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近來最熱門的院線電影《好東西》，先是一片好聲音，票房也因複購長出不錯的成績，在難得一見的高分評論中，總覺得有些可疑。
評論中的大部分聲音並不是針對電影的好評，而是針對電影中的價值觀。在各種預告片段，看到的都是角色的金句混剪，人們廣泛討論著那些有關於性別的符號；為女性扳回一城的精彩台詞；頭腦清醒的女性下一代；超級會自我反省的男性角色...這些都讓觀眾（尤其是女觀眾）感覺開心。
基本上電影每一個作為預告的片段，都是觀眾的嗨點，但是對於電影來說都是災難。中國最近興起的脫口秀變成了挑起性別對立的主戰場，因性別對立言論走紅的脫口秀演員獲得了女性的擁戴和男性的敵對，也因為她的受眾群體過於垂直也在之後的商業發展上受到了阻礙。（在代言京東金融產品時，遭到了大量男性用戶的抵制，但京東本身用戶男性居多）
為什麼提到楊笠，因為《好東西》的導演用這部作品做了和楊笠一樣的事情。但是從作品形式來說，脫口秀是語言的藝術，金句頻出，成為口號，廣為引用是脫口秀創作者的成功。但電影是視聽藝術，如果裡面的人物說的台詞變成了金句頻出，成為口號，廣為引用，那還是一件好事嗎？
劇中有位小演員，是女主角的女兒，她有段言論是關於「拒絕月經羞恥」，大方回懟成年男性角色對於月經的羞恥，同時大大「教育」了旁邊鍾楚曦所飾演的女性角色。我看到沒有覺得嗨，反而更加尷尬，這像是一個小女孩說出來的話嗎？在中國社會階段下，不知道多少成年女性還在擺脫傳統父權的束縛，孩子是如何這麼像一位上帝來教育所有大人呢？我相信生活中一定有被童言無忌啟發的經驗，像是《一一》中的洋洋，他的思考實際上是非常具有啟發性、哲學性，但他從未被編劇灌入一個社會人的話語體系，他的表達是一個小孩子應該有的表達方式。
角色台詞啟發性不等於結論。相比洋洋一直像爸爸發問，直到決定自己去探索心中的困惑，引發大人的反思；《好東西》中的小女孩，則是處處評價大人的行為，給大人開導，給大人的行為下定義，像一個上帝。她似乎已經看破成年人世界的一切，心中沒有絲毫的疑問，在不屑地表情顯示著她是一個社會的老手，甚至比剛剛步入中年的父母還要游刃有餘。創作者附體角色一直是最基本硬傷，怎麼在女權電影中就變成一片叫好聲？在電影造成的現象中，感覺到了另外一些不平等的東西。
另來，離婚後趙又廷飾演的父親找到女兒打聽前妻的近況，卻碰了一鼻子灰。劇情的設定本無可指摘，但是父女間的對話，反倒像是女兒在教育父親：「你又不是他爸，你管她幹嘛。」看似是童言無忌的直接，實際上是要反抗前夫對於前妻的干預，反抗男性對於女性無邊界的掌控，女兒化作前妻的幫手，站台的工具。而我當下的疑問則是，離異家庭的女生，當父親問起母親時，她該是什麼心情呢？這部電影中只有男性和女性，沒有家人、親子關係、沒有複雜的感情，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用性別的視角來解答和回應。
電影中還有無數充滿「教育」、「啟發」、「回懟」作用的台詞，讓每個演員都承擔者女權鬥士的責任，就連男性也是為這個任務服務的可愛的「反派角色」。他們自我批判「我們佔有太多性別紅利」「我們有原罪」，像不像是明星人設崩塌或被抓包之後冠冕堂皇的道歉和聲明？導致我看了太多口號已經麻木，當角色再說出「我是男性有原罪」時，我不知道他想要表達什麼，這是一句說給別人聽的高道德免責話術，還是另有什麼意圖。
讓我不禁想起了早年間的藝術形態——樣板戲，帶著意識形態灌入到藝術形態當中，通過作品的傳播實現了意識型態的傳播。這種模式和女權「開智」電影有什麼區別？那麼拋開表面，在這部電影中看到了什麼，我看到了「革命」。是人們彼此之間要革對方的命，反抗一切。這不僅沒有讓我嗨，而且陷入了另外一種擔心。
外部來看，它沈浸在中國社會內部的思潮，電影淪為女權工具或議題戰場。在國際上的性別藝術作品早已用腳在這條泥地中走得更遠，這泥地中混著血，沒人走的輕鬆。但是這部中國電影僅憑滿屏的金句，就扛起了女權的大旗，獲得整個社會的高潮，突然覺得有點幼稚、有點羞恥、有點輕鬆得可疑。
可想而知，幾年以後，人們的觀念轉變，《好東西》便不再是好東西，其中的人物僵硬、台詞金句、刻板設定會成為令人尷尬的階段性符號。希望導演邵藝輝不會因為女權電影，就被冠上女權領袖的稱號，變成下一個楊笠，在日後的創作中不斷被自己的此前創造的輿論導向所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