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街的故事》是近代文學家李渝的第一本作品集,於民國80年9月由洪範書店出版,收錄了自1983年以來的系列短篇。書中附錄二〈臺靜農先生·父親·和溫州街〉,描寫李渝父親與臺靜農先生的交情,以及對臺先生的溫暖記憶,並藉由溫州街的時空變遷,表達了對過去的感懷與對未來的期盼。因本書已絕版,特手抄全文以饗格友,文末附摘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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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臺靜農先生的學生,也沒有其他私淑或遠授的子弟關係。我之認識臺先生並且後來留有小小一段溫暖的記憶,其實都由父親而起。
父親和臺先生都是安徽人,同為臺大早期教授,各在只隔著兩條校園路的理、文學院工作,又同住在宿舍區溫州街。父親和臺先生的友誼,早在我成為臺先生所主持的文學院學生前已開始。父親在家中說話如果提到臺先生,大都和酒有關,就像父親提到郎靜山先生就和攝影,或者齊如山先生就和平劇有關一樣。
我第一次回臺北,帶回兩瓶Johnny Walker,一瓶給父親,另一瓶準備送人,父親說,送給臺先生吧。第二天父親就把它包在一個紙袋裏放在書包裹帶出了門。以後每次我再回臺北就都帶兩瓶J.W.,一瓶由父親送給臺先生。
有一次回來因為中國繪畫史念了一段時間,就去故宮拜訪莊嚴先生,看他能不能讓我看看幾張庫藏畫。莊先生要我列一個名單拿過去。我送上名單,和郭熙的「早春圖」在可以聽見彼此的呼吸聲裡面對了面。
幾天以後莊先生要我和松棻去他外雙溪的家裡吃飯。我們到時發現臺先生已坐在客室了。兩位先生早已人手一杯,興致好得很。離吃飯還有一陣子,兩位先生在一張桌子上攤開了紙和墨,寫和畫起來,並且都是題上了給我們的字。就這樣,我們得到了好幾幅在知識份子之間頗為傳頌的莊尚嚴先生的字,臺先生的字和花卉,還有難得的兩人合作。
在吃飯的時間兩位先生不停地相互勸酒,喝得快樂極了,中途不約而同地站起來,推離椅子,扶著彼此的肩臂徑自上樓去了。作為客人的我們目送二老消失在樓梯的頂端,自行把飯吃完以後回家。
再幾年後我重新開始寫小說,從邱彥明那兒轉來臺先生的稱讚和祝福。和其他客套性社交性讚語不同,使我真正地感到了被了解和鼓勵。
八七年的回臺北,父親已去世多年,覆蓋著青瓦種植著冬青的溫州街的平房多已為灰色的水泥公寓所取代,每個窗口底下都滴掛著防盜欄的銹痕像潰爛的眼睛。那一次不知不覺地特別想見兩位人,一是小時總在一起玩卻有近三十年不見的夢丹,一是臺先生。前者的心情,與其說是念舊,不如說是想與一個單純無憂的世界再見面。而後者,為什麼要惦記著去看臺先生呢?臺先生跟我並不特別熟稔;後來我回想這種期待,知道在催促著的是一種想與遙遠的父親和過去了的溫州街再連接的心情。
我撥電話到臺先生家,臺先生自己接的。我報上姓名,客氣地問還記得不記得。臺先生在那頭說,怎會不記得呢?可惜妳父親過世好幾年了。然後他要我甚麼時候能過去就過去。我和臺先生約了第二天上午的時間,並且希望他能替我的小說集的封面題字。他在那頭說好。
溫州街走著走著竟迷了路,不得不欄下一輛計程車。在兩邊車停亂糟糟的巷子中間迂迴地行進,一個巷口停了下來。開不進去了,司機轉過頭來說。
我下了車,水泥樓叢中看到左邊還有一兩家日式房子,牆後還伸著綠色的樹。我按了鈴,照臺先生電話裏的囑咐在門口多等一會。墨綠色的門一會後由臺先生自己開了半邊。平矮的房子,淺淺的前庭種著棕櫚蒲葵一類的植物,多麼熟悉的溫州街。走過五、六尺的過道,房子門口的左邊有一缸殘荷。
臺先生的書房就在玄關的左旁。房子的木料完全黃了,桌子和藤椅也黃了,一堆堆的書也是黃的,就是黃昏的光還沒有來臨,一切都泛著蒼黃的顏色。
