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海湧》下篇-從台籍日本兵到台籍國軍，再到台籍解放軍，一生不斷改披戰袍的台籍老兵

這集來到《聽海湧》的下集，開始進入到審判的環節，審判的過程中依稀可見在盟軍以勝利者之姿所組成的遠東軍事法庭上，充滿了仇恨性的報復審判，不免讓人質疑這場審辦是否終究淪為「只屬於勝利者」的正義？而台籍戰俘監視員也因為語言的弱勢、認同的錯亂，以及日本辯方律師刻意的規避責任下，成了斷頭台上被獻祭的犧牲品.....

而台籍日本兵的命運多舛還不僅於此，緊接下來的國共內戰，又將這群人再此捲入了戰爭的機器，跟著國府去打國共內戰，有些不幸被共產黨俘虜之人，又改披戰袍成為了解放軍，為共產黨打韓戰、八二三炮戰，一生歷經三朝，不只是認同錯亂，也始終不知到底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而關於戰後對於台籍日本兵的補償，也在日本與國府雙方的政治與利益權衡之下，再次淪為犧牲品，只能說戰爭帶來的傷痛，是我們難以言喻的巨大惡夢，因此在文章的後半段，我們也會從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來探究在「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民粹主義」是如何透過煽動仇恨性，對內形成極權統治，對外發動侵略的本質，只能說仇恨一但被挑起，就是無限輪迴的連鎖反應，大時代動盪的背景下，人民的命運從來都不是自己的，因此由小而大的制止仇很的煽動，或許是我們能為那些犧牲於戰場上的靈魂，獻上最深遠的哀悼與反思。

只屬於戰勝者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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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審判的都是戰勝國？是審判還是戰爭的延續

二戰結束後，盟軍成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將罪行分為ABC三級。A級戰犯多為發動侵略戰爭的高層，如日本首相東條英機。而這些A級戰犯由11個國家在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進行審判，包括9個聯合國成員國，以及印度和菲律賓。28名戰犯被判刑，其中包括日本首相東條英機。至於BC級戰犯，則由亞太地區的7個同盟國自行立法審判，像英國、美國、法國、澳洲、菲律賓和中國，共在亞洲49個地點進行審判。由於婆羅洲的戰俘多為澳洲、英國和印尼籍，因此審判由澳洲軍事法庭負責。

但從最後的故事可以看出，這場審判其實是戰爭的延續。戰爭的殘酷引發了人們的報復心理，不僅法官和檢察官的澳軍如此，羅進福也因妻兒被殺而充滿仇恨進而出來指認新海志遠。而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來看，二戰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確實充滿爭議，尤其是對於一些輕微罪行，如打了一巴掌卻被判十多年，這顯然不符合比例原則。澳軍檢察官不停逼新海志遠供出更多人，表面上是想查明真相，實際上卻是不甘心僅有一人為那麼多澳軍的死亡負責，他甚至直言：「我要把最多人一起吊死！」更暴露了他的報復心態。

再者，審判的國家都是戰勝國，那麼這場所謂的「正義」是否只屬於「戰勝者」？許多台籍日本兵被判刑後表示：「我們知道自己應該承擔責任，因為日本確實對戰俘非常殘忍，當時作為皇軍，我們與日本捆綁在一起。但難道盟軍就沒有犯下戰爭罪嗎？美國在人口密集區投下原子彈，這難道不違反人道？美軍還在台灣大量投擲炸彈，炸得我們的總統府和許多地方體無完膚。為什麼戰勝國就沒有被追究？」

因此，很多人認為，既然要審判，應該讓中立國擔任法官，而不是同盟國，這樣才能避免讓人覺得這是報復行動。對於這樣的質疑，同盟國的回應則是：「在這次戰爭中，中立國沒有提供任何幫助」，因此他們無資格參與審判，由此更加坐實了這場審判無疑是戰爭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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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仇很的連鎖反應：你毀我一城，我毀你一池

只能說仇恨一旦被挑起，就會形成無限的連鎖反應。當年德國變成法西斯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在一戰戰敗後，被迫簽訂不平等的《凡爾賽條約》。條約要求德國支付高達8000億金馬克的賠款，還要割讓13%的國土，並將戰爭的責任全部推給德國。這不僅激起了德國的怨恨和仇視，也點燃了國內的民族主義和復仇情緒，最終民眾支持希特勒上台，整個國家陷入集體癲狂，導致了二戰的爆發。

