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博士的精采人生｜談《劉盛烈回憶錄》

（一）台灣首位理學博士

讀史可以鑑往知來，做為史部可讀性最高的傳記，更是具有指引人生的作用，《劉盛烈回憶錄──我與台大七十年》（註1）就是這樣一本值得一看的口述歷史。

傳主劉盛烈是台灣第一位理學博士，於一九一二年生於日據時代的台北南港，就讀南港公學校、台北二中（註2）、台南高等工業學校（註3），於一九三五年考入台北帝國大學（註4）化學科，畢業後留校作研究，日本投降的一九四五年，獲得理學博士學位，為台灣有史以來第一人。國民政府遷台，應聘為台大化學系副教授，歷經出洋、回國任教授，退休再任兼任教授、受贈名譽教授，其人生可以說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歲月，都在台大度過，是以此一回憶錄副題即為「我與台大七十年」。傳主在專業研究方面，由「有機化學」到「有機矽化學」，開風氣之先，合成新化合物三二七種，填補不少以往無機化學與有機化學兩大化學間的鴻溝，對於形成「汎化學大世界」的發展卓有貢獻。

劉盛烈博士幾與民國同壽，其回憶錄對於歷經的重要事件以及相關的人物，皆有所說明或評論，可視為近百年來台灣發展史的珍貴史料，誠如劉盛烈博士高足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所言，年輕人可以從中學到老一輩學人的治學風範，也可以藉此了解到百年來台灣的歷史發展，或者釐清心中關於「身分認同」的困惑。《劉盛烈回憶錄》之價值，由此可知。

（二）治學風範

劉盛烈先生授課十分用心，上過「普通化學」課程的李遠哲，有以下生動的描述：「他上課時除了授課的聲音外，課堂裏鴉雀無聲，大家都專心聽講；他也不容許學生在上課時交頭接耳，細聲交談。遇到這種情形，他會停下來瞄了瞄不用心聽課的同學，如果有人還不知趣，偶而也可以看到粉筆『飛彈』的警告。那是我最喜歡看到的景象，畢竟在大班上課時，真能像劉老師那樣讓大家靜心聽講的情形還真不多。」（註5）門生王泰澤也指出劉盛烈先生跟其他教授顯著不同之處：「他不抽煙，他教課不遲到不早退，課堂裏講課很用心，甚至有一位『外省』同學，曾經半開玩笑的說『化學系那裏請來了這麼一位講話我聽得懂的教授？』」（頁13）劉盛烈先生上課態度如此之認真，對於學問人品均佳的竹上四郎、野副鐵男、林茂生等教授也莫不讚譽有加，至於教課馬虎了事者，如教「有機化學」的佐久間教授，傳主認為他未能把有機化學的廣泛基礎傳授給學生，便很不客氣地批評他的授課可說是「雜亂無章」。

在科學研究方面，傳主劉盛烈先生最怕官僚心態，他認為「管」與「做」之間差別很大，「管」不會管出新東西，「做」才能做出新東西，偏偏辦公人員喜歡「管」，也只能「管」，以為研究室的職員也是在「管」東西；又警告說，假定有一天，連研究人員也辦起公來，按時上、下班，時間外一律不做實驗，我們科學研究壽終正寢的日子也就到了。以上想必是傳主有感而發。換言之，所謂的「科學中化」，絕不是科學書中文化而已，而是關乎制度、心態的問題。傳主累積多年之經驗，指出學術研究成功的要件是，必待出自「自動而積極的工作」，再加經費始可完成。可謂一針見血，極具價值，值得吾人細思反省。

關於有機矽的研究，當時既知的有機矽化合物約三萬種，傳主逐一個別作卡，分類整理，排成系統，以利需要時隨時可找出此卡片，作為研究時的參考、比較之用。傳主從事研究所下功夫之深，由此可見一斑。也難怪他終能繳出亮麗的成績單，得以享受如同僧佛得道之「理悅」與滿足感。