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臺先生說他身體還好,就是眼睛和牙齒不太行,方才其實才自己去看了牙回來,平日家人已不太准自己一個人外邊走。也談到了光復初期和二二八時的溫州街,說到那時叫水稻町的曾是日本大學宿舍,最高的地方叫龍安坡。當時日本教職員們要遷出回國時,有人事先暗自通知我們這邊學校的人,於是這邊就把行李都捆紮好了漏夜睡守在房舍外,好天亮時一遷出就搬入。這麼做的緣故無非是怕國民黨軍政人員進佔校區。也談到了二二八時溫州街能聽見的市區的槍聲,和當時臺大一位優秀而耿介的同事,文學院院長林茂生先生的密誼,以及林先生的被捕和槍斃。
臺先生精神不錯,手不停煙,煙灰缸裏是滿滿的煙頭。我心裏想著問臺先生有沒有在寫傳記,或者由人記傳,想著想著在心裏就住了口;不止一次我曾聽說或者閱讀到臺先生對往日時光表示可不追的想法和不去追的決心。但是我心中尤其是現在仍舊覺得應該曾有人在臺先生在世的時候,替他作下至少是口語歷史記錄或者錄影記實的,一個近百年史就這麼讓它過去成記憶了。
要走的時候臺先生把一疊紙卷和一幅手卷拿給了我。頗長的手卷以狷拔得字體書寫著的是蘇軾的赤壁懷古,卷尾有給我和松棻的題字。紙疊則是分別寫在普通紙和棉紙上一共有十次之多的「溫州街的故事」。選一個妳自己喜歡的用,臺先生說。
穿上鞋子和臺先生在玄關的前邊站了一會。荷缸裏沒有水,土黃色的荷梗幾枝直立在泥土裏,留著的一、兩片葉子已經枯折在梗頂。庭院的植物透露著對一場雷雨的渴望。滯悶而熟悉的夏日,站著站著不覺汗也會慢慢地黏上來。在門口我跟臺先生道別。臺先生說房子臺大要收回重建了。我記起以前住的家早在好幾年前就給拆除,從種著桂花、山茶和小池上還垂著一棵楊柳的房子搬去了水泥樓,廚房和吃飯的地方白天都得開燈才看得見。桂花和山茶還是奶奶親手移植的,而奶奶也早在父親之前去世了。
平日念書曾經遇到兩類學者,一以身教一以書教。臺先生以人格和性格感人,大約屬於前者,可惜的是不曾留下較全面或完整著作。就臺先生已有作品來看,在小說方面如果說還不及魯迅和沈從文,卻要比茅盾、巴金等人都更具獨創的氣質。這種潛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不得不歸之於政治長期加於先生的迫害。西方作家、學者何其幸運,常因優越的環境而成為作品豐厚的巨人,然而臺先生在種種政治摧殘之後,仍能時時重生,坦蕩蕩地活著,這種對生命的持守也是一項「鉅著」,它的完成也許比完成一部文字上的鉅著更為艱苦和令人尊敬。
臺大在先生近九十歲的高齡催促他搬家,不知緣故在哪裏,曾經有人考慮過一位暮年老人的身體狀況和心境麼?臺先生前一、兩年頗為遷居的事而煩。這麼大的歲數被迫遷,惶惶然的感覺,多麼地不近人情;難道就差了這麼一幢房子麼?以臺先生在當代文壇上所持有的精神位置來說,不要說不應要他搬,就是把整個舊房子保留下來,以後作為社會的紀念、學習的場所也是可以考慮的。很多事都叫人不明白。
臺先生的房子一拆除,溫州街大約也不留多少舊日時光。每想到這長我養我的地方心情自然都比較複雜。少年時把它看作是失意官僚、過氣文人、打敗了的將軍、半調子新女性的窩聚地,痛恨著,一心想離開它。許多年以後才了解到,這些失敗了的生命卻以它們巨大的身影照耀著、引導著我往前走在生活的路上。希望有一天,溫州街也能成為我的約克那帕托法、我的馬康多。如同文藝復興之城佛羅倫斯的屋頂總是呈現金黃的顏色,溫州街的屋頂,無論是舊日的青瓦木屋還是現在的水泥樓叢,無論是白日黃昏或夜晚,醒著或夢中,也會永遠向我照耀著金色的溫暖的光芒。
一九九一年二月