當時很多人就預言，逼迫德國簽這樣的條約等於是在埋下未來的禍根，他們遲早會報復。然而，戰勝國法國卻不肯讓步，因為它也想洗刷普法戰爭的恥辱。當年，德國普魯士在普法戰爭中戰勝，強迫法國簽下《法蘭克福條約》，割讓土地，賠償50億法郎，甚至在巴黎凡爾賽宮為威廉一世加冕為德意志帝國皇帝，這對法國來說是赤裸裸的羞辱。所以，當法國逼德國簽《凡爾賽條約》時，認為這只不過是討回公道罷了。

這樣的仇恨一環扣一環，很難追溯到底時誰先開始的。你毀我一城，我毀你一池，最終陷入無休止的惡性循環。

更令人心痛的是，戰爭的仇恨甚至會波及無辜的孩子。像新海木德這樣，本是純潔的白紙，卻被染上戰爭的血腥。同樣的，日本的神風特攻隊也是如此。你去日本鹿兒島的「知覽特攻和平會館」，那裡曾是訓練神風特攻隊的基地。走進他們的寢室，你會看到床頭擺著玩具，這些玩具象徵著他們其實還是孩子，卻被迫捲入戰爭，犧牲自己的生命。許多台籍日本兵當時也是十幾歲的孩子，聽命行事，甚至不清楚戰爭的意義。像新海木德一樣，為了錢跟隨哥哥們參戰，卻不了解為何澳洲軍人如此仇視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被關押。他們只懂得服從長官的命令，國族認同的概念對他們來說根本模糊不清又無表遙遠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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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判台上失語的亞細亞孤兒：斷頭台上被獻祭的犧牲品

談到國族認同，澳洲當年對台灣人的仇視其實是非常諷刺的。因為在太平洋戰爭時，澳洲和台灣分別是英國和日本的殖民地，兩國的軍民都因母國政策的影響，分別加入了同盟國和軸心國的陣營。結果，我們無辜地捲入了本不屬於我們的戰爭與仇恨中。這也突顯出台灣人作為「亞細亞孤兒」的問題：作為殖民地的台灣，無奈地與日本捆綁在一起。戰爭時，我們被動員上戰場，被稱為「皇民」，然而，戰爭結束後，在盟軍眼裡，我們也是日本人的一部分，被一起送上審判台。但在審判時，日本人有替我們說話嗎？答案很顯然：沒有。

正如歷史和影集中所呈現的，日本辯方律師為了力保日本人，刻意拖推為：「台灣人生性殘暴，不可教化，殺戰俘純屬個人行為。」台籍戰俘監視員就在語言失勢的強況下被判了刑，而澳軍參雜報復性的心證，也讓判刑明顯不符合比例原則，許多人只是賞戰俘幾個巴掌，就換來十幾年的牢獄之災，因其他罪責被判死的也不在少數。

即使有些人是在長官的逼迫下被迫殺人，長官卻能全身而退。例如古晉第一分所的林水木、簡茂松、蔡新宗、周慶豐等人，在日本律師保持沉默、無法答辯的情況下，都被判了刑。之前提到的新海志願原型人物柯景星，也同樣被判刑。他曾在美里被命令處決所有戰俘，最初被判死刑，但由於長官杉田鶴雄承認「台灣監視員只是奉命行事，無責任」，柯景星才得以減刑至10年，實際服刑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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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連服刑都不公平！

在服刑期間，台灣人也遭受了極不公平的待遇。當時在婆羅洲的戰俘營被改成關押戰犯的集中營，台灣人經常被轉移監禁，從古晉、納閩、山打根到拉包爾，四處遷移。最後，除了被處決的戰犯外，其餘的BC級戰犯在1953年被統一移到日本東京的巢鴨監獄，由澳洲政府指定日方託管，形成「自己人關自己人」的局面，於是日本逐漸釋放所有日本籍戰犯，但卻唯獨卻繼續關押台籍戰犯。因為日本認為因應《舊金山和約》他們放棄對台灣、朝鮮等殖民地，因而台灣人已經不是「自己人」了。即使是聯合國托管，日本也只是代為繼續監禁台籍戰犯而已。

