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巨流河」一書引起華人世界廣大共鳴的作家、翻譯家齊邦媛，已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廿八日凌晨辭世，享嵩壽一百零一歲。
齊邦媛一九二四年生於中國東北，遼寧鐵嶺人，一九四七年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因父親好友的關係，獲得台灣大學擔任外文系助教的機會，此後，在台致力於外文教育，一九八八年自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受聘為台大榮譽教授，一生作育英才無數，其為人師表、文學風範都讓人無限追思。
齊邦媛心繫台灣文學，稱這是「我們的文學」，但遭到一些大中華派的指責，也曾遭遇過本土老作家不跟她握手的窘境：「妳會說台語嗎？」而她對台灣文學有明確的定義：「自從有記載以來，凡是在台灣寫的，寫台灣人和事的文學作品，甚至敘述台灣的神話和傳說，都是台灣文學。世代居住台灣之作家寫的當然是台灣文學；中國歷史大斷裂時，漂流來台灣的遺民和移民，思歸鄉愁之作也是台灣文學。」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七年任職國立編譯館期間，她編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頂著當局壓力推國民中學教科書改革，剔除了一些政治色彩濃厚的作品，將本土作家的優秀作品編入教科書。
齊邦媛也曾擔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及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專門講授台灣文學；編選、翻譯、出版多種文學評論，將西方文學引介至台灣，為台灣引進了文學思潮；更是首位為台灣文學搭起與世界溝通橋樑的譯者，長年擔任「筆會季刊」主編，與學者合作一系列「台灣當代中文文學」英譯計畫，將台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成為推動台灣文學評論及翻譯先驅，為日後台灣文學作品推向國際奠定厚實基礎，也為台灣文學史帶來深遠影響。
齊邦媛還催生出位於台南的國立台灣文學館，並在館內成立「台灣文學外譯中心」，親自於牌匾上提筆落款，鼓勵文學館繼續為台灣文學外譯工作努力。
最為人稱道的，是她八十歲自行安排住進養生村，在嚴格自律之下，息交絕遊，不理睬他人搭訕，只見非見不可的人，歷時四年半，完成二十五萬字的長篇回憶錄「巨流河」，鼓舞無數讀者，引發重大迴響。對「一個人老後」的豁達安排，她展現強大的創作力及生命力，令人感佩。
她慶幸自己的一生「活在愛當中」，尤其父母的慈愛，更成為她寫成「巨流河」的動機。在完成了「巨流河」的寫作後，她說，「當我記下了今生忘不了的人與事，好似看到滿山金黃色的大樹，在陽光中，葉落歸根」。作家楊照則說：「一直到政治解嚴，一直到倖存者如齊邦媛，鼓氣也無不賭氣地終於寫出自己的、家族的記憶。」
生前談到抗戰時，她無法像現在年輕人那麼平靜，「我心上刻滿彈痕」，自述十三歲到二十一歲，「一個女孩最漂亮的時候，卻是在戰爭中不斷逃難，食衣住行樣樣短缺，只記得一天到晚都挨餓，只能吃少量的白飯，搭配豆芽菜、空心菜果腹，每天只有挨餓和恐懼。」在南京時躲避空襲，日軍早晚疲勞轟炸，正值青春年華的她，卻最不喜歡滿月，反而希望天天下雨，「只求飛機來不了」。
對於在艱苦的八年抗戰之後，終於取得勝利，卻又馬上捲入國共內戰之中，最後不得不撤退來台的歷史，齊邦媛則充滿憤慨。
齊邦媛的先生羅裕昌有「台鐵電氣化之父」之稱，曾任台鐵前副局長，當年日夜投入鐵路電氣化工程期間，卻遭到白色恐怖調查，連續幾個星期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回家，還得寫「自白書」至午夜，後由鐵路局長力保才得以倖免。
「巨流河」出版後，她突然收到少女時期鍾情的對象張大飛同袍的來信，向她說明張大飛的死亡原因，令她意外與震撼，這是寫書時未曾預料的，「像張大飛和我先生這一類人，並不是容易的，我碰巧遇到這些有特別能力和決心的人，他們所做的事情，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齊邦媛曾隨夫君居於臺北市麗水街的台鐵日式宿舍區，二零一五年九月，因臺北市政府即將拆除這片舊宿舍區，多位藝文界人士與國民黨洪秀柱呼籲將此處設為「齊邦媛故居」，齊邦媛則於報紙刊登聲明啟事：「本人確曾以台鐵眷屬身分住在該處多年，但民國九十七年先夫臥病後，本人即依約將該宿舍親自返還台灣鐵路局，並未於其中留有任何文物」，「此次無端捲入，本人至感困擾，特此聲明該處早已與本人無任何關聯，尤其並無任何擬將之保存為本人故居或作為紀念館之心願或主張，尚祈鑒察」。
齊邦媛在養生村的浴室裡，擺有各式小玩偶、玫瑰等小飾品，她亦十分注重形象，「我每天都努力讓自己漂亮！」年過八十接受訪問時，一定塗上口紅，配上一頭雪白髮絲，優雅而知性，「我已經八十歲了，能好看到哪裡去，只是不希望出現張牙舞爪或神情憔悴的模樣，那不正坐實了一般人對獨居老人的刻板想像嗎？」那一刻，有著雪白捲髮的她，臉上卻是少女的神采。
齊邦媛的一生，就如巨流河，但她生前卻謙遜地說，「一生慶幸，見證了台灣孕育出當今華人世界最豐饒的文學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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