《溫州街的故事》著者:李渝/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初版:民國80年9月。書本封面由臺靜農題字,封面圖「陽光下呈棕紅色的屋頂」李渝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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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渝,1944年生於重慶安徽,1949年隨家人遷居台灣,其父為台大地理系教授。自幼生活於文化氛圍濃厚的台北溫州街,這裡滋養了她一生的文化情懷。於臺大外文系畢業後,赴美專攻藝術學史,獲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藝術史博士學位。
李渝創作始於大學時代,與丈夫郭松棻(其父為日治時期知名畫家郭雪湖),同為台灣文學領域重要作家,夫妻於六十年代赴美,其後因共同參與保釣運動而綴筆。八十年代起,李渝重拾舊業,陸續以短篇小說問世,極為文學界所注目,被歸為現代主義的創作者。
郭松棻與李渝(圖片來源:臺大圖書館資料庫)
《溫州街的故事》是李渝的第一本小說集,收錄李渝1983年以來的系列短篇,透過一個成長中少女的眼睛,細膩地勾畫出四十年代末期以後,發生在臺北一個知識分子社區的動盪與離合,反映了時代背景下的社會變遷;她以擅長的詩性語言特質、思維與敘事方式,在小說中傳遞了對歷史的關懷。是戰後臺灣文學的重要作品。
本書收錄七篇短篇以及兩篇附錄,其中附錄二〈臺靜農先生·父親·和溫州街〉,不僅表達了對父親的思念,還細緻地捕捉了臺先生真摯性情與人格風範,並透露了當時的社會氛圍。文章同時深入刻劃溫州街區的時空變化與風貌,成為文史研究的重要線索。
1.李渝父親和臺靜農先生都是安徽人,同為臺大早期教授,早已有交誼,李渝家在溫州街(96巷5號已改建),父親會常常提酒去拜訪臺先生。
2.李渝與丈夫郭松棻曾到故宮博物院院長莊嚴先生家作客且遇上臺先生,兩位學者即興揮毫。
圖左立者為莊嚴,右為國學大師臺靜農,兩人為翰墨知交。照片拍攝地點為臺先生溫州街18巷6號日式宿舍(圖片來源:中央社、攝影:莊靈)
3.民國87年李渝返回臺北,父親已過世多年,溫州街的日式宿舍大多已改建為水泥公寓。
4.李渝拜訪臺先生,「水泥樓叢中看到左邊還有一兩家日式房子,牆後還伸著綠色的樹」。這裡就是臺先生民國35年來臺後,位於溫州街(18巷6號)的臺大教職員宿舍舊址,最初取齋名為「歇腳盦」,是暫時歇腳沒有久居之意,想不到這一歇,就是四十多年,是臺先生一生當中住過最久的地方。在81歲那一年,他知道這早已不是歇腳之處了,於是就把請張大千書寫的「龍坡丈室」橫匾悄然掛了起來。
所謂「龍坡」即指居住地大安區龍坡里。不過,臺先生的舊居已於1990年代拆除改建為五層樓公寓。
溫州街18巷以東,越過和平東路一段的248巷,仍見幾棟保存當年樣貌的日式宿舍。
靠近巷底18巷16號,是灣生畫家立石鐵臣故居
溫州街18巷左轉和平東路一段248巷「大院子」
5.李渝拜訪臺先生,臺先生談到光復初期和二二八時期的溫州街,那時候叫做水稻町,曾是臺北帝國大學教職宿舍,地勢最高的地方叫龍安坡。
※水稻町,正確為「水道町」,應是作者筆誤。溫州街的臺北帝大日式宿舍群,包含了水道町與昭和町。水道町的日式宿舍已無所存。
※不知道臺先生所指最高處在哪裡?且雖名為「龍安坡」,但最早其實稱「龍安埤」(1895年臺北地形圖)、1904年臺灣堡圖則標示為「龍安陂」,1921年的臺灣堡圖才改「龍安坡」。但無論「埤」或「陂」都是池塘的意思,而非土丘高地。雖然目前仍無從得知龍安埤的確切位置。
從龍安埤、龍安陂、到龍安坡
6.臺先生談到戰後日本教職員離開時,臺大教授會提前接到通知,日本人一搬離宿舍就要趕緊搬入,以避免被軍方佔領。
伏案作書的臺靜農先生,於溫州街18巷6號書齋(圖片來源:書畫大觀)
7.臺先生也提到溫州街偶爾能聽到市區的槍聲,回憶與文學院長林茂生的深厚情誼,以及林院長被捕和槍斃的事情。