戰犯的母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對台籍戰犯的態度同樣冷漠。許多台籍日本兵服刑回到台灣後，仍然遭到特務的監視與騷擾。戰時，台灣人被認為與日本人是一夥的，回歸祖國後，政府對他們依然不信任，認為他們思想有問題，這使得這些人即便出獄，依然難以正常生活，不僅難以找到工作，連開小生意維生都不易，常被特務盯上，處境艱難。

一生三朝：從台籍日本兵到台籍國軍，再到台籍解放軍，一生不斷改披戰袍的台籍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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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完二戰還不夠？還要去打國共內戰？

而台籍日本兵的命運多舛還不僅於此，緊接下來的國共內戰，又將這群人再此捲入了戰爭的機器，當時在戰敗之後，身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前往接收海南島的台籍日本兵，而這一批台籍日本兵因為受日本訓練精良，被老蔣看中，強制留用收編，打算透由他們繼續去打國共內戰。

才剛結束戰爭，飽受戰爭之苦的台籍日本兵，當然不想接受這樣的請求，但卻慘遭國府以斷糧的方式反制，造成很多人因此餓死，而受不了的人就又投入了國共內戰，再次被不同的政權捲入戰爭。

而在台灣本土，隨著國共內戰的開始，國民黨在台灣也急需招募兵員，們開出優渥條件，並透過報紙宣傳和政治指導員的遊說，吸引了1萬5000名台籍青年加入國軍，其中不乏曾經當過日本兵和軍屬的人。戰後，因為經濟困難和嚴重的通貨膨脹，許多人為了生計而選擇加入軍隊，儘管他們並不想參加戰爭。然而，當他們真正入伍後，發現待遇與宣傳大相徑庭。曾在戰場上勇敢衝鋒的台籍日本兵梁啟祥就曾說，他一個月的薪水只夠買一斗米。

（2) 從日本兵變國軍，在被俘虜成解放軍

更慘的是，有些人在國共內戰中被共產黨俘虜，改披解放軍的戰袍，而隨著國共內戰結束，這些台籍日本兵又被派去打韓戰，有的甚至被送到大陸參加823砲戰，從福建攻打金門，最終使得這些台灣人不得不將槍口轉向自己的國家 - 台灣。

倘若他們有幸在共產中國活了下來，到了1966年，又面臨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被指控為「日本軍閥餘孽」或「國民黨特務」，遭到無情批鬥。

他們一生都被不同政權視為戰爭工具，「我到底為何而戰？」或許是他們一生中無數次無語問蒼天的叩問，更別遑論遙不可及的「認同歸屬」，大時代擠壓的力度下，他們只能在夾縫中擺盪生存，面臨槍口子不斷轉向的命運。

戰後賠償？竟然也沒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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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治的敏感，台籍日本兵的權益，多年來無人問津，直至1974年在印尼叢林躲藏近三十年的高砂義勇軍「中村輝夫」被人尋獲，當時日本接獲消息後，得知中村輝夫為台灣人後，態度轉為冷淡，日本政府將中村輝夫遣送回臺的處置，又思及更多臺籍日本兵的權益無人聞問，也就是因為這件事情，在台灣沉寂多年的「台籍日本兵」議題才開始重上檯面。

(1) 再次為政治犧牲的權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籍日本兵的薪水雖然一開始不錯，但從1944年8月起，日本就停止支付薪水，直到戰敗結束。戰後，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承認戰爭責任，並放棄對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主權。日本國會也開始處理戰後補償問題，為日本軍人制定了《恩給法》和《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等援護法》，以補償戰爭中的傷亡者及其遺族。這些法案保證了日本內地所有因戰爭傷亡的人及其家屬可以得到補償，甚至戰犯也不會留下前科，服刑期間也被視同服役時間，包含在退伍年資內。

然而，這些福利卻與台籍日本兵無緣。根據《舊金山和約》，戰後台籍日本兵失去日本國籍，因此無法享有這些補償權益。例如台籍日本兵簡茂松，他出獄後發現自己不僅喪失了日本國籍，連日本欠他的薪水也無法追回。他嘗試從軍郵局提取自己存下的1500日圓，但同樣無法取回。

