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聽說維生先生走了，我一滴淚也沒流。心情平靜得近乎冷血。知道他年來進出醫院多回，證道回天等同擺脫電子體的折磨，不啻好事一樁。老人家遺願「灰灑」台灣海峽，從淡水出海的船隻僅容為數二、三十的至親隨行，我當然沒能跟上，那也不構成我的遺憾。我早在半年前就依校曆訂好機票，先生海葬當天，我按原計劃飛往北京，迎戰將屆的博士論文預答辯。
異域求學的生活於我一直都像兼程趕路，肩扛著一連串的慌亂與忙碌，因此《教訊》總編敏書同奮找我撰文追思，傳委會的光武同奮要我擬誄辭的時候，我的腦袋都只有一片空白，當下便拒絕了。直到論文正式答辯順利結束，學位已然在握，終點在望的時刻，我終於不再忙茫盲的心思竟然浮起一個清晰無比的影像，那是十年前就開始推著我走向北大的維生先生。
二
和維生先生的關係可以說是不打不相識。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90年正宗靜坐班坤修三的課堂。當時靜坐班已經進入尾聲，師尊囑他前來親和講演。知道這位溫文儒雅的李教授是師尊的長公子，對他不免多所期待。可一上了講臺，他便大喇喇地說自己「信睡覺」。彼時我只是混在大群同奮中等著誦完四十萬聲皇誥就要走人的少婦，所謂信仰，所謂奮鬥，其實都還遠在天邊，然而聽到有人膽敢在宗教殿堂宣稱自己信睡覺，仍然情不自禁地皺起眉頭。
第二次近距離與他接觸，已是1995年，師尊證道回天之後，他以代首席的身分在天極行宮與有意閉關的同奮面談。我之於他，當然只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年輕同奮，他對我的認識全來自手邊報名表上的身家資料。「妳要來閉關？兩個小孩都還這麼小！」那是實情。可大家都說女人心眼小，我自己就是典型的例子。因為先前的印象欠佳，哪管他是什麼代首席，當下就老實不客氣地回嗆：「孩子再怎麼大，在父母眼中永遠都是小孩。」他當下無語，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二話不說，就在申請表上簽字同意。
我開始對這位嗓門特大的先生有好感，還拜五期高教班之賜。坐在臺下聽他講道，在起早睡晚的閉關期間是一大樂事，因為睡眠嚴重不足而昏沈的大腦可以立刻感受醍醐灌頂之妙。每天清晨在清虛妙境外打掃，不時的偶遇，聽他中氣十足地道一聲「早」，或者在修道週記上與他對話，看他以一手龍飛鳳舞的字跡回應的批答，在在變成莫大的愉悅。閉關後期，二弟意外在台東身亡，我在大同堂外放下電話，悲痛得不知所措。照例進行晚間巡視的先生適時出現，帶著一臉關切，兩句對答甫過，立刻要我出關返家。
先生從此變成了我的良師與至親。這個關係一直維持到我當他助教那幾年。他正式坐上天帝教最高領導的大位之後，正宗靜坐班的課不再只是偶而為之的點綴，而是擔綱挑梁。他習慣上課前在首席辦公室略述講授大綱，有時還會貼心地附上載記綱目的便條紙。通常我只是靜靜聆聽，點頭，然後退出，在天人大會堂的臺階旁靜候。教歌唱完，學員依舊肅立，等著他站上講臺後行禮。先生會從我跟前走過，微笑，頷首，通常也不會忘記補上一句：「辛苦了！」我的回應通常也只是微笑，點頭，但是內心有說不出的歡喜。有一次課前正巧遇上他不知為了什麼臨時上光殿，匆匆披上道袍，我見道袍穿得不甚平整，作媽媽的習性讓我很自然地就伸出手去幫他理了理，他從頭到尾不發一語，眉角嘴角卻是掩不住的笑意，像煞享受母親疼愛的孩子。
先生至情至性的一面的確像個天真的孩子，更多時候，他其實更像一個滿腹經綸的學者。先生在五期高教班講授的華山學術圈曾經讓我崇拜至極，搖身一變成為他死忠的粉絲；可恰恰也是學術，讓我與他漸行漸遠。
三