林茂生(1887-1947)出生台南書香世家,1916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是臺灣歷史上第一位取得東京帝大文學士。1929年赴美進修,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戰後,林茂生協助國民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改為國立臺灣大學),受聘為臺大教授,並一度以校務委員身分處理文學院院務。林茂生主持《民報》多次刊發社論,批評以陳儀為首的長官公署施政。1947年3月11日,於二二八事件中,被武裝人士帶走,不知所終。
在二二八事件中消逝的知識份子林茂生
8.臺先生在高齡近90歲時,因臺大要改建房子催促他搬家,為此事煩惱一兩年。李渝也對此事表達了對臺大校方的不解與批評。
臺靜農於1946年來到台灣,先在國立編譯館任職,後擔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與主任,分配住在昭和町511號官舍(戰後改為「溫州街18巷6號」)。80年代末,因臺大要改建宿舍,要求臺先生搬家。後來搬到溫州街25號。
臺靜農任職台大時的宿舍分配證明,當時稱昭和町。時任校長為陸志鴻
臺靜農原宿舍在溫州街18巷6號,後來搬到百米外的溫州街25號宿舍
※臺靜農先生於1990年初搬至溫州街25號日式宿舍,居住至辭世(1990年11月9日),為臺先生最後的住所。2020年6月12日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將「臺靜農故居」登錄為紀念性建築。現由臺大中文系負責經營管理『臺靜農人文會館』。
★延伸閱讀:龍坡丈室風華再現。臺靜農故居開幕紀念展(上篇)
★延伸閱讀:龍坡丈室風華再現。臺靜農故居開幕紀念展(下篇)
從溫州街18巷,望向溫州街25號臺靜農故居,現為「臺靜農人文會館」
9."少年時把它看作是失意官僚、過氣文人、打敗了的將軍、半調子新女性的窩聚地,痛恨著,一心想離開它。"
溫州街曾是許多台灣戰後重要人物的住所,包括國學大師臺靜農、國防部長俞大維、臺大外文系教授俞大綵(亦是臺大傅斯年校長的妻子)、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台灣獨立運動領袖彭明敏、財政部關務署署長周德偉(紫藤廬)、人類學家陳奇祿、歷史學家曹永和等人。
位在溫州街18巷巷弄裡的殷海光故居
1960至70年代,正值台灣民主運動的萌芽時期,溫州街不僅是這些重要人物的故居,更是推動民主力量的關鍵場所,擁有深厚的人文底蘊。然而,隨著時光流逝,自1930年代臺北帝大創校以來的溫州街日式宿舍已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水泥樓房,昔日的風貌不再復見。
儘管如此,依然期盼深植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文精神,能在歲月的變遷中延續,成為時光流轉中不變的靈魂。
◎參考資料
‧李渝《溫州街的故事》洪範書局
‧溫州街的尋鶴人─李渝
‧一位永遠望鄉的理想主義台灣作家 – 懷念郭松棻
‧郭松棻、李渝信札數通
‧林茂生/維基百科
‧校園與社會的教育家林茂生
‧閒話灣庄—龍安陂那個埤塘在哪裡?
.徘徊在光影與實相之間 莊靈以相機為筆的叛逆旅程
‧臺靜農:被遺忘的「台灣第一書家」
.臺靜農首頁
‧臺靜農三碑與其衡方碑風隸書試析:趨訪董作賓、英千里墓與沈剛伯紀念亭
‧地誌書寫》溫州街 【聯合報/陳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