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日記》導演伊藤詩織 12/15 映後QA

Q.當調查員A在電話中開玩笑說要結婚，一起吃飯，你真實的感覺是什麼？

這個問題關乎創傷。其實電影裡面有兩件事情是我根本不記得的，這是其中一件。通常錄完後我會和製作人也是我的朋友Hanna Aqvilin討論，但在掛掉那通電話後我僵在那十分鐘無法說話。還是得先說，他在此之前及之後都沒試圖要做出任何事，所以我完全忘了，我覺得我太震驚了。我很相信他，所以這有點背叛感。我也很糾結要不要放入這片段，但我發現他也是有權力的人，他不該說這些話，而這也正是我們日常都會遇到的問題。

另一個被我忘記的片段，是當我嘗試要結束自己生命時拍給家人的影片，那是我的剪接師Ema Ryan Yamazaki在我的iPhone裡找看看有沒有忘記給他的片段時發現的。後來又發現我在醫院醒來的那個片段，我想說「哇！我剛剛才想了結自己，而醒來的第一刻只想著要拍攝，我到底有多瘋！」這也讓我發現我其實想活著，繼續述說故事。

這就是創傷，有時會讓你忘記些東西。以個人來說我並不想呈現這些片段，不想讓我家人看到，因為我撐過來了，他們沒必要知道。但這種時候我就會以導演的身份思考，若這是他人的故事，我會放進去嗎？所以最終還是被我放入了電影之中。

Q.我也面對過像電影中的痛苦，也成功靠自己的力量讓犯人入獄服刑了。其實整個過程讓我最痛苦是檢討被害者的聲音，在面對家人時也會遇到。想了解導演你是如何和家人溝通的？

我想先給你個擁抱（和提問者擁抱）。我們都身處東亞文化中，我想我們的狀況應該很像。家人只是想保護你，但這不代表他們能提供我們希望獲得的支持。我的家人知道我拍了這部電影，還沒看過，因為這部片還沒在日本上映，而我會希望他們首次觀看能在影廳內，感受觀眾所感受的。但也因此我不知道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家人的行為出於保護，他們知道這社會的雜音是什麼樣子，也猜對了。所以我覺得這更取決於我們要如何接收旁觀者及我們自己的聲音。尤其我妹妹是Z世代，她懂在網路這一切更難，是直到《時代雜誌》將我選為2020年百大人物後，她才終於覺得她的姊姊很酷。

聽起來有點蠢，但這一切真的取決於他人怎麼看你。但我們不能仰賴在這件事情上，你才是唯一一個可以告訴自己你正在做正確的事的人，你最了解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最了解你的真理，所以繼續相信這一點，我們會支持你的。

Q.我想問導演對於那些還在掙扎，沒有勇氣挺身而出面對司法暴力的人有什麼建議？

做任何能讓你能夠繼續活下去的事。就算那個選擇是避而不談，或逃避也絕對是OK的。說出來並不是唯一的辦法，只是找尋真相是我讓活下去的方法而已。

無論如何繼續相信自己，相信你的選擇，旁邊的聲音不一定是對的，你才是那個真的知道發生什麼事的人。這一切都很難，所以第一步先讓自己活下去。我並不建議每個人都選擇公開，這真的很難，而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媒體或有能力的人都有責任讓這些議題好好被看見。

Q.作為一個生理男性我覺得很難進到這個議題裡面。若身邊有女性遇到這樣的狀況，我該怎麼陪她面對？

你來看這部電影就是很好的第一步，我很開心看到今天的性別比例其實蠻平均的，謝謝大家。當我在日本出版《黑箱》時，意外發現有不少男性讀者也經歷著不平等的暴力，不一定是是性方面，有很多是權力的不平等及濫用。這也是我想透過電影去訴說的，暴力不只是性上面的問題，他始終都來自於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如果你相信權力會帶來不對等，那我想你應該會有相似的經驗可以類比，同理。

日本的 #METOO 運動其實不那麼成功，因為大家很難說出口，那會招來許多惡意的攻擊，法律系統也不支持受害者。所以我們改說「We Too」，因為這不只關乎倖存者，而是關於每個人，就像你說的可能是發生在你朋友身上。

若任何人目睹了騷擾正在發生，我知道很難，但請試著打斷它，你可以把桌上的杯子打翻，或者是打斷對話。而若你的朋友跟你分享遭遇過類似的狀況，請好好地傾聽，不要評判，相信他／她，因為我們真的很需要被相信。

Q.我們常會覺得東亞對於性犯罪者的法律制裁太輕了，你覺得有所謂更合理的刑責嗎？

突然想起來，我五六年前曾來過台灣報導些法律現況，台灣的法律系統裡是有針對加害者的心理治療的，當時我沒辦法時間繼續調查，但我希望能再更深入研究，這也是我們所需要的。

對於倖存者來說，無論加害者判刑幾年或他未來過著怎麼樣的生活，也都改變不了傷害已存在的事實。更重要的是社會是否相信你，法律是否能判定他做了錯事並給予罰責。但同時我們也得試著了解背後的原因，預防這些問題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