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程度上來說，《黃色臉孔》是個恐怖故事，有關身處一個激烈競爭的產業中，所感受到的孤獨。」（頁382）
《黃色臉孔》（Yellowface）是個恐怖故事。
一如上述，這是作者匡靈秀（R. F. Kuang）於後記所說的第一句話。若你只讀過簡介，可能會感受到有些言過其實：這不就是篇關於剽竊出版的業界諷諭？盡管過程當中有些超現實的揶揄成份，頂多也只是荒誕鬧劇，再怎麼說都離「恐怖」很遙遠吧？但若將其看作脫胎自當前的文學映現，那些對於政治正確的追殺、取消文化的逼真描摹以至於對弱勢族群的選擇性取用，都能在現實中找到都能找到事實佐證，那確實頗令人感到膽寒。雖然背景發生於西方世界，但隨著他們的強勢文化輸出，這樣的觀點如今也並不陌生，在讀者的思考逐漸被迫「習慣」之前，或許我們可以讀看看《黃色臉孔》裡那些看不見的線會在哪裡。
《黃色臉孔》／匡靈秀（R.F. Kuang）著／臉譜出版
當多元並不是種讚美
故事圍繞於雅典娜．劉（Athena Liu）和茱恩．海伍德（June Hayward）兩位大學舊友，她們並不算非常友好，僅有的交情建立在幾次寫作課堂，以及前者聲名鵲起後帶來的交際機會。雅典娜是華裔的文學新星，小說銷量驚人，也賣出了影視改編權，然除了文筆精湛、外表優雅之外，主角茱恩心中始終有道憤懣不平的聲音：她的走紅，有部分來自於她所代表的華裔多元性。相較於雅典娜，茱恩的身分正常，甚至有些平淡無奇──白人、順性別、女性，在美國東岸並不特別的標籤，她不會蒙受什麼莫名歧視，只要茱恩乖乖站在自己的領域中。
我們再回頭看看這句話：「她的走紅，有部分來自於她所代表的華裔多元性。」
這裡有兩個詞彙需要注意：
1. 所謂的「部分」占比到底佔多少？
2. 「多元性」為什麼成為需要強調的元素？
在書中，多元被劃上粗體字，顯示為需要注意的概念。對於美國人來說，可能馬上就會聯想到多元、平等、共融（Diversity，Equity，Inclusion），又被稱為DEI，原先是美國企業或高等教育為了弭平差距而採取的機制，意味著要保障那些種族、性別、年齡、性取向及各種其他身分與主流不同的人們，譬若錄取時會考慮非裔或華裔的背景而予以加分、對於女性與身障人士會有名額保障等。本來立意良善，但當DEI成為一種形式主義時，它就變成那隻不能想的白熊，想要不將焦點放在弱勢身份上，結果卻是難以平實如常的看待那些弱勢標籤。
批評者聲稱那些保障非裔、亞裔、拉丁裔的政策讓錄取標準不夠公允，從前以才選任的制度，變成弱勢種族加分後就能任職，而導致由不完全適任的人擔任職位，變相成為對非弱勢種族的「反向歧視」。而且，一旦有批評聲浪，支持DEI的人便可棲居於政治正確的大纛之下，聲稱那些抗議者是助長歧視的壓迫者，是不符合公平正義的「政治不正確」。當DEI的呼籲過於強烈，認為其矯枉過正的反DEI運動應運而生。他們認為保護弱勢族群的政策已經走向另一處極端，儼然另一種形式主義──當人們選才、評斷的標準都被族裔身分給影響，而不再以能力與適性為第一考量，無疑是矯枉過正。
茱恩質疑雅典娜的根本原因就在此處，究竟紐約文壇是需要獨一無二、充盈靈光思致的獨特個體，還是一個才華僅在水準以上，剩餘依靠華裔身分補足的多元象徵？更令人尷尬的是，這個紅利如此模糊，人們說不清楚那些名聲與讚譽有多少百分比來自於雅典娜的身份，於是她的一舉一動就給人見縫插針的機會，反正都來自『多元性』的加成，那些努力和才華便隱沒到視野之後，影綽模糊的一大片。
