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圖書館演講心得分享：廖鴻基、房慧真、蘇偉貞

這場演講於2024年11月03日舉辦，地點是屏東縣立圖書館總館，共請來三位老師演講分享，分別是廖鴻基老師、房慧真老師、蘇偉貞老師。

由於不能錄音錄影，只能看拍下的投影片回想演講內容，所以現在才完成這篇心得分享，希望閱讀的人，都能有點收穫🙏

需要比較強調的，是房慧真老師的部分，由於講的是Me Too事件，或許會有些令人不適的感覺，請斟酌閱讀。

廖鴻基：師從大海的漂浪人生

廖鴻基老師在演講的開頭，說了自己為什麼開始書寫大海。

他年輕時很常在海邊流浪，其實也不知道要做些什麼，高中畢業也沒往上讀，對於讀書沒興趣，也讀不下去。

直到有天傍晚，他走在海邊時，風雨欲來、烏雲密布，彷彿末世降臨的景象橫在他面前。忽然，眼前那片湧滾的烏雲裂出縫隙，一束斜光從低空雲縫中照射下來，圈照在海面上，他抬頭看見光圈罩住的海面，魚鰭密密徘徊。

那畫面，彷彿一種天啟，教他走向了與海、與魚有關的漂浪人生。

廖老師認為，所有的生命都深受環境影響，接觸到什麼樣的環境，會養成不一樣的人，而他住在花蓮，從小就與海很親近。

身為後山花蓮的孩子，他小時候常常想，山稜線後面是哪裡？海平線後頭又是哪裡？海岸線的腳步終點？

於是他年輕時，很喜歡去登山，探尋山稜線後面的世界；三十歲以後，他開始航海，探索海平線後頭是哪裡。

但是，無論船怎麼開，海平線永遠都在那，是觸碰不到的，所以對海的探索，也永遠不會停止。

廖老師還在投影片上寫：「山看多了想登山，海看多了想航海，雲看多了想流浪。」

於是他登山，也航海，一直到處流浪。

他不喜歡讀小書(紙本書)，但很喜歡閱讀大書，因為山川河海組成的大自然叫做「大書」，那是一種用五感來閱讀的書，能有更深刻的體悟和理解。

但他為了海洋，開始將自己閱讀大書後的一切，寫成小書來推廣，讓更多人認識海洋。

畢竟我們是海島國家，人民卻對海不認識，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他說，海邊雖是腳步終點，卻是無窮希望的起點。

我想……沒有在海上航行過，不會知道天地有多遼闊吧？我想起以前搭郵輪去日本玩，那麼巨大的郵輪，在一望無際的海洋上，也顯得很渺小，偶爾來個大浪，也會感覺到搖晃。

站在甲板上張望四周，目所能及都是深藍色的波濤，很開闊，也很孤寂，那是出過海才能有過的感覺。

廖鴻基老師在三十歲那年，搭上了鏢船出海獵魚，這種船出去獵的是旗魚，是食物鏈的高層，游速非常快，脾氣又暴躁！

抓旗魚的季節，在中秋節之後，寒冷的東北季風吹起時。

這樣的鏢魚方式，已經快要失傳了，小小的一艘船，細長突出的船頭站著鏢手，是負責攻擊的人；稍微後面點站著二手，也要一起觀察狀況，向舵手轉達需要的方向與速度；舵手負責開船。

鏢手發現目標後，要用手勢讓二手知道，二手會將指令傳給舵手。當鏢手攻擊之後，必須瞄準頭或尾巴，這樣的經濟價值才高。

但是，旗魚非常兇猛，有時候被槍刺中了，還會回過頭來衝撞攻擊，有可能一槍刺死鏢手，或者刺穿漁船！

一般的魚被捕獵，都會很快地被拖上船上來時一直掙扎，血灑滿船。

旗魚從不輕易投降，會掙扎、反抗甚至攻擊漁船，直至筋疲力竭願意投降時，會讓自己瘋狂往下沉，沉到無法承受的海洋深處，讓海洋壓力擠壓死自己。

廖老師有放一張照片，是拖上來的旗魚，嘴巴外面掛一條紅色的條狀物，那是旗魚的胃，因為海底深處的壓力，讓牠們都會把胃吐出來，拉上船時乾乾淨淨的沒有一滴血，血都留在故鄉，滋養了裡面的微小生物。

