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班宇的《冬泳》時,腦海中總會浮現畢贛或婁燁的影像語言,那是《路邊野餐》裡綿延不斷的描述,那是一連串狀似毫無取捨的長鏡頭,人們的舉措、語言,以至於那些盤桓不定的時刻,全都被字句刻劃了,一部毫無遮掩的紀錄片;有時又會想到《蘇州河》裡濃郁的神祕氣息,那些口白皆盡純然大白話,但你隱約感受得出來,那些口白傳達比生活還要幽微的意涵,像神諭,也像暗號。或者更明白一點說,它們都擁有相同質地,它們都如此貼近土壤、如此貼近日常,但我卻願意用崇高或深邃的字眼,去形容我所看見的事物,浮誇一點說,有點像是「命運」。
初讀始終抱持著喟嘆式的懷疑:為什麼平凡的書寫裡可以見著大而無形的命運,是什麼能讓火燭燒出一洞孔眼?或許透過下文梳理,我們可以知道一些奧秘。
《冬泳》收錄了作者班宇的七篇短篇小說,舞臺設定在東北,這裡對於臺灣相對陌生,最多可能從戲劇中撈得一些印象,那裡有著漫天風雪、工廠遍地,雲煙和霧霾纏繞不散,但班宇手持視角始終貼近角色,他讓這群東北的工人階層緊密地扣合書中所重複的核心主題──下崗。1990年代,中國為了改進國有企業長期效率低落、配合市場經濟加速改革,有大批工人被迫退下工作崗位,也就是俗稱的「下崗」,雖然名義上還是與國有企業維持聘僱關係,但實質上與失業並無二致。於是,下崗導致大規模的勞動力逸散至社會中,這一代40餘歲的工人在廠區做了大半輩子,所擁有的知識技能無法支持他們再度就業,多半落入窮困生活,只能做其他薪資低落的零工存活。
這是東北地區的特殊性,可是,人被國家、企業,或說時代巨輪拋擲出去的案例,卻又充滿了普遍性質,從此角度而言,無論原因為何,終歸你是毫無預兆的失去了賴以維生的能力,像被車撞、被雷打到、被癌症找上,多半時候我們也就說,這是命運。故事中的角色多半經歷過下崗,但實際緣由沒有大書特書,也沒有揭露他們疼痛傷痕,讀者所見就是一處切片,重點在於下崗後的生活,而非下崗本身,他們甘願承受如今看來不合理的處置,卻不隨意嚎啕控訴。我認為這是一項小說中的重要前設:這些人們背負著整個時代的苦悶,但他們無從言語,所以當《冬泳》(或說文學)替他們用手指明那個壓在肩上的東西是什麼時,那種震撼力道是如此深沉,原來我們始終背負著這些過活。
苦悶是篇章裡揮之不去的陰霾,薪資倒退、親友貧困、單位拖延……各種目睹之怪現狀,然作者筆鋒從不在苦上停留太久,大多描寫生活面貌,字句俐落,對白敏迅,讀來像部長篇鄉土連續劇,好似日常會一直這樣演下去到兩百集三百集。但我們都知道,關在牢裡的野獸被欺侮久了,也會咬斷伸進籠子裡的逗弄。
譬若書中第一篇〈盤錦豹子〉,主角孫旭庭是個不斷隱忍的好人,廠裡訂錯了印刷機,認了,他硬是把它組起來;單位裡的宿舍分發始終跳票,認了,粉刷也能湊合著用;老婆為了打麻將離家處走,也認了,還給了她三千塊搞麻將房;胳膊被捲進機器裡斷了,認了,販賣盜版光碟封面被廠裡推出去待罪,也認了,孫旭庭在故事裡從未破口大罵些什麼,直到最後他老婆回家,說要把房子抵押了還錢,他拿著生鏽菜刀對來看房的人張牙舞爪:
「孫旭庭昂起頭顱,挺著脖子奮力嘶喊,向著塵土與虛無,以及浮在半空中的萬事萬物,那聲音生疏並且淒厲,像信一樣,它也能傳至很遠的地方,在彩票站,印刷廠,派出所,獨身宿舍,或者他並不遙遠的家鄉裡,都會有它的陣陣迴響。」(頁53)
在此之前,所有句法都是很節制、很樸實的,這是篇章中唯一一次、用如此飄忽而幻化的筆法鑽進孫旭庭的聲響之中,這是唯物主義逼出來的唯心,亦是唯心映照出來唯物的荒謬。
同樣的裂口,還出現在〈肅殺〉中的肖樹斌,他佇立在即將停駛的電車窗外,為何借了摩托車不還,衛了什麼可以放棄曾經這麼喜愛的足球賽?出現在〈冬泳〉裡最後那充盈著死亡黑暗和甜美沉靜的衛工明渠裡,它矛盾象徵著人命可以在凍河裡無端消亡的荒唐感,卻也讚頌著人命也可以有溫暖另一條人命的可能;也出現在〈空中道路〉的奇妙幻想中,那是班立新和李承杰還未經歷到生命重擔時的隨口漫談,對啊,為什麼城市不能設計成用吊車來當交通工具呢?從市政府到大稻埕,可以足不沾地的用吊車一層接一層過去。
「我們的生活不夠立體,只活在一個平面上」(頁138)
聽起來接近胡扯,但這的確是我們從未想過,關於移動的另一種可能。《冬泳》令人著迷之處也就在此,我相信我們都有這種時刻,會有某個瞬間,生命允許你長吁一口氣,停下來,讓你觸及平日無法撫摸的感受,來自於生活要求下層層掩埋、以至於感受不到的感受。那或許是無法遏止的發怒,體驗到人世紛擾的蒼涼,或甚至只是毫無來由的對習以為常處發楞,那些是語言無能為力,必須要退場的時刻。
我不確定,用「命運」來指稱是否言過其實,還是用一段假設結尾更好?就像最末篇〈槍墓〉中故事套故事的後設技巧,你看見一座袖珍可愛的豪宅,會想要用拇指捏住那小小的門把,輕輕推開,好奇裡面是不是真的有指甲大的書本和湯勺,至少《冬泳》的逼真,讓我們相信屋裡有更袖珍的人,而他們也跟我們有著相去不遠的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