個極其溫暖且重視教養的家庭。這證明了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的力量：良善的環境能「關閉」那些危險的暴力開關。
戰士基因（MAO-A）：30% 的人都有，為何只有少數人犯罪？
所謂的「戰士基因」（Warrior Gene），指的是 X 染色體上的 單胺氧化酶-A（MAO-A，Monoamine oxidase A） 突變態。
- 科學機制：它會導致體內單胺類物質過多，使管控情緒的神經傳導系統混亂。
- 普及率：研究發現，愛好和平的貝都因游牧民族與一般社會同樣擁有 30% 的突變頻率。
因為這是在 X 染色體上的共顯性基因，只有在兩條 X 染色體都帶有，才會導致女性單胺氧化酶-A 不足，血清素過高。
原先 Fallon 對於戰士基因（MAO-A）為何能存在並擴散，提出的理論在於這些惡劣、長期經受暴力困擾的環境下，女性會傾向依附更有攻擊性的男性即勇士基因的帶源者，因而產生擴散。
但作者在調查愛好和平的游牧民族貝都因人，因為在沙漠中不得不合作生存的民族，卻發現他們與外界社會也同樣是 30 %的等位基因頻率(Allele frequency），換言之，相比於基因，環境是影響互動模式的更為關鍵的因素。
這再次印證了 Fallon 的觀點：基因只是提供了「潛能」，環境才是決定「互動模式」的關鍵關鍵。
認知同理心 vs. 情感同理心
作者進一步自我剖析，確實發現自己反社會面相，人生長達八次體重遽烈增減，在某時期過分沉迷於特定事物。但與此同時，他也以強大的意志力避免沉迷，並能盡可能表現善解人意。雖然那可能僅是認知同理心，而非情感同理心，「即了解對方有情緒，但並非理解對方感受」。但絕大多數時候，他仍然是名專業研究員、好友人、幽默風趣，甚至是熱心公益，雖然可能為追求刺激偶爾對朋友不管不顧，推向危險境地。
變態存在的必要性：社會中的「親社會變態」
雖然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不喜歡心理變態，但不可否認，這些變態可能是強而有力的企業決策人，他們廢寢忘食、勇於承擔風險、以自我為中心、極富魅力；或可靠的鐵血軍人，在戰爭時豪不猶豫開槍，且不太存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更何況，我們確實需要親社會的變態來幫我們解惑，才能了解變態們異於常人的邏輯思維，如同《PSYCHO-PASS心靈判官》中先知系統，同樣會挑選犯罪係數超標的潛在犯，且有追捕犯人的才能而被選為執行官，追捕或處決犯人。
結語：法律與基因的邊界：基因能成為殺人的藉口嗎？
2010年，美國田納西州一名男子布萊德利（Bradley Waldroup）與妻子發生爭執，向其友人連開八槍，接著他又用砍刀砍傷自己的妻子。所幸他的妻子逃得一命，致一死一傷。被告辯護團隊以犯人攜有非同常人的 MAO-A 基因，而經過審議後，布萊德利被判處一般殺人罪，而非足以判處死刑的一級蓄意謀殺罪。
此案後，基因證據是否該被納入判刑考量，起了很大爭議。因為如前所述該基因至少有 30 % 的突變率，卻僅有部分的人選擇犯罪。
Fallon 認為這本自傳其實也是在撰寫他母親的自傳。基因賦予了他「反社會」的底色，但母親的愛與家庭的教育，卻在畫布上塗抹了社會化的色彩。
這告訴我們，即便天生帶有「戰士基因」，只要在關鍵的成長期得到穩定的情感支持與正向引導，變態的大腦也能服務於社會。天賦是基因給的，但成為什麼樣的人，始終是你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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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變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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