於是，原先立意良善的多元性，反過來上升為遠離底層的崇高象徵，它意外將那些少數族裔、性別認同及性傾向的人們移至台前，成為主流民意發洩不滿的眾矢之的；所謂部分，則讓人們對於DEI得利者有指手畫腳的空間，我們知道你爬上高位並不完全是因為你的專業實力，所有心照不宣的揣測與流言，亦轉變為得利者或隱或顯的壓力。
誰有資格說故事
雅典娜在近乎黑色幽默的噎死過後，茱恩拿走了她遺留在打字桌旁的小說初稿，主題為一戰時期華人移工的《最後的前線》。豈料原先只是半成品的初稿在茱恩修改、出版之後，竟意外走紅，茱恩終於嘗到了名聲所帶來的甜蜜多巴胺，她改了中間名為帶有華裔色彩的「宋」，讓她和寫作主題之間有更合理的連結。但眼尖讀者仍然發現當中的詭譎：為什麼這段帶有壓迫色彩的華人血淚史，會經由一個白人作家筆下誕生？她對於那段歷史是否能夠完全理解？她真的足夠理解，身為一個華人的感受是什麼嗎？更致命的猜測是，這段故事是不是從雅典娜那裡竊取的靈感？這些質疑聲浪越灼越烈，最後茱恩甚至被網路社群給取消了。
資格論，確實是不同想法、族群、身分、階級之間對話常見的說服伎倆，「你沒有拍過電影，怎麼能相信你評論電影的觀點？」、「你沒有生過小孩，怎麼能相信你能將小孩教好？」、「你才幾歲而已，根本沒有資格發表意見。」在這種論述中，經驗被奉為最高準則，必須要有相關體驗，所宣之於口的見解才有重量。誠然，發言價值與否和經歷未必成正相關，但那也不是重點，大多數人使用資格論的潛臺詞是爭奪話語權，我不在乎你說了什麼有意義的話語，我只要你「閉嘴，乖乖聽我說話」。
當這種資格論無限上綱，推至那些無從更異的根本事實時，每個人所能操持的語言界域就會逐漸緊縮：我可以拍完電影之後，回來評論電影；我可以什麼事情都沒做，變老之後再回頭評斷年輕人，然我沒辦法改變自身的族裔及性別，我有權限說出亞洲男性所遭遇到的困境，而外於我的永遠懸浮於外，我沒有立場去代言我以外的事物，比方說外國人，比方說原住民，比方說女性經驗。這是一條奇妙的判準，每個人有屬於他們各自應該說的話，一旦踰越，輕則被質疑真實與可信程度，重則涉及道德立場，猶如外界對茱恩的評價──「你在所書寫故事背景中是處於優勢的族群、是曾經對華裔壓迫的族群，你怎麼能確保你的書寫是一種保護和追討，還是再一次的傷害與醜化？」
從中也可以觀察到某種現象：想像力猶水就下，總是從高處流淌到低谷，我們有可能見到非原住民的創作者選取原住民作為主題、生活無虞的小說家選擇底層困苦的民眾作為故事主角、男性寫作者以女性為焦點進行闡發。大部分情況下，這是條不可逆行的單行道：原住民文學不會以非原住民為核心寫作，底層階級沒有餘力去幫作家們發聲，女性主義小說裡的男性不會成為終極重點。
想像力猶水就下，權力亦同。
故事後段，茱恩也揭露了雅典娜並未如此完美的一樁往事，她挪用了一段茱恩向她訴苦的經歷，將其寫成小說投稿，最後獲得賞識。茱恩對此感到憤怒，卻無可奈何，故事、題材、靈感，此類虛無飄渺的指稱通常不被法律承認，於是，對於它們的交換取捨便難以說明，這算不算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剽竊？從中得以見得，當主流文化的題材書寫皆盡飽和，題材的選用也變得更加複雜，它是種有道德瑕疵的掠奪？是到超級市場逡巡選購那樣的日常？還是闡揚歷史傷痕的正義考古？