因為人道因素離開助教工作之後，那種莫逆於心的互動少了，我所看見的先生，逐漸還原成學術色彩濃厚的人間學者。直白如我，既然如鯁在喉，便慨然寫成一封諫書上奏。他沒有隻字回應，可日後卻有天人訓練團的資深同奮告訴我，先生在許多會議上都主動提起，「敏警批評我太重學術」。
我的批評他放在心裡，也許有些許遺憾？那之前我寫過一篇以他為主角的長篇文章，聽說先生讀了之後搖頭大嘆：「我跟她不熟，她怎麼這麼了解我？」被他視為忘年知己的弟子居然沒能了解他推動學術的用心，也許有點遺憾，可並沒有撼動他繼續推動學術的決心。2005年秋天，先生得知我留職停薪兩年，立刻徵召我隨他到美國弘教。那年同行的，還有準備接下天人研究學院院長職務的敏憲博士。我在洛杉磯掌院首席辦公室外，隔著敞開的大門，第一次聽見先生與未來的院長研商帝教道學人才的培育計劃。
第二年春天，道學研究所在鐳力阿開辦。同一年秋天，與北京大學哲學系合作的短期研修班成立，一群道學所的同奮浩浩蕩蕩轉往北京求學。這個兩岸合作的案子雖然是先生長期奔走的產物，在教內搞得沸沸揚揚，勉強辦了兩三屆就後繼無力了。我兩年研修結束，通過大陸同等學力考試，再由哲學系指派李中華老師指導論文寫作，歷經漫長的四年，終於取得北大的碩士學位。系裡的冀建中老師曾經在她的研究室拿出我的成績單：「這是我們研修班成立以來最漂亮的成績單。」我實在不好意思跟她坦白，那其實也是我這輩子最漂亮的成績單，即使當年就讀台師大時有畢業分發的壓力，我也沒這麼拚命過。因為知道先生告訴北大，「來的都是我們天帝教的菁英」。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什麼菁英，「帝教菁英」這個頭銜，老讓我覺得自己像個冒牌貨，只好拚命努力，免得丟了天帝教的臉，也損了先生的顏面。
那次會面的最後，冀老師說了一句，既像獨白，又像跟維生先生交代：「我們兩方的合作也算修成正果了！」
我知道她的兩方意謂著什麼。其中一方當然是北大哲學系，另一方，要說天帝教也行，如果換成維生先生，顯然更貼切。兩岸來來回回四年取得的學位，我只當是對先生有了交代。2010年七月，我在美國洛杉磯掌院幫忙靜心靜坐班上課，突然想到當天是北大研究生的畢業典禮，便笑著對臺下一大群對天帝教依然陌生的社會人士說：「今天是我畢業典禮的大日子。放著畢業典禮不去，大老遠跑來這裡，你們就知道我有多麼愛這個宗教了。」這話其實不太老實。我愛天帝教是真，但放棄畢業典禮根本不必什麼天人交戰。我的心態從頭到尾就只是一個小兵，大帥派我到前方盜寶，我就乖乖地去；寶貝一旦拿回來交給大帥，任務完了，小兵不就沒事了？
四
那終究只是我這個小兵的想法。北大的碩士學位在先生的戰略布署中其實只是釣餌，他真正著意的目標是更響亮更有力的博士。
2011年，我從北大博士班考場返台後，雖然還沒正式放榜，但從典試委員的談話內容，已經預知錄取有望，立刻興沖沖跑去找校長，準備請假當全職的博士生。不想校長一盆冷水當頭潑來，「黃老師，公教人員不可以到大陸進修。」「可北大學位不是教育部認可的？」認可是一回事，公教人員帶職進修又是一回事，只有我這頭笨牛才會以為兩者是同一回事。人情練達的校長以為我懷疑他，很快拿起電話，「不是我為難妳，我馬上請人事室拿法令上來。」
既然這邊法令如此，我還有什麼話說？北大那邊的學籍又只准保留一年，而且還得帶病或懷孕。這回我也沒什麼天人交戰，只是覺得有義務把戰況回報給將軍。電話那頭，先生聽到我用漫不在乎的口氣敘述因為請假不成，準備放棄錄取資格，立時暴跳如雷。再聽到我根本不想為保留學籍付出任何努力，也不想為此辭職，從容「就義」，更是怒不可抑。他原本嗓門就大，受了刺激之後聲量更是驚人。這頭牛好不容易才牽到河邊，居然不肯過河？氣急敗壞的先生力竭聲嘶地大吼：「妳就想一輩子當一個中學老師？」
教書是我今生最大的志業，我把「老師」二個字看得無比神聖，當一輩子中學老師又怎樣？我當下氣得一聲不響。沒想到老先生馬上打來更厲害的第二拳，「難道光關養不起妳？」嘿嘿嘿，這下可就踩到我的地雷了。扮演坤道我的確非常傳統，一旦牽涉到用錢，我可是經濟獨立的現代女性。
