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政府經貿部門人士來訪之後，不過幾天時間，領頭的那位先生正式回電，表示他們的署長同意開幕當天蒞臨公司，擔任剪綵嘉賓，並代表當局致歡迎辭。同時，當晚在尖東的開幕酒會，他也樂意參與。
這事想好以後，我就決定用西洋模式，不拖泥帶水，直接寄發邀請函，並依照正規‘’派對邀請‘’的做法，附上限期要求回條確認的下聯。換句話說，就算被拒絕了，也沒什麼好丟臉的。最重要的，這樣直接邀請本身就是個禮節。來不來，受邀者有完全的自主權。
就在發出邀請的一週之內，收到領事館人士的電話通知，總領事欣然接受我們的邀請。同時，聯絡的人希望我約個時間打電話過去，總領事想進一步了解我們這個投資的細節，以及開幕當天總部來人的狀況。我猜想，這和他準備講稿有關。外交官面面俱到的專業本能，在這件事上顯露無遺，令人敬佩。
籌辦香港公司的正式開幕活動到此，由於有了政經檯面人物的出席，我的工作壓力變大了。在活動的安排方面，在我心裡自己核計，多出了兩個指導原則，那就是，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寒酸、單調。這件事，不再是我原來設想的，只是走過場而已。
兩大指導原則，不一定和這盤香港的投資回報有直接關聯。而是，這個來港的「外國直接投資」(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的正式開幕，辦得成功的話，對於集團在歐洲和亞洲的聲望, 自然會有正面的拉抬。
更重要的，對於瑞士和香港特區的雙邊政經關係，一定會有正面意義。這個活動過後，會在兩個政府機構的互動歷史留下一個紀錄。但是，單從跨國企業的職場角度看，這和我被賦予的工作使命沒有絲毫關聯，我這是有點鬧大了。
如果放到古時候封建皇朝的場景，我的位置有一點像是戍守國土邊陲的封疆大吏，而事態發展的速度和現況，已經複雜到類似「君命有所不受」的狀態了。為了準備工作的順利進行，一些比較大型的開銷，我決定‘’先斬後奏”，做了再說。
這個“開幕大戲” 本身並沒有先例可循，因而這個專案預算的編列，內容安置了許多臨機的安全係數空間。這就不能算是個精準的預算編列，理所當然的，想要有效控管，怕也不會太容易。
而且，事後我還是有可能受到質疑，譬如，被指責場面搞得過大，還有花費太過浮誇，等等。這就是這個看似簡單的事件，已經發展到我沒法事事回報。更甚者，為了集團的長遠利益，我看不出我們有任何空間可能做出回縮的舉措。
先前，我曾和集團的美國主管開玩笑，為什麼他們在一些公司的嚴格管治辦法之下，還做出脫軌的一些業務行為？老美同事告訴我，公司管治辦法有許多界線，也必存在一些灰色地帶。
做為高階主管，管理職掌範圍龐雜，想要完全留在界線以內，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但是，若小事或瑣事都請示遙遠總公司的話，自身的本職學能就存在不小瑕疵了。
所以，在我們的領導統御範圍了，首要是杜絕違法，也嚴正依規執行業務。然後，團隊若偶爾脫了軌，或是滑入了灰色地帶，還是有必要勇敢向前。萬一，被究責，則須由自己挺身擔起來。如果像調皮的小孩被打了手背，也是自己的事。勇往直前，就對了。
當時，我就處於這樣的心態。我給籌辦的同事一個明確的方向，這個活動不能太寒酸，還有活動不可以太單調，否則，必然辜負雙邊首長的關注美意，對海外邀請過來參加的賓客，也會是很大的失禮。這是第一次覺得，我不只是在做生意，也為了自己所服務的跨國集團，在做一個更大格局的‘’政經公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