到底誰有資格說一個沒有人被冒犯的故事？
為什麼我們要關注一場文學鬧劇？
綜觀全書，《黃色臉孔》並沒有其他小說那般壯闊波瀾，沒有巨大的國仇家恨，沒有深刻的愛與死亡，這僅是一齣吵吵鬧鬧的文學鬧劇。而它真正令人共感的部分，是那占了大部分篇幅的意識獨白──茱恩忌妒在之前成功的人、對抗那些家人們對你夢想的質疑、懼怕後起之秀會取代自己的位置、擔憂已完成的成就會一夕崩毀……，這種情緒在書中具象化為雅典娜的鬼魂，不斷在生活各處騷擾著她，茱恩始終無法得到真正的平靜。誰都渴望成功，懼怕失敗，成就焦慮委實在各個領域都不陌生，但文學場域的瘋狂逐利，可能更多了一點點無奈。
文學，是操持文字的菁英場域，是挑戰書寫界域的實驗場，我們理應在其中允許一些放任，期待讀者得以獲得那些超乎常理的斬獲，是前所未見的體裁面世，或者書寫切入角度使人驚艷。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文學是語言的集合，累積足夠多的量變，或許會抵達思考上的質變，它成了拓展人類觀看世界的方式與可能。
我相信這是真的，但這同時也是個浪漫到令人生氣的說法。
文學畢竟是小眾，意味著要以其營生，必須付出比其他行業更多，才可換得差不多打平的收入。書中便揭示了作家如何才能賴以為生，包括簽訂經紀人、參與出版社會議、廣寄自己創作的書稿……茱恩嘗試奮力擠進產業結構下的窄門，也正因為文壇競爭如此激烈，由身分構築而成的多元性品牌才令人嚮往，那些弱勢族群的灰暗歷史才能鍍上一層金箔。比起公平正義還是堂而皇之的其他訴求，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亞裔身分的代言人可以賺錢，而且還是直挺挺站著、舉著公平正義的賺。
就此意義而言，《黃色臉孔》的確是恐怖故事，新自由主義收編了文學（以及其他許多事物）讓它改頭換面：我們不要理什麼思想的前沿，族群和性別的正義呼籲還是八卦的真實與否，這些都只是素材，要高尚還是世俗都可以自由調配，加一點溫暖人設、編一些偏鄉關懷、配一則憂傷歷史，名人代言或炎上行銷都可以。重點是，我要收回我的故事，這也是書中令人悚然的結尾，我要讓大家相信我的觀點是對的，而你要知道我的觀點，就要先花錢買書，理解了嗎？
盡管結尾如此，還是希望偶爾寫作可以回到它最純粹的定義，而非被包裝成各種產品或課程，非得要眾聲喧嘩才有價值，如同茱恩在思考未來時，回憶起寫作這件事對她而言的意義：
「寫作是人類所擁有最接近真正魔法的東西，寫作是無中生有創造出某種事物，是打開通往其他世界的門扉，寫作賜予你力量，讓你在真實世界太痛苦時，可以塑造自己的世界。」（頁267）
自己的世界，聽起來，真是何其美好。寫作，原先就只是將腦海中事物形諸於文字，無關乎你的生理特徵，無關乎讀者的批評攻訐，作品、作者與讀者的三角難以完全脫鉤，但至少，在某些時刻我們能回到彼此最核心的那個點、好好認識作者、好好創作作品、好好閱讀作品，而不去煩惱過多它們的重疊之處，如此才能看清楚，哪些地方被層層覆蓋到模糊不堪，哪些地方才是你應該要盡力護存的淨粹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