如今，台灣能夠這樣捕獵到旗魚的鏢手，已經幾乎沒有了，因為他們要站在鏢台，四周圍都沒有能防止掉落的安全設施，每次捕魚都是用命拚搏，所以這已經是快要失傳的文化了。

跟著出海捕魚的經驗，讓廖鴻基老師寫出了第一本長篇小說《最後的海上獵人》，在此小說之前他寫散文紀錄為主。

他說，在下海捕魚後不久，就覺得自己上輩子應該是一條魚，下輩子也會是一條魚，所以這輩子有責任為魚、為漁寫一些文章。

他給我們看一首他寫的詩：

〈春魚〉

春魚來到沿海

紛紛披上一身堅穩漣漪

上橫是鰹

下擺是鰆

老師給我們看的圖片，鰹是巴鰹，鰆是齒鰆，都在春天會到來，他說這必須是親身去捕魚過的人，才能學會的知識，每個季節會有什麼魚，看見某種魚就知道是什麼季節了。

然後廖老師問大家，相不相信能做夢，夢到要寫作的內容？

他寫了一本叫《魚夢魚》的短篇小說集，從決定要寫的時候，開始連續五十二天，每晚都做夢，夢到不一樣的魚，就這樣夢了五十二天，每天記錄起來，寫一千多字的文章，完成這本短篇小說集。

接著，他開始介紹自己和人一起完成的一些計畫——

2003年的海上看台灣，一項繞島計畫，拍了許多珍貴的照片，像當初的荷蘭人看福爾摩沙那般的看台灣，最後寫成2005年出版的《台灣島巡禮》。

還有在海上划獨木舟，當手中的槳不再只是為了前進，這些體悟寫成《划向大海 找到自己》。

2016年的黑潮101漂流計劃，由南往北漂，300多公里用了100鐘頭就漂完，蒐集數據寫成《黑潮漂流》。

還有更早之前，跟著遠洋漁船，去阿根廷捕魚，做隨船報導等等，他真的為了台灣海洋，付出非常多心力！

廖鴻基老師說，看得到鯨豚，代表這個地方的食物鏈金字塔是完整的。

當牠們變得稀有，代表金字塔開始鬆動；牠們消失，則代表金字塔垮了。

所以台灣有大型鯨豚很重要的事情！

國際普遍認為的大型鯨豚，有大翅鯨與抹香鯨。

台灣曾經在恆春半島有過大翅鯨，卻因為人工捕獵而滅絕，再也沒有大翅鯨要來台灣生活了。

此後，台灣海域的大型鯨缺席長達四十多年，我們的社會似乎已經習慣「沒有是常態，偶爾出現是撿到」的不正常認知。

廖老師覺得這是很遺憾的事情，我們是海島國家，我們卻只關注陸地上的動物，忽略那麼寬闊的海洋及其資源。

從2018年之後，花蓮海域開始頻繁出現抹香鯨，廖老師也於2022創立花蓮縣福爾摩沙協會，於2023年到2024年開始執行計畫，確定花蓮海域每年三月到十月會出現抹香鯨。

依據追蹤調查，發現了有兩隻抹香鯨寶寶，應該是在花蓮外海出生的，這是多大的榮幸，牠們選擇台灣做為育嬰海域，這是非常重大的進步！

幸好我們現在的保育做得很好，牠們願意相信台灣不會傷害牠們，這是安全又有食物的海域。

雖然每年三月到十月，抹香鯨都會出現在花蓮，但今年三月有大地震，所以直到五月二十六日才出現今年的抹香鯨。

看見牠們，非常的開心，代表地震告一段落了，因為牠們比人類敏感許多，加上在海裡，若仍有餘震，牠們會比我們更有感覺，可是牠們回來了，也代表這裡安全了。

現在，確定台灣有抹香鯨，而西太平洋的抹香鯨研究很少，將會吸引國際學者前來台灣研究，也是另類的讓台灣被看見的方式。

廖鴻基老師最後的投影片結尾，是這麼說的：「一吋吋航跡累積，轉變成是個人扭轉台灣向海格局的想望。」

謝謝廖老師帶來如此精彩的演講，讓人學到非常多學校不會教的知識，也因為有很多像老師這樣的人，一直默默地努力著，台灣才能越來越好，在國際上越來越被看見，我們更能以身為台灣人為榮。