（三）心路轉折

傳主劉盛烈出生、成長於日據時代的台灣，對殖民政府的歧視、蠻橫、不公有著切身之痛，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傳主因為北京話講習班之事，被拘捕一百三十天，日本憲兵不解，何以傳主受到很好的教育，仍對日本如此不滿，他答道：「因為日本人對台灣人太不公平，社會上台灣人受差別待遇，受歧視，日本人處處壓迫台灣人。這樣的現狀等於不斷地告訴我：『你是和日本人不一樣的異族』，如有同胞愛及正義感的人，對這樣的現狀會滿意嗎？」（頁58）就跟絕大多數台灣人一樣，傳主夢想著漢民族復興，甚至於他投身科學，也是因為「民族復興」的需要，他說：「我下定決心，要充分地吸收科學知識，以備將來之需。有朝一日，真的實現了這個理想的話，一切由殖民地政策所帶來的傷害、痛苦都會消失，而可以做一個堂堂皇皇的一等國民。這樣夢繫祖國的想法不只是我一個人，台灣人的知識分子中很多都是懷抱這種想法的。」（頁55至56）「反抗日本，心向祖國」的他，曾自己單獨學習北京話，當來自北京的徐征到台北教普通話，二人成為好友，傳主的普通話也由於徐征的教導，得以矯正發音，說得準確、流利，還因此在終戰後被推薦到警備總司令部當臨時性通譯官，為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翻譯，對於未去過中國大陸的人來說，這樣的工作經驗是十分難得的。

及至台灣回歸「祖國」，不幸爆發二二八事件，身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一員，因開會期間正值長男出生，忙得不可開交，找別人代為出席會議，幸能逃過此一劫難。總之，日本投降後，台灣人反而傷心地發現：「台灣人把中國當『祖國』，可是『祖國』不把台灣人當『同胞』，台灣並沒有真正『光復』，只是去了一個日本舊總督安藤利吉大將，來了一個中國新總督陳儀上將，台灣人依然擺脫不了殖民統治的噩運！」（頁77）當然，如同《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台灣連翹》的台灣前輩作家吳濁流一樣，（註6）傳主劉盛烈的「祖國夢」再度因未能感受到同胞愛而破滅了，這樣的心路轉折以及身分認同的矛盾與掙扎，讓人心有戚戚焉。

到了二○○○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傳主身為台灣人，感觸良深，乃以八十九高齡投書報紙，發表了〈祖國，可否疼我一次？〉，說：「祖國，祖國，我愛你，你卻一次又一次，再三不愛我、傷害我，甚至不惜置我於死地。遠祖不如近祖，我想來台第一代祖先以下、歷代先人才是真正疼愛我的。在台二千三百萬人只有團結疼愛自己一條路。」（頁216）可以說代表了絕大多數台灣大眾的心聲。熱愛台灣鄉土的傳主，其耄耋之言、睿智之見，的確值得海峽對岸多加重視。

（四）人文精神及養生之道

傳主為台灣第一位理學博士，但難得的是，他也深具人文精神，令人敬佩。如傳主自台南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後，曾被他批評為授課不佳、人品可議的佐久間教授昇任校長，並且宣稱要實行強調技能的「秀才教育」，傳主不以為然，於是撰文於該校校友雜誌《龍舌蘭》發表，認為人品教育比秀才教育更重要，假如一個秀才將其優越能力，用於自私不公方面去的話，其對社會的危害比凡才所做的要厲害得太多。易言之，教育應以人品為先，人格既成，再促進秀才發揮其能力，始可給社會帶來幸福。此一重視人文精神的想法，獲得了另一位老師──林茂生先生的贊同；以今日的教學理論來說，即「情意」目標重於「認知」與「技能」目標，誠為「真知灼見」也。