造成這種情況，國民政府也難辭其咎。這個問題牽涉到《舊金山和約》和《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簡稱《中日和約》）。由於國民黨政權未被邀請參加《舊金山和約》的簽署，後來才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以處理雙方財產和債務問題。日本曾三次向中華民國政府提出交涉，希望處理戰後賠償問題，但國民政府從未積極回應。直到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中日和約》失效，這個問題也就更不了了之。

國民政府為何不處理這個問題呢？原因在於，這並非是單向的賠償，而是雙向的。日本政府欠台籍日本兵的賠償，但國民政府同樣也欠日本一些錢。因為日本撤退時過於倉促，許多日本人在台灣的財產來不及處理，這些財產不是被國民黨霸佔成為黨產，就是變成了私人財產。包括日本的國營企業和私人財產，以及精良的軍事裝備，這些都被國軍接收，用於國共內戰。因此，若要處理雙方的財產債務問題，結果很有可能是國民政府欠日方更多。

時任行政院長的連戰曾坦承：「日本要求雙方債權債務同時處理，然而我國的債務多於債權，因此我們對日本的要求採取婉拒態度。」簡單來說，國民政府不願處理這個問題，因為它知道自己從日本接收了大量財產，對台籍日本兵的補償則被忽視甚至出賣。補償問題的延宕，是兩個殖民政權共同造成的後果。

談到這裡，我並不是想替任何一方辯護或比較孰優孰劣。這種比較往往會被過度政治化，兩方都曾對台灣造成極大的傷害，也各自帶來了一些貢獻。無論是日本帶來的現代化建設，還是國民黨的十大建設或是經濟起飛，這些歷史過程中無需去比誰的功過更大。兩個殖民政權都對台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應該正視這些歷史的傷害與貢獻，而非一味爭論誰更「好」。

(2) 用一條人命換來的注視

賠償問題一直被拖延，直到1987年，日本才制定特別方案，給予戰死者遺屬和極重度傷者200萬日圓的慰問金，折合台幣大約44萬。然而，這個方案也存在限制——只有戰死者和極重度傷者的遺屬能夠獲得補償，其他受傷但傷勢未達重傷程度的人，則無法享有任何賠償。此外，當時懸而未決的還有被拖欠的薪資和軍事郵政存款，這些都屬於日本對台籍日本兵的「確定債務」。支援團體認為，賠償應考慮台灣經濟成長率、日本自衛隊薪資水平及物價變動，主張應將賠償金提高至1000至7000倍才合理。然而，日本政府直到1995年才決定將償還金額定為120倍，跟原本認定的7000倍差之千里。

因此，很多人最終領到的金額，折合台幣僅5至6萬塊而已。以簡茂松存放在軍郵局的1500日圓為例，按照120倍計算，兌換成台幣大約只有3萬9千元，這讓許多人感到不滿，甚至選擇不領取這筆賠償，繼續抗爭。

因此，台籍日本兵協會理事長許昭榮多次為此奔走請命，積極爭取補償金。許昭榮曾是台籍日本兵，後來又成為國軍，對這個議題極為關注。然而，即便到了陳水扁執政期間，這個問題仍未得到足夠重視。立法委員提出了相關法案，卻始終無法通過。許昭榮於是選擇在2008年5月20日，晚上六點半於高雄，於自己推動建設的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前自焚身亡，以此表達抗議。令人嘆息的是，直到他用生命抗議後，社會才開始真正重視這個問題。次年，才建立了「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這座館舍是唯一紀念台籍日本兵、台籍國軍、台籍共軍的地方。許昭榮的死，才讓台籍老兵的戰爭經歷、醫療待遇及榮辱遭遇有了更完整的記錄。

外國眼中的法西斯，難道就代表邪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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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邪惡與正義，也是成王敗寇論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台灣人在這場戰爭中的角色，的確是非常無奈的存在。但回顧當時的情況，會發現各方都充滿了無奈與矛盾。彼此推卸責任，大家都在說：「我們其實也不想打這場仗啊」，而日本方面則認為：「是你們先到處搶資源，我們只是不得不反抗。」這就像我一再強調的，這部劇除了探討「認同」外，核心其實是「復仇心態」。在戰爭中，仇恨會如連鎖反應般不斷擴散——一方開始，另一方報復，最終陷入無休止的循環。

