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習文化在亞洲社會是普遍的現象。亞洲各國補習文化大致上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迅速起飛,群體主義之下,能進入大企業的門票,就是學歷。臺灣的補習文化,也是在這樣的社會發展之下慢慢形成的。
國小國中的時候,我記得我的幾個科任老師口音都是操有中國大陸方言腔調,就算很努力上課,也都聽不懂所謂的”國語”。外子更回憶起他的英文老師,用聽不懂的國語解釋英文,學起來就更加霧煞煞。
那時候的社會,尤其是三重新莊地區,大半的家長是在家經營家庭事業,小孩下課後就在家附近串門子玩樂,不用擔心孩子的人身安全。我成長的家庭,經濟狀況屬於中小階層,童年是在自家小花園中長大,每天下課回家就在花園裡和妹妹及鄰居小孩玩扮家家酒,完全沒在讀書。
街坊鄰居家境好一點的家庭,就參加老師在下課後開設補習課程,老師號稱可以讓學生的課業進步,家長處於藍領階級,深知用體力工作的辛苦。因此為了讓孩子多讀點書,確保以後能有一個「坐辦公室吹冷氣」的工作,於是信任學校老師具有一定權威之下,買單讓孩子參加補習課程。
這是我成長過程中,最早的補習文化。
社會慢慢演變成普遍的白領階級,爸爸媽媽們不再是在家工作,而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小孩在學校之外的時間需要有人幫忙照顧和指導作業,於是安親班漸漸在臺灣社會蓬勃發展。
臺灣家長向來是有目的性及功能性的需求導向,安親班若只有提供點心和指導寫完學校作業,家長掏大錢買單的機會不大。於是開始出現才藝班及語文班。我記得2004年時,我的一個朋友就把孩子送到一家規劃日文課程的日間照護安親班,讓他幼稚園的兒子能提早接觸第二外國語言。這是生於千禧世代孩子被整個社會推著走的過程。
以“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教養一個小孩需要一個村落眾人的努力)來看安親班和補習班,的確是有其存在的必要,讓父母在工作之餘,不用擔心孩子是不是餓肚子,也不用煩惱學校功課是不是寫完。
當補習變成一種社會常態時,爸爸媽媽掏錢出來讓孩子補習的動機只有反應在學業成績和競賽成績。英語文的成績比較特別,除了學校之外,還有檢定考試。英文補習班各自有辦理檢定考的模式,從小學開始,爸爸媽媽讓孩子上補習班的榮耀是來自於通過檢定考試。國中的補習班會鼓勵學生去考全民英檢,若能考到中級的程度,似乎就能達到一定的水準。私領域的檢定考試之外,公部門也會來插花,2020年新北市推出一項名為「專業英文聽寫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參賽對象從國中到大學,還有教師組別也能參與比賽。由此可見,為了加強孩子的英語文能力,整個社會可說是卯足了勁認真規劃執行。
沒有補習卻能在學業成績表現特別優異,就會成為新聞報導的對象。每年繁星計畫放榜,都能看到類似的新聞標題。2020年就有一則:「來自阿里山沒補習錄取台大 他:思考作夢都說英文」,報導指出某位嘉義縣國中生,在國中時期成績不突出,但高中3年很努力,保持每天至少研讀90分鐘英文,考前更熬夜苦讀,終於通過英檢中高級、多益960分的優異成續。
就連職棒明星的小孩,也成為報導對象,新聞上寫:「職棒老將盜帥林易增,有女初長成,就讀台中市忠明高中的林可,原本超害怕英文科,在導師蘇琬楨每天引導開口說等訓練1年後,克服心理障礙,爸爸林易增更用沒堅持到最後一局,不會知道結局、就算不被看好,只要不放棄,一定會成功等棒球哲學激勵她,林可將弱點轉化成目標,繁星入學錄取台北大學應用外文系。」
從這樣的報導,不難發現要取得英文好成績,似乎不一定要補習。
但是,也不能說花錢補習全然沒有效用。在因人而異的情況下,端看什麼樣老師、教什麼樣的學生,有不同的效果。補習的效用有長效、有短效,也是看學生能不能持續「補」下去或「讀」下去。
自制力強的人,可以自我約束每天接觸英語文,自制力相對較弱的人,有人從旁引導,也能達到好成績。如果要任何一個家長描述自己孩子的缺點,我想大部分的家長肯定會抱怨孩子完全沒有自主自制能力。
那麼,能做到自主自制能力的學生,到底是怎麼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