房慧真：說出來之後呢？從房思琪到台灣Metoo元年

房慧真老師的這場演講內容，非常的沉重，在一開始，她就告訴大家，如果覺得承受不住，可以出去走一走、透透氣。

一開始講的，是鄭家純舉辦的活動「38號樹洞」展覽，這活動舉辦之前，她在台北迪化街郵局租了38號信箱，讓曾遭遇過性騷擾、性侵的女性，能匿名寫信來，說出自己的故事。

最後展覽出150封信，高達三分之一的加害者，是來自家內、來自熟人。

房老師在投影片上，寫下了一句話︰「時間不再線性前進，而是成了封閉的環形時間，永劫回歸，永遠的一天。」

這是許多受害者的感受，無論是性騷擾或性侵，事件發生的那一天，會形成一個迴圈，永遠的裹住受害者，一直困在裡面走不出來。

房老師說，這個展覽，將那些匿名信件，貼在一面牆上，在牆稍微有距離的地方，弄了板子，把那些信件擋住，而板子上面有洞，能透過洞去看見那些信。

這些透過孔隙看見的信件，就像我們日常生活中，只能透過一些夾縫，去看見這些受害者，但平常不仔細看，根本不會發覺，周遭有這麼多受害者。

下一張投影片，房老師節錄其中一封信的內容：「就算是私密的紀錄，我都害怕可能讓家長傷心，請好友代筆，用事發那年代的信紙，我真心希望被寫下的一切，可以在那時候永遠放下。」

在這個聯繫非常簡便的年代，一封訊息，一瞬間就能傳遞給對方，這些人卻願意花最少兩三天，以及跟郵差合作，把信寫好、封緘並且投遞。

房慧真老師是負責拆信的人，她特別注意到了「封緘」這件事，許多信件封口都用雙面膠、透明膠帶封了好幾層，就是不想被別人看到，但願意讓她看見，這樣的信任感非常珍貴。

還有一封書信被房老師放出來——那個女生的性騷擾加害者是她父親，她仍然要跟父親一起生活，時常見到父親，和他共食同盤菜，和他共用同個浴室，對受害者來說，無非是慢性折磨，一點一滴的侵蝕著受害者的心智，噁心難受存在於待在家的每分每秒，為了家庭的和諧，卻只能這樣忍著。

這就是所有被親人性騷或性侵者的痛楚，不知道如何說出口，只能不停忍耐侵蝕自己的噁心感。

還有張投影片，標題只說脂肪是遠古機制的防護，裡面放了三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的女生，討厭粉紅色、討厭穿裙子，把自己吃肥，害怕瘦下來會遭受更多傷害。

第二個案例的女生，說她父母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一直責怪她叛逆，對哥哥很兇，於是她從國中開始痛恨自己的外表，吃胖十幾公斤。

第三個案例的女生，說她不知道有多少女同學受害，她漸漸地裝病逃避上學，每天吃高熱量食物，大概是發洩，也是想讓自己變胖。

沒有一個女生，確切說出自己發生什麼事，但只要稍加思考就能知道……

這樣的傷害，以為很遙遠，卻無時無刻都在發生著，甚至我自己身邊就有認識好幾個女生，遭遇過親人或朋友的性侵，表面上看不出什麼，她們的心卻千瘡百孔。

更可怕的是，她們沒人有報警，所以都是不在任何的統計數據上的黑數，台灣不知道有多少人像她們這樣。

不想對警察之類的陌生人訴說自己的經歷、因為沒保留證據覺得不會勝訴、不想讓身邊的人覺得自己髒了等等，各式各樣的原因導致她們不報警，選擇息事寧人，也導致那些加害者永遠不覺得自己錯了，甚至能沾沾自喜地宣揚。