如同我在前一集中提到的，二戰是一場法西斯與反法西斯的戰爭。從現代西方的觀點來看，這場戰爭被視為正義對抗邪惡。然而，從日本的角度來看，他們也覺得自己是被逼到無路可退。當時，西方列強四處殖民，經歷了一戰後，才開始倡導「反戰」理念，並建立由英法主導的國際聯盟，提倡以非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紛爭。然而，英法這些老牌殖民國仍然保有大量殖民地。對德、意、日等新興國家來說，這樣的秩序似乎只是維護既得利益，阻止其他國家擴張。

一位學者提出了有趣的比喻，形容這種情況就像電影《角頭》中的幫派老大。西方列強如同那些已經佔有大量地盤的老大，年輕時打遍天下，現在地盤穩固，打架也打得累了，因此逐漸變得溫和，有風範，不再充滿肅殺之氣。但對於那些剛剛壯大的年輕勢力來說，像日本這樣的新興國家，就像幫派中的小弟，正處於擴張階段，卻發現地盤早已被瓜分。當這些老大對年輕勢力說：「別這麼野心勃勃」，小弟們自然感到不滿。就像《角頭》中的麥可和仁哥一樣，仁哥始終有想拿下北城的野心，只是被貴董阻止，而麥可則更加野心勃勃。

日本當時是透過明治維新、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崛起成為世界強國，但當他們正準備擴張地盤時，卻被西方列強指責為侵略者，甚至被標籤為邪惡。顯然讓日本不服氣：「若你們真的這麼高尚、這麼善良，為什麼不把自己的殖民地釋放出來呢？」這情形就像要角頭老大讓出地盤一樣，他們也絕對不會同意。

因此，西方所代表的真的是「正義」嗎？就像我們不會說幫派老大們是善良的一樣。過去西方列強在殖民地的作為，難道就沒有殘暴嗎？

其實，我很喜歡他最後所說的那一段，因為它點出了「審判不僅是勝者的正義，連我們的歷史觀也往往建立在勝者的視角」。舉例來說，我之前故意提到的「偽汪精衛政權」和「偽滿洲國」，日本扶持的這些政權被冠上「偽」字，這個詞本身就體現了「成王敗寇」的邏輯。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認為自己才是正統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中國代表，不論背後的支持力量是誰。但在國際上來說並沒有絕對的正統，只是看誰獲得了更多的承認，而最後的成王敗寇才讓「偽」字在歷史上有了定奪。

(2) 歷史也不全然代表事實的全貌

關於史觀，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點看法。今天我們討論的「台籍日本兵」這個議題，事實上也是從我們的角度出發的觀點。台灣普遍的視角將台籍老兵視為受害者，而對其作為加害者的討論相對較少。然而，在紀錄片《由島至島》中，呈現的觀點就不太一樣，台灣人未必完全是無辜的受害者。

好多時候，歷史往往會淪為一種「相罵本」，每個人都在爭論自己的解讀。因為歷史與政治一樣，充滿了敏感性。政治會影響歷史的呈現，反過來，歷史的解讀也影響政治觀點。歷史的場景龐大，具有多種面向，因此，我們經常會看到兩岸人民就某段歷史爭論不休。你認為這段歷史顯示某某人是壞人，而我讀到的卻是另一種史料。

我們透過所讀到的「史料」，盡可能的拼湊出「史實」，而我們則透由史實建立屬於我們的「史觀」。因此，不同的史料來源會產生不同的史觀，因為無論我們掌握多少史料，最多只能說我們在盡力接近歷史的真相，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擁有了絕對的真相。就像我最近看《無罪推定》時，裡面的一位法官提到，他每一個判決都像是下筆千斤重，因為即使他看到了許多證據，仍無法完全掌握真實的全貌，他只能在接近真相的基礎上做出判決。

因此，我們往往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認為日本在戰爭中是極度邪惡的。但在最後一場戲中，日本也道出了他們的無奈，提出了他們的觀點。他們聲稱自己「不得不」參戰。然而，這種「迫不得已」到底有多麼真實呢？為什麼連當時戰事如日中天的德國，都不敢輕易對美國開戰，而日本卻敢偷襲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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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為什麼明知道打不贏美國還要打？

當年日本偷襲珍珠港時，消息傳回國內，民眾一片歡呼，認為日本必定能打得美國落花流水。然而，發動戰爭的日本首相兼陸軍大將東條英機卻躲在暗格裡崩潰大哭，不僅東條，連其他高層軍官和天皇裕仁也對戰爭抱有極度悲觀的態度，這與民間的狂熱形成了鮮明對比。