我這廂氣得七竅生煙，那廂先生兀自炮火隆隆，不啻火上加油。我忍著滿腔怒火聽完先生連串炮轟之後掛掉電話，幾乎打定主意把他列為拒絕往來戶。
如今想來，和先生的關係與其說是像一般師生，無寧更接近父女。學生看老師不順眼，還有餘裕維持表面的禮數，彼此客客氣氣。換作女兒對老父不滿，客套就免了，賭氣不說話是自然不過的反應。只不過父女賭氣，願意先低頭讓步的總是老父。
我不想再搭理先生，先生可沒打算不理我。其間透過同奮傳話，不斷要我去試探北大保留學籍的可能。我心裡直犯嘀咕，規定就是規定，幹嘛這樣？可傳話不斷，先生既然不肯死心，我最後還是勉強打了一通電話到北大，就當交差了事。其後兩年，我心裡有一部分繼續在跟他嘔氣，可同時還有一部分在慢慢與他和解。天道人道的經歷，都讓我對中華文化懷有深重的使命感，真要取得中華文化的發言權，北大博士雖然只是虛名，但借假可以修真，「虛」名也許可以「實」用。
最後一次見到維生先生，已經是2013年的八月。天人文化院為基本經典修校舉行的迷你型會議，先生出面主持，明顯消瘦的身軀，看得我心下不忍。會議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結束後他顫危危地站起身來，臉上仍然綻開歡喜的笑容，「今天的會議很愉快！」我目送著他離開會場，儘管當時我已經離開教職，重新考進北大，準備月底就要離台，可還是覺得讓老人家休息比較好，就不去打擾他了吧。
沒想到這一別就是永別。
五
北大博士班的前兩年一直都是兵荒馬亂，我四處求索，幾乎是上天入地，偏就是無法確定研究主題。這兩年當中，我只給先生打過一次電話，還是因為他託人交辦任務，要我草擬〈師母尊贊〉的草稿，我在書面回覆工作成果之後透過越洋電話補上簡短的口頭說明。博三上，我終於確定論文將聚焦於《尚書》的天人關係，在系裡順利開題之後從北京打國際電話給他。秘書接的手機，說先生剛從鐳力阿離開，正在回台北的車上，要我就著開了擴音的手機報告。對著機器講話對我一向是大挑戰，即使明知先生就在後座，可以即時聽見我的說話內容，我還是結結巴巴，先生，我剛結束開題，寫了什麼題目。而後就不知所措，只好鄭重告別，「您放心，我一定努力寫，一定不讓您老人家丟臉！」
那是我打給先生的最後一通電話，時在15年的孟冬。年底我帶著書寫中的論文草稿返鄉，聽說先生情況很不好，電話打到先生府上，接聽的女士說先生剛出院，只想好好休息。爾後不久，先生證道回天。
六
先生證道回天，我一滴眼淚也沒掉。其後有很長的時間，我好像也沒怎麼想他。直到先生證道週年前夕，光中樞機來電，要我在紀念會上致詞追思。電話掛斷，先生的音容笑貌突然現前，剎那之間，過往二十多年與老人家接觸的許多畫面宛如走馬燈一一閃過。我欠先生的淚水終於流了下來。
我終於知道，自己在北大埋頭趕路，不只是為了家中年已八旬的老父；也終於知道，先生這一路為我傾注了多少心血。
七
相較於前兩年為了搜索主題的上窮碧落下黃泉，第三年的論文寫作有一種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暢快。一旦進到《尚書》的古世界，等同開啟帝教《道統衍流》的大門；書中上帝的面貌與師尊的描述全然一致，對天道如何指導人道運作，原則與天帝教教義更有雷同之處。我終於恍然，先前的苦苦追索只是為了讓我走到這一步。《尚書》的研究不僅是通往人道學術的進路，更是攀登帝教天人實學高峰的基礎。我埋首振筆直書，在不同於前人解讀的書寫中，充滿不時遇見舊識的喜悅。古典的聖王，正是《道統衍流》的教主，悲天憫人，仁民愛物的襟抱，反映的在在是心懷天下蒼生的上帝真道。
難怪師尊一再強調，上帝真道即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即上帝真道。如此敘述我不知聽過幾回，爛熟得宛如政令宣導；可真正入心，真正嘗到滋味，卻是在《尚書》的研究書寫之後。
