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在公部門有多嚴重？無聲的日常與體制問題

「公部門職場性騷擾是否真的無法解決？本文探討制度與改革建議，讓更多人關注這個被忽視的問題。」

「一個女人的處境不是命中注定，而是社會和文化的建構。(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你曾遭遇過職場性騷擾嗎？是的，我有，但我選擇當一隻沉默的鴕鳥，為了那份微薄的飯碗、為了生存，我含著眼淚把所有的屈辱咽下去。

台灣人無論男女，都被傳統性別角色所擺佈，心中明知屈辱，但卻不敢輕易反抗，只因害怕被世俗的眼光撕裂。

面對性騷擾，這份屈辱似乎成了心底永遠不能說出口的黑暗，每一次的不堪，化作喉頭的苦澀，流進心底深淵，無數次在夜裡問自己：「為什麼我要忍耐這種噁心事？」但為了生活，我只能選擇低頭與沉默，假裝無事發生。

「職場性騷擾在公部門，就像生活中吃飯喝水一般的日常。 」

公部門裡有人反應申訴性騷擾，其彷彿一陣風，短暫掀起些微波瀾，隨後便在例行的會議、繁忙的公文中悄無聲息地淹沒，最終回歸那平靜而壓抑的日常。

 職場性騷擾的定義

職場性騷擾的定義非常的曖昧模糊，界線未明。

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第190號公約：關於暴力和騷擾的公約》對職場性騷擾的定義：「職場性騷擾是指在工作環境中發生的任何形式的暴力或騷擾，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和騷擾，這些行為對受害者的尊嚴和健康造成威脅、羞辱或恐嚇的影響。這種行為可以是肢體的、言語的、非言語的，且目的或效果是創造一個充滿敵意、冒犯、侮辱的工作環境。」

這些行為被認為侵犯了個人尊嚴，並且對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工作環境有深遠的負面影響。國際社會強調雇主的責任，必須為員工提供一個安全且無騷擾的工作場所。

撇開冗長的法律定義不說，我自己的標準是：「只要感到不舒服，就是性騷擾。」

關於職場性騷擾，我早已練就銅牆鐵壁，內化為生活日常的一部分，平常有人開黃腔笑一笑就過去了，無傷大雅，但我內心知道那是不對的。

在向上呈報的過程中，我心裡已經有了底線，我知道自己可能會遭到職場報復，或者被剝奪工作權。畢竟在公家機關，男尊女卑的狀況「普遍」依然存在。

公部門職場性騷擾的普遍性

職場性騷擾對我來說，就像吃飯、喝水、上廁所一樣自然，是日復一日的日常，也許這正是父權社會所構築的「新人訓練」——讓年輕女性一入社會就逐步適應這種風氣。

我過去在考上公職之前的最後一份私人企業工作，是在南港中信營造業工地，遇到的職場性騷擾可以說是一樁樁、一件件，無法細數；但本書的焦點是「公部門」，所以我選擇只談自己在公部門遇到的這些事情。

我待的第一個公部門是勞動檢查機構。正如大家所想像的那樣，裡頭有九成幾乎全是理工背景的男士們，而我就是那座冰原上唯一的火花；的確有時身為火花給我帶來一些禮遇，紳士的同事與長官總是彬彬有禮，讓我覺得被重視；但也有那麼幾個人，他們的眼神目光、言語，讓我時時感到不安和困窘。

記得剛分發到單位時，那時是年底，公司慣例要新人在尾牙上表演，尤其是未婚的年輕人，我那時被安排跳一支叫《金罵沒ㄤ》的舞，必需模仿藝人林美秀MV中那樣扭腰擺臀，還要自備圍裙，我是當中唯一的女性，也認為這無妨，便賣力表演，想取悅台下的長官同仁。

跳完舞後，台下立刻有個隔壁單位的男性主管走過來，對我說：「柳靖，看不出來妳那麼會搖，當你男朋友真的很『性』福！」

聽到這句話，我當下的反應是僵住，心裡一時茫然，不知該笑、還是該生氣。

我勉強笑了笑，沒有回應他，可這句話卻像一根刺深深紮在我心裡，我明白這是職場性騷擾，但我選擇默不作聲。

我一直對自己說：「忍耐、容忍，這還是可以忍受的範圍，反正這不是掐奶或者是性侵這種嚴重的事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過去了。」

事情並沒有因此結束。

後來我常在與一些男性同仁或主管交談時，因我體型豐滿，明顯感覺到他們的眼神目光未曾落在我的眼睛上，視線從頭到尾停留在我胸前，讓我一陣陣不安與難堪，好幾次想找洞鑽，逼得我不得不拿公文夾抱在胸前，想藉此擋住那些令人窒息的眼神目光。

我自己調到經濟部後，有一次在跨部門的協調會議上，那時我是承辦人，正在會議室張羅資料，當時只有我和隔壁組的一位男性組長在場，這位組長以前是政風室主任，他看到我忙碌的樣子，居然作勢捧著自己的胸部對我說(暗示我胸部豐滿)：「妳動作再不快點，我下次就叫妳組長給妳『乙』，柳靖妳是不是那邊太豐滿，動作才那麼慢？」

那一刻，我只感到五雷轟頂，完全笑不出來。我是豐滿的女生，但這並不是被拿來當作玩笑或威脅的理由。

公部門的職場文化，人事運作充滿不透明性，各種光怪陸離的事情外人難以想像，其實，還有更多的事件，但這些是我印象深刻、久久揮之不去的記憶。

我並不想因為這些「性騷擾瑣事」而影響我的公職工作、升遷或被調動職務，所以我選擇忍耐。但如今離開了公部門，我不再需要保持沉默，終於可以選擇說出來。

我真心羨慕警察能隨身攜帶密錄器，如果我能每天掛著密錄器去上班，或許那些目光在我胸口停留的人次會可觀性地的減少，但想像與現實本是天與地之別。

波蘭猶太裔詩人斯坦尼斯拉夫·耶日·萊克（Stanisław Jerzy Lec）的作品《思緒紛亂》（More Unkempt Thoughts）中，有這樣一句話：「雪崩中，沒有一片雪花覺得自己有責任。」

公部門的職場性騷擾，大多來自權力不平等，且常被合理化為「開玩笑」，這背後其實隱藏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與不平等。

今天我寫下這篇文章，只希望能提醒大家，別讓這樣的議題被遺忘，公部門中的那些隱秘角落裡，性騷擾像每天吃飯喝水一樣，成了眼裡的「日常」，這真的讓人遺憾。

將事實透明公開不僅能夠讓加害人承擔應有的責任，還能發揮更大的社會教育效應，讓潛在的加害人明白，這種行為不會被容忍，也無法逃脫法律與道德的審判。

不過現實總是殘酷的——現有的處理流程通常由機關人事單位負責，可這些單位也不得不服從於更高層的利益。人事單位面對的利益衝突常常讓受害人的聲音被壓制下來，甚至導致加害者逍遙法外，進一步削弱了人們對正義的信心。

最理想的狀況是性騷擾案件必須由第三方公正機構來處理，以確保透明和公平，避免內部牽涉到的人事關係和權力結構影響調查結果。

這樣的改革不僅能保護受害人，也能重新建立我們對機關的信任，讓每個人都相信自己的權益可以被真正地守護。這世界需要你、我，一起點燃那微弱的光芒，將長久的黑暗撕裂，讓那些曾經害怕發聲的人終於勇敢站在陽光下，感受前所未有的溫暖與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