東條英機實際上只是個「接盤俠」。他的前任首相近衛文麿早已預見對美開戰勢在必行，便趕緊把這個燙手山芋交給東條，讓他來當戰爭的推動者。近衛文麿心想，既然東條是主戰派，那麼愛打就讓他來，等到戰敗後，也正好把他推上戰犯的位置。而官方高層之所以悲觀，是因為他們掌握了更多的資訊，早已知道日本不可能戰勝美國。然而，日本依然被逼上梁山，無法回頭，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日本此前習慣於打「有限戰」，例如在1937年發動的中日戰爭，原本日本以為中國會很快妥協，賠款求和，結果蔣介石依靠中國的地理優勢，與日本死磕到底，使日本深陷戰爭泥潭，越打越窮。有限戰爭適合小國，但當一個大國要與你對抗時，往往就是一場總體戰。因此，日本逐漸意識到，必須動員全國力量來進行全面戰爭，這也意味著需要國內民眾的全面配合，於是軍國主義開始在國內抬頭。

裕仁天皇在推動軍國主義的過程中，實際上有其個人的權力私心。透過軍國主義所強調的國家一致性，他可以更加有效地掌握權力。要實現舉國一致，第一步就是控制媒體，進行所謂的“大內宣”。事實上，當時的日本思想還是相當民主多元的，不僅有右翼激進勢力的聲音，也有許多左派意見。許多知識分子認為，日本作為小國，不應該學大國去搞侵略和領土擴張，反而應該專注發展經濟和貿易，讓國家富裕起來。但裕仁掌控了媒體後，左派的聲音迅速被噤聲，左翼報紙遭到關停，稍有異議的左派人物立即被批鬥。結果，全國上下只剩下一個聲音，就是軍國主義的聲音，人民的情緒也隨之逐漸瘋狂。

這種狂熱的氛圍蔓延到何種程度？自1931年918事變後，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建立了滿洲國。國際社會一致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為，儘管日本當時是國聯的常任理事國，但侵略行為顯然是錯誤的。國聯因此認定日本為侵略者，並拒絕承認滿洲國。這一決定傳回日本國內時，右翼勢力已經掌握政權，他們認為國聯是在欺壓日本，甚至有激進分子將自己的小拇指切下來，寄到國聯抗議。

當時日本在國聯的代表松岡洋右，本來認為留在國聯對日本有利，但也知道不可能同時保住國聯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和滿洲利益。然而，此時的日本已陷入集體瘋狂，對外政策必須強硬，否則就會被指責賣國。日本有“下克上”的傳統，許多官員因為被指不夠軍國主義或不夠激進而遭到刺殺，松岡最終不得不宣布日本退出國聯。國際社會感到震驚，認為日本在自我孤立，但國內卻視他為英雄，夾道歡迎他的歸來。然而，松岡私下卻感嘆這些人“腦子有病”，明明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挫敗，卻被誤以為是在捍衛國家利益。但他無法公開表達這些想法，因為當時的日本，唯一的聲音就是激進的軍國主義。最終，日本就這樣搭上了“失智列車”，一路狂奔向戰爭的深淵。

當時因為多種原因，日本與美國開戰幾乎已經無可避免。除了我之前提到的被困於中日戰爭，還有來自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尤其是美國對日本石油供應的斷絕，再加上德國對日本的擺道，這些都歸屬於日本開戰美國的「外部原因」。然而，這並非開戰的唯一原因，還有國內的「內部壓力」。當時的日本社會，充斥著喊打喊殺的集體癲狂，這也促使了戰爭的爆發。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日本走向戰爭，其實是官方與民間共同推動的結果，雙方互相抬轎的狂熱與錯誤判斷最終將國家引向了無可挽回的災難。

小心鬥爭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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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走向戰爭或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根源，往往是來自「仇恨」與「鬥爭性」的被煽動。以德國為例，希特勒的上台依賴了一戰帶來的仇恨，並在國內尋找替罪羊——猶太人，藉由種族主義的煽動來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希特勒鼓吹雅利安人是最優秀的種族，猶太人則該死，這種鬥爭性的宣傳為了是構築一個以仇恨為核心的「想像共同體」，也就是民族主義。