一直到去年，2023年05月31日，台灣終於出現第一個，公開具名現身Me too的人，她便是民進黨工陳汘瑈。

於是，在06月06日時，房慧真老師也勇敢地貼文，Me too了王健壯，一個新聞傳播界的大佬。

但，想當然爾，對方不可能正面承認這件事，並且有很多人出來護航。

曾經，房老師將這件事當作茶餘飯後的笑話來講，許多身邊的人都聽過，可當她將它「生出來」之後，她才知道，離開母體的它長成一個「怪物」，讓她不想承認也不想再看見。

鋪天蓋地的質疑，向她襲來。

覺得她想紅的、覺得她蹭熱度的都有，還有覺得現場那麼多人怎性騷？

各式各樣的語句，像一把把的利刃刺傷她，讓她陷入低潮，但同時，又開始有人找她求助。

於是，為了轉移自己被傷害的痛楚，她開始替那些女孩發聲，轉貼那些匿名的訊息，將加害者的行為公諸於世。

之後，房慧真老師又講了其他案例。

第一個是東方藝術團的朱瑞祥事件，是會找家境清寒的女生，告訴她們來演出就有錢可以賺，能分擔家計，對弱勢的女孩們伸出魔爪。甚至還有女老師擔任「蜂蜜罐」的角色，形成可怕的幫兇文化。

而「蜂蜜罐」一詞，出自於哈維溫斯坦的事件，許多女主管、女製片、女助理扮演這角色，協助邀約女星、模特兒到場開會，再各自找藉口離開，留下受害者任由哈維溫斯坦處置。

再來一個案例，是非常廟藝術空間的陳文祺事件。

橫跨南藝大、實踐大學兩間學校，受害者要指控都非常恐懼，一直要重複詢問，怎樣可以不被知道身分。

因為藝術圈太小，而陳文祺的地位太高，受害者都擔心指控後，在藝術圈混不下去，那麼一直以來的努力都白費了。

甚至，學校的性平會，還給了證人二度傷害。有男同學願意作證，說自己看見女同學受害，性平會保證他們開會時不會遇到任何相關的人，但他們打開門的瞬間，就看到某位教授坐在那邊，他們只好趕緊跑掉，打電戶問性平會在做什麼，卻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前一場會議延遲了。

臉書還開始出現支持陳文祺的發文，想要肉搜出這些參與性平會的學生，性平會沒盡到保護證人的本分，拿那些足以證明身分的證詞去質問。

當然，由於會出來發聲Me Too的受害者，通常都已經事發十幾二十年，不存在人證、物證，官司無法獲勝，但陳文祺所屬的非常廟藝文空間，宣布停止陳文祺的總監職務，並且解散空間、退還得到的千萬元補助款，也算是一個小小的勝利。