劉盛烈先生認為，人生在世，長命最要緊，而他與民國同壽，養生亦有獨到之處，值得眾人效法學習。他練習空手術、鶴拳、太祖拳、楊家太極拳兩套、陳家老式太極拳多年，退休之後，雖有感於歲月不饒人，但人總還是可以作充分的努力，在省略易化小部分的情況下，他繼續鍛鍊身體，自覺身體有力，進退如意。當他七十五、六歲時還不滿足現況，購得雙節棍圖說、初級棍術等書，每日獨自學習，無師自練，興趣濃厚。他更不諱言老境：「人一老吃藥是必然的，也就是說每天都需要調節運動量，以求不超越合適極限，也不能缺少運動、甚至都不運動。」（頁191）又云：「嚴寒冬季應當少外出，多作保養，盛夏當往涼快處走動，春暖、秋涼時期，應當盡量出門活動。」（頁222）這些寶貴的養生心得，頗具參考價值。

除此之外，傳主還唱歌、彈琴，也和賢妻合吟日本和歌、俳句，藉以排遣倆老閑靜的時間，可謂伉儷情深、多才多藝。劉盛烈先生的一生，無疑是十分精采的，他頗為知足，謂：「人生幾何，如何一生，在此亂世時期能夠存活已是僥倖，又有何求？」（頁198）告訴讀者：「在此望百之年，夕陽無限好，管他有多長，眼前之每一秒鐘都是好時光，不是嗎？」（頁220）以及「我已經很滿足了，該盡力的都已經盡力了，我只希望自由民主的台灣能早日平等屹立於世界之上，其他我都沒有什麼遺憾了。淡水河的水靜靜的流，天邊夕陽的餘暉正映照著美麗的山河。明天。太陽又要從東方升起了！我很感恩，感謝上蒼！」（頁228）讀者受到傳主豁達的生活態度所感染，自然對明天也充滿著希望。

（五）結語

傳主口述其多采多姿的一生，自言此書亦是「近一世紀台灣社會面貌的一端」，其作史之企圖心由此可見。尤其可貴的是，傳主身為科學人，卻深具人文素養，本書確是科技與人文融合的極佳成果，讀者從中得悉傳主的治學風範、心路轉折，以及其養生之道等等，在在值得大聲喝采。

本回憶錄是所謂的「口述歷史」，非為傳主親自執筆，乃林忠勝君依據傳主劉盛烈博士自敘傳稿、眾多回憶性質文章，以及參考其他相關傳記、史料剪裁編著而成，為全書增添不少可讀性。唯一可以挑剔的是，人世間不太可能有十全十美的完人，綜觀《劉盛烈回憶錄》全書，沒有提到傳主一絲一毫的缺點，如此難免予人「虛美失真」之感。無論如何，各行各業的成功者若是都能跟劉盛烈博士一樣，退休之後，苦心留下精采人生的傳記，見證時代與社會，也為後來者提供效法學習的典範，增進人生的智慧，當為國人之福也。

【附註】

1、林忠勝編著《劉盛烈回憶錄──我與台大七十年》（台北市：前衛，二○○五年四月初版）。

2、即台北市成功中學前身。

3、即今之成功大學。

4、終戰後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

5、《劉盛烈回憶錄》，頁七。以下引自本書者，逕於文末加註出處頁碼，不另詳註。

6、吳濁流之自述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以及自傳《無花果》和《台灣連翹》皆鮮明表示，日本人與台灣人代表的不僅是民族的差異，而且是代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在台灣的台灣人受到日本人的歧視而慕戀祖國──中國大陸，詎料台灣「光復」後，原先的憧憬卻為之幻滅。是以陳嘉農〈為吳濁流「台灣連翹」出版而寫〉謂，台灣知識分子的內心，曾經存在著兩個中國：一個已經是死滅了的，另一個則從未誕生過。在現實裡，台灣知識分子所精心構築出來的中國並不存在。見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市：草根，一九九五年七月初版），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