這種民族主義式的團結感，讓個體在追求所謂「民族最大利益」的過程中，放棄了差異性和多元意見的包容，最終發展為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也充滿了批鬥性，它批鬥菁英，指責政府未能傾聽人民，並拒絕接受多樣化的聲音。這種環境與當時的日本如出一轍，日本只有極右的聲音被允許存在，他們認為自己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其他意見的聲音都被視為異己。這就是民粹主義的危險，它是民主的產物，卻往往為法西斯政權的崛起鋪平道路。

二戰後的西歐民主發展，吸取了戰爭的教訓，尤其是在反對極權主義的背景下進行推動。為了防止極權再度崛起，民主制度引入了權力分立與制衡機制，這實際上表現出對人民的不信任，因為當初正是人民在法西斯主義合法上台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因此，戰後的民主原則選擇與人民保持一定距離，以防止歷史重演。然而，諷刺的是，這種距離反而為民粹主義的興起提供了機會。大眾若對這段歷史缺乏認識，往往會質疑民主為何未能切實照顧人民需求，這也讓民粹者能夠藉機煽動鬥爭性來吸引支持。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本來是立意良善，但後來卻被右翼份子濫用，演變成了以鬥爭性為基礎的民族主義，將西方列強視為敵人，煽動大東亞的團結，但日本卻自視為唯一的霸主，從民族主義滑向了種族主義。這種思想下，不同的聲音被噤聲，反對意見被批鬥，最終民粹與軍國主義密不可分。

因此，我們常將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民粹主義都視爲是差不多的東西，並對此產生畏懼，而它們的共通點就在於用「鬥爭性」來分化社會，批鬥異己，藉此鞏固政權。無論是共產黨崛起時批鬥國民黨，還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以批鬥來穩固權力，這些都是相同的邏輯：內部清除異己，煽動仇恨來強化內部團結，而外部則尋找敵人發動戰爭。

這些主義會讓人瘋狂地團結，甚至選出一個獨裁政權，原因正是來自於「仇恨」與「敵人」的建構。當沒有敵人可以鬥爭時，這種仇恨驅動的團結也隨之消失。

因此，我們不要認為法西斯主義離我們很遙遠，民粹主義其實在許多民主國家中也存在，並且具有一定的鬥爭性。在台灣，我們同樣能夠感受到這種鬥爭性，無論是對岸對我們的攻擊，還是我們國內政黨間的鬥爭，無論是戰統獨、戰藍綠，還是戰省籍，我們捫心自問，這幾年是否已經相當白熱化？

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公眾的思想愈發極端。我們經常呼籲和平，強調要警惕政治人物的操弄。但台灣也的確在政黨操作下出現了類似的鬥爭性，如果掌握媒體的話，這情況將更容易造成官方與民間的集體瘋狂。官方本意只是想透過宣傳增強政治權力，卻可能在過度洗腦的情況下無法自拔。因此，我們必須特別留意仇恨與鬥爭性，因為一不小心就會被煽動，畢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每當我談到歷史的後期，往往會以這樣的結尾來勸世，但無論我閱讀的史料是什麼，或是我傳達的歷史觀如何，我始終真心希望能夠減少我們彼此之間的對立。認識歷史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爭鬥，無論是對於日本還是國民政府的指責與批鬥，都非我所想。

對於現在的承平，我們只有用力珍惜

一直以來，關於台籍日本兵的故事，因為政治的敏感、時代的沖刷，好長一段時間裡被噤聲在老一代的記憶中，這次《聽海湧》用了五集的故事，帶我們認識那個複雜的過去，雖然直至今日「認同」的課題，依然困擾著我們，但是透過一次次對歷史的直視、對戰爭的反思，有意識的認識這一片滋養自己的土壤，即使它充滿的時代的無奈與哀愁，但踏過荊棘的血路，我相信我們最終仍會走出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

對於現在的承平，我們只有用力珍惜，而由小而大的制止仇很的煽動，或許是我們能為那些犧牲於戰場上的靈魂，獻上最深遠的哀悼與反思，一首反戰的止戰之殤，現在就讓我們從認識戰爭開始，一起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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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62《聽海湧》下集：不只幫日本打二戰，還幫國府打國共內戰，被解放軍俘虜還被派去打韓戰，一生三朝的台籍老兵，不只認同錯亂，還遇到復仇的審判！一生到底為誰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