在這些事件中，還會有的是「完美受害人的迷思」。

房老師的舉例，是這些受害者會想，若一開始是性騷或性侵，後來有了愛情，甚至因愛生恨而有報復舉動，能不能符合MeToo定義？

或者一開始是性騷或性侵，但是後來能享受性愛(感覺身體背叛了意志)，還能不能符合MeToo定義？

於是，房慧真老師像我們介紹了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讓我們能見識何謂誘姦。

以為是愛情，卻是無盡的傷害，又難以對人訴說，甚至會被批評。

之後我會去拜讀這本書，會再寫更詳細的心得，但目前我忘記房老師對這本書還說了些什麼。

接下來，老師舉例的是：永遠的一天VS我不記得了

永遠的一天，是以安妮‧艾諾的《一個女孩的記憶》舉例，以幾乎毫無修辭技巧的白描方式，描出1958年那個羞恥的強暴經驗，就像琥珀裡凍住的昆蟲，鮮豔依然。

這是很多受害者會有的感受，事發的那天，就這樣凝結在生命中，一輩子如影隨形，時間再也不曾流動，痛苦始終過不去……

如果沒有書寫、沒有文字，或許很多受害者都撐不過去。

還有一個例子，也來自38號樹洞信件展，是一個國小女老師，被同校的男老師性侵，對方很大隻，她記得自己被拖到房間，被甩被打肚子很多次，然後才被性侵。

她很痛恨寫那兩個字，說得簡單、寫得很快，房老師他們閱讀她的信也很快，但事情的過程很漫長、很痛苦……

幾乎沒人相信她，她還記得當時事情曝光時，當時的國小的校長還問她要不要結婚？

這也讓我想起鄧如雯殺夫案，被性侵的受害者，卻被迫嫁給傷害她的人，被家暴、被折磨，最後終於動手殺掉對方。

還有我之前看的《茶室女人心》，也有女人被性侵後，被父親要求嫁給性侵她的男人，只因為被性侵就不是處女了，嫁不出去、沒人要了，所以只能嫁給加害者。

那是多可怕的時代？被傷害，還要將自己與對方綁在一起。

幸好現在的社會，幾乎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身為女人的我們，知道受到傷害後應該如何求救——雖然很多時候太過驚嚇，根本無法遵照那些流程做事，但至少……有報警提告的基本常識，存在腦海裡，在稍稍冷靜下來後，能夠進行後續處理，不會被逼著去做那些更加傷害自己的事。

房慧真老師還提到一個狀況，叫「不可靠的敘事者」。

這是一個老師的朋友所經歷的狀況，這朋友是男性，他在九年前的某個聚會之後，因酒醉而強吻一個女生。

九年後，因著Me Too浪潮，他收到了這個指控後，就像一般人一樣，說自己忘記了、想不起來，然而該侵犯行為仍在當事人的記憶裡確實存在過。

而他正巧是學心理的，於是在九天內，進行各種記憶的挖掘跟尋找，梳理自身歷史。

他盡可能排除自我保護心理機制，卻仍在書寫過程中，產生種種不可靠的敘事過程版本，並且這些過程版本，又逐漸膨脹擴大成友伴團體之間的各自詮釋、紛爭，以及各種後續效應。

幸好，在最後，他確實的想起了自己所做的事情，並試著做出彌補。

房老師也因此理解，王健壯先生，或許也是這樣的狀況，出於自我保護機制，而說自己不記得、不知道。

雖然，這社會各個角落的傷害，不可能有完全消失的一天，但至少這波浪潮，促進很多相關團體誕生，促使女性更加團結在一起。

只願我們的未來，會有女性活得更自在的環境，對外貌、對穿著、對身材能有更自由的心靈，焦慮得更少。

蘇偉貞：女性眷村小說的當代書寫

蘇偉貞老師的這場演講，還有一個特別的觀眾，就是洪愛珠老師，她特地在屏東多留了一天，就為了聽這場演講。

洪老師單是一本《老派少女購物路線》就超過20刷，那麼厲害的人都還持續努力向前輩學習，這樣的精神值得我們當作楷模。

演講的副標題，是要送別瘂弦老師，他1954年駐紮過眷村，在左營明德新村內創立詩社，創辦了詩刊《創世紀》，因此瘂弦老師也是與眷村有很深的淵源，所以蘇偉貞老師以此為副標題。

蘇偉貞老師說自己來自台南影劇三村，是政治作戰學校23期的，也算是軍人出身，而她老公來自屏東東港共和新村，是空軍官校的，也能算是她的軍校學長，她公公是空軍的士官，可以說是軍人世家。

因此這次來到屏東演講，對蘇偉貞老師來說，是有特別意義的。

雖然離開多年，但她還記得住在共和新村的門牌是55號，那是一個不會忘記的深刻記憶。

蘇老師還找了一篇新聞給我們看，是共和新村的老桂樹被人挖走了，國防部震怒，要求對方將樹種回去。

起因是，那老兵來到台灣後，因為思鄉，而故鄉有許多桂樹，所以就在家門口種了桂樹，幾十年的時光，兩棵桂樹都成為參天巨樹，但後來眷村內的人死的死、搬的搬，就有人趁機把桂樹給挖走，畢竟那麼大的樹是有價值的。

