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之人》(A Fortunate Man)是當代藝術評論大師約翰伯格(John Berger)一部特別的紀實作品。
他和攝影名家尚摩爾(Jean Mohr)合作,貼身跟隨英國鄉村醫師薩梭(John Sassall)六週,住進他的家中、坐在他的診間、一起穿梭往來田野農舍,深度描寫其工作、生活與思索。
這是見證醫療現場的傑作,亦在反思醫者的角色和「療癒」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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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或許會納悶,「藝術」評論大師,為何寫「醫療」?他如何去「評論」一翻兩瞪眼、對症下藥的規範化流程?他能藉此達成「引發思考、情感共鳴或挑戰觀眾觀點」的藝術功能嗎?
伯格和摩爾首先透過文字和圖像,合力呈現出薩梭的行醫場景——英格蘭格洛斯特郡迪恩森林(the Forest of Dean),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源都相當貧乏的鄉下地區。
樵夫不慎被倒下的大樹壓住,「臉濕漉蒼白如濃霧」。薩梭開車趕赴現場,「拇指死按著喇叭⋯⋯想讓壓在樹下的人聽見,知道醫生就快到了」。「那條壓碎的腿,像遭到路殺的狗。」但薩梭就像狂風暴雨中的掌舵者,明快地打嗎啡,輸血,上夾板,同時解釋自己的動作,讓大家放心。
「隨著嗎啡生效,受傷男子的臉龐逐漸鬆弛,閉上雙眼。那時的感覺,就好像他得到的解脫如此強烈,乃至其他人也跟著解脫。」
雖然功能相似,但開頭的個案敘事並不像傳統的「醫學臨床案例報告」,反而像是透過藝術方式呈現的真實「剪影」,讓遠道而來的讀者逐步靠近「森林人」的生活,揭開如詩風景的面紗,正視驚心動魄的「掙扎、成功與變故」。
彎下腰就喘得快站不起來的年輕媽媽,並沒有心臟問題,但也不能繼續住在破洞漏風的廢棄村屋裡度過冬天。她需要社會住宅,需要從無盡的家務勞動中緩口氣,還需要人聆聽她對過往羅曼蒂克的緬懷⋯⋯
誤以為自己懷孕的女孩,沮喪地在診間哭泣;她的症狀是喉嚨痛,但她除了需要臥床休息,還需要一點時間去找適合的職訓方案,換一份新的秘書工作⋯⋯
伯格說,薩梭提供森林人「療癒」(healing),而不只是「治癒」(curing)。我認為兩者的差別在於:
「治癒意味著『消除疾病的所有症狀』,而療癒是讓病人『成為完整的自己』。」
要讓病人「成為完整的自己」,薩梭得「吸收所有相關事實」——「除了身體的,還有情緒的、歷史的和環境的」。
此外,薩梭還得處理「幾乎所有病人都面臨的情緒壓力」。他平等地正視、接受並認可這群在生理、心理、知識、財富、醫病互動層面上,都處於劣勢而衰弱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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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之人》出版於1967年,但伯格所探討的主題以及他萃取出的洞見,直到今日仍然適用,歷久彌新。
政府與學界總說我們需要「全人醫療」,以病「人」為中心,提供生理、心理、社會及經濟層面的支持,整合預防、保健、以及醫療⋯⋯但落實顯然非常困難,困難得使1967年提出的問題,至今仍然是問題。
「病例的數量太多,(因此)並不鼓勵醫生對任何個別病患產生自我認同。」醫療服務論量計酬,大多數醫師自然須採「薄利多銷」的看診模式。這是顯而易見的。
畢竟「我們現在的社會⋯⋯醫生提供的服務若超出販賣醫療,無論是直接販賣給病患或透過政府服務單位的介入,只要超過那個程度,都是無法評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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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伯格之所以為伯格,是因為他更深刻地觀察並分析指出,醫師之所以使用「一種技術性的、無情緒的第二語言」,披上科學化、專業化外衣來保護自己,還有其他原因。
「每個星期要去面對其他人的極端苦楚五到六次,要去試著理解並希望能克服,這會帶來怎樣的效應呢?我講的並非身體上的苦楚,因為那通常可在幾分鐘內紓解。我講的是垂死、失落、恐懼、孤寂、嚴重失控、感覺無用的苦楚。」
近來AI浪潮席捲各行各業,大家發覺,不只是打字、歸檔、整理這些事務性工作可由電腦代勞,法官和醫師所操持的生殺大權,本質上好像也不是非人腦處理不可。
如果醫師只是針對特定症狀,尋找匹配病症,遵循一連串「是非題」流程圖指出答案,那麼「說不定用電腦診斷,會比醫生更好更快」。
「但是餵進電腦裡的事實,終究還是得來自於(醫生)對病患這個人的親密肯認(recognition)。」我想,這是AI電腦不可代勞的、醫學療癒的藝術。
伯格筆下的薩梭,仍帶著原始部落巫醫的光影。他雖是在照顧那些『真真切切感到苦痛』之人,但並不僅止「將病患簡化成(他的)身體對醫生的仰賴程度」;他選擇一條痛苦而真實、較少人跡的道路,見證病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以近乎盲信的虔誠去肯認眼前活生生的人類手足。
薩梭誠實面對自我,從「對症下藥」以外的位置去評判自我,終而能「相信自身的工作就是自身的存在價值」。
緣此,薩梭是個幸運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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