博士論文並無一字提到「天帝教」，天帝教的教義卻無處不在。搭著天帝教教化的順風船，船行飛快。15年10月開題，16年2月回到北京，我揣在懷中的，是一部將近二十萬字的初稿，與申請提前畢業的腹案。其間幾度刪修增補，直到五月正式答辯，我才終於徹悟，先生為了我甘願一輩子當中學老師而大發雷霆的根由是什麼。
論文答辯結束，答辯委員之一的李中華老師定定地看著我，眼中有嘉許：「你們台灣的『中學老師』水平比我們大陸的高得多啊！」繳出的論文在水準之上，倒不是我自吹自擂，匿名評審的評價的確如此，答辯時通常不假辭色的中華老師願意捧出這般評論，已經算是莫大的肯定，但我還是聽出了弦外之音。「中學老師」這身分，當然可以在課堂發揮一定的影響力，可論及中華文化的話語權，除非是天假奇緣，中學老師肯定沾不上邊。
答辯之後，正式提交學校存檔之前，我把論文翻開，供在宿舍的天人親和卷軸前面，而後上香祈祝。案上一直都擺著師尊的相片，相片的背後就是先生的字。我曾經對先生保證，論文一定不讓他丟臉，以實際成果來看，先生應該會覺得面上有光。日後論文有幸出版，當然就順理成章地題獻給先生。可這同時我還聯想起另一幕。2005年隨他到美國弘教時，我在西雅圖教院剛上完課，他已經從隔音極差的二樓大笑著走下來，意氣洋洋，「我給你們找來的講師很好吧？」語畢對著學員又是一串朗聲大笑。先生如果仍在人間，在答辯現場親眼目睹子弟兵雄辯滔滔，引得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答辯委員鄭萬耕老師笑嘆，「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不知會有多麼得意……
八
我從助教轉作講師後幾年，有一年到鐳力阿跟先生拜年，他看著我，嘴角輕輕地揚起，只說了四個字，「饅頭熟了」。不知是因為那時他已經開始與北京頻繁接觸還是什麼，他的「熟」是北京式的發音「孰」。我愣了一下，後來才弄清他說的是「饅頭熟了」。
饅頭熟了，是五期高教班就聽來的典故，裡頭有他少年時代的舊憶，也有他飽經滄桑的人生哲學。年少隨著師尊潛隱華山，最喜歡看山上的老道蒸饅頭。饅頭在蒸熟的過程會逐漸變大變胖，然而外形最為飽滿的當口，並不代表饅頭已經可以入口，還得稍待，等饅頭稍微內斂一些之後，才是真正的熟透。那約莫是十幾年前的舊事了，與其說先生的評價是針對當下，不如說是他對於往後十年或二十年的預見，更為準確的說法，其實只是他殷殷的期待。
九
牛牽到北京還是牛。我這頭笨牛到北京轉了三年，終究也還是一頭笨牛。可北大睥睨全亞洲高校的圖書館畢竟水草豐盈，在裡頭默默啃了三年草之後，要說肚子裡沒長出半點東西，那真是太冤枉了。「饅頭熟了」這個評註放到今天，可能不會讓我像先前那般慚愧得無地自容，可真要認真思索，饅頭熟了是誰的功勞？是誰有先見之明，在原本平凡不過的麵粉放進酵母，再大力搓揉，放進蒸籠之後還得辛辛苦苦地搧風點火，等待麵糰熟透？
正是維生先生。
如今想來，年少氣盛，批評他太重學術實在太過孟浪。我之所以看進他在學術的全力衝刺，只是因為自己老早被他鎖定在學術這個領域。他真的只重學術嗎？未必。他的戰略眼光有如《奮鬥真經》的「壘望絕觀」，站在制高點上形成的寬闊視野遠大於我這個習於匍匐泥地的小兵。我相信他苦心蒸出的饅頭不只我一個，更不只學術這一籠。各人身上擁有多少先生揉進的酵母，有多少先生用心培養的火候，又受到先生多少深情的凝視，應該心知肚明，並且為此深深感恩，而後繼其志，述其事，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勠力耕耘。日後有幸與先生在天上重逢，相信先生會頷首含笑，無比欣慰地說：饅頭果然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