可是那個老桂樹，早已成為眷村的一種象徵，所以後來國防部知道這件事，便要求偷竊的人歸還。

這也算是眷村才可能發生的一種特殊新聞。

接著，蘇老師快速滑過投影片，簡單給我們看眷村相關作品有哪些，大致如下：

《念念眷村》紀錄片，《念念眷村》作家群像：《槍桿與筆桿下的眷村文學》

《消失的□□——張啟疆的眷村小說》、《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舞台劇《寶島一村》劇本

90年代《台灣眷村小說選》、八零年代眷村文選《我從眷村來》

新世紀眷村書寫《眷村——我的故鄉》

而蘇偉貞老師自己的眷村書寫則如下：

1984年《有緣千里》

1990年《離開同方》

1995年《沉默之島》

2006年《時光隊伍》

2010年《租書店的女兒》

2016年《旋轉門》

蘇老師說《有緣千里》的摺疊頁，書寫者是楊牧，他是出版社老闆之一，接著便為我們稍微朗讀這本小說的內容。

其實就是以共和新村為發想，講述一個空軍眷村的故事，因為靠著河，在故事中有寫到眷村男孩在河中溺死的片段，這也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情。

老師只唸了故事的上半部，若是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看小說，去看看結局是什麼。

接著講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三姊妹的父母，朱西甯與劉慕沙的故事。

1955年，劉慕沙因為朱西甯不被家人接納，逃家投奔朱西甯，兩人在台南地方法院公證結婚。

婚後，出生富裕的劉慕沙，心甘情願地陪著朱西甯吃苦，那時房子非常簡陋，要靠自己慢慢搭建，下雨時屋子漏水，劉慕沙就戴著斗笠做菜。

朱西甯在軍中有八個結拜兄弟，便是瘂弦他們。因為結婚早，家裡就變成一個聚會場所，那些兄弟就常到朱家中吃飯，劉慕沙總是親自下廚，煮一整桌給兄弟們吃。

後來他們常笑，朱家的房子都被他們給吃掉了。

除了是好妻子、好媽媽以外，劉慕沙也在朱西甯的鼓勵下，而開始文學創作，寫小說，以及翻譯日本文學作品。

他們夫妻的好感情，一直為人所稱羨。

蘇偉貞老師下一個介紹的眷村女作家是袁瓊瓊，她的眷村書寫如下：

1981年〈老屋三十年〉

1984年《滄桑》

1989年《今生緣》

2015年《滄桑備忘錄》

蘇偉貞老師說，袁瓊瓊在聯合報連載《今生緣》，原本要寫出父母的故事，結果上半部寫完了，爸爸卻都還沒出場，也沒機會繼續書寫了。

不知不覺就過了二十多年……前幾年她想把這本書的下半部寫出來，回去小時候住的湯山新村，想回憶過往，卻發現一點一滴都不剩了，整個眷村都拆掉改建了。

曾經的老舊屋瓦，變成水泥大樓，記憶中的模樣，都不見了。

她爸爸是心臟病猝死的，走的時候才四十多歲，就是感覺心痛，住院三天就去世了。

而她爸爸一直都像一個大孩子，一個長不大的男人。

蘇老師說，或許就像她筆下的《滄桑》，故事最後面的一句話：「一輩子都過完了。」

不知不覺，人都已經老了，眷村也早已不見，很多東西都找不到了。

蘇偉貞老師的母親，在今年九月去世，讓她有很多感觸，所以在結尾又分享一個故事。

她分享王小棣導演的爸爸，前陸軍上將王昇的故事。

王昇來台灣時，把女兒留在中國了，四十年後，因為王昇是將軍，不能去大陸探親，於是把女兒接來台灣。

王小棣說她姊姊當時在巷口，想到能見到四十年沒見的爸爸，就腿軟了，後來便留在台灣，一直守在爸爸身邊。

王小棣的姊姊很感慨地說：「終於把我的時間還給我了。」

所以，蘇偉貞老師在最後的結尾說：「我覺得眷村書寫，就是把時間還給眷村。」

這句話說完後，全場靜默了一會兒，才開始鼓掌。

「眷村」或許在十幾年後，會成為一個歷史名詞吧？但因為有這些眷村前輩的書寫，至少能留下一些永恆的文字，留下台灣的一頁，這便是文字的珍貴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