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週在整理之前讀過的文章，夏曉鵑《種族、階級與國際分工》，看了很有感覺，下筆寫了一些來做分享。
大綱是以婚姻移民相關論述為基礎，結合台灣社會現實，深入探討婚姻移民中的種族化論述。我從種族化論述分享一些這背後的歷史脈絡、國族認同與資本主義結構。
在當代社會，全球化與人口流動迅速，婚姻移民已成為台灣社會中不可忽視的現象。然而，伴隨而來的，卻是對於外籍配偶，特別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移民，充滿偏見與歧視的種族化論述。這些論述不僅反映出台灣社會對外來人口的刻板印象，更深刻地揭示出隱藏於文化表象之下的階級歧視與優越感。
一、隱形的種族階級秩序:優生學論述與種族化歧視
優生學與台灣社會中的隱形歧視連結猶如歐美的白人至上主義相提並論。這揭示了台灣部分群體在種族與階級認知上的固化與偏見。這種優越感和排他性，實際上是在隱形地維護既有社會階層的利益。
優生學論述在台灣社會中的存在並非新現象，巧妙地包裝於“人口素質”的語彙中。例如，台灣媒體與公共話語中，常將外籍新娘與人口素質低劃上等號，這種論述源於對外籍配偶背景、教育程度及經濟地位的偏見。這類言論不僅貶低了外籍新娘的社會價值，更將她們異化為社會問題的根源。
隱形的種族歧視，被異化的外籍新娘。在台灣，主要來自東南亞國家，如越南、印尼、泰國等，這些國家在台灣社會中被賦予了貧窮、落後的刻板印象。媒體報導中，外籍新娘經常被標籤為人口素質低、教育程度低，甚至被誤解為“貪圖經濟利益”而嫁來台灣。這些論述根植於台灣社會的隱形種族歧視，並進一步鞏固了階級歧視的社會秩序。
二、人口老化與資本主義：少子化的結構性矛盾
台灣人口老化與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然而，主流話語中卻常將責任歸咎於年輕世代不願生育，卻忽視了背後資本主義結構所造成的經濟壓力。
少子化問題，此部分我想這正是我們這一代遇到的問題，年輕人遇到的是社會福利不是包含整個社會而是部分人士，自己經濟若只能夠照顧自己，那如何生育孩子讓孩子有好的生活環境好的教育，不如自己過得快活自在。
在這生活成本的高漲的年代，福利又不平均，使得生育和育兒成本轉嫁給個人，讓年輕世代根本沒得選擇。當年輕人無法負擔生育與育兒成本時，少子化問題便被簡化為年輕人不願負責任的道德指控，這種論述不僅充滿階級偏見，也掩蓋了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
外籍新娘為少子化問題的替罪羊，外籍新娘被包裝為解決人口危機的工具，卻同時被標籤為拉低人口素質的來源。這種論述反映出階級歧視與種族歧視的交織：一方面，外籍新娘被期待承擔生育責任，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結構中的再生產工具；另一方面，卻又因其東南亞背景而被貶低為人口素質低。
三、全球競爭壓力與階級矛盾：社會矛盾的外部化
在全球競爭壓力下，台灣經濟結構逐漸排斥農工階級，並將內部矛盾轉嫁給外部群體，即外籍新娘與移工。
- 內部矛盾的外部化：替罪羊機制的操作台灣社會將經濟結構轉型所帶來的失業與階級矛盾，轉嫁給外籍新娘與移工，並透過外來人口拉低薪資水平、影響社會治安等論述，將經濟結構性問題個人化、道德化。這是一種典型的“替罪羊”機制，目的是緩解內部階級矛盾。
- 階級與種族的交織：社會排斥與邊緣化，外籍新娘與移工因種族化論述而被排斥於主流社會之外，不僅面臨制度性歧視，如繁複的居留手續、文化融入障礙，更被排除於社會資源分配體系之外。這種階級與種族的交織，構成了台灣社會中隱形的種族階級秩序。
台灣社會將內部矛盾（如階級衝突）轉嫁給外部群體（外籍新娘），這正是批判理論中常見的“替罪羊”機制。這種排外的論述不僅是種族歧視，也是階級歧視，這種情境下，外籍新娘被異化為社會問題的根源，實則是結構性問題被個人化的結果。
四、經濟奇蹟與優越感：被遺忘的世界
台灣經濟奇蹟的成就，讓上一代人產生了強烈的優越感，並進一步強化了對外籍配偶與移工的階級與種族歧視。
優越感與社會排他性：經濟奇蹟的文化遺產經濟奇蹟讓台灣上一代人認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卻忽視了全球化與經濟結構轉型帶來的挑戰。這種優越感進一步強化了階級與種族歧視，使得外籍新娘與移工被標籤為落後、低素質。
國族認同與全球化：遺忘世界的台灣台灣社會中，對於國際觀的認知多停留於經濟成就與科技創新，卻忽視了全球勞動力流動中的不平等結構。外籍新娘與移工成為了被遺忘的世界，台灣對國際移民的政策體現出一種選擇性包容與種族化的國族認同。
經濟奇蹟讓台灣人的優越感躍然而生，這狀況好像我們上一代的長輩，因經歷了台灣最好的狀況，在那一時代，經濟再成長的狀況，我認為實際是做任何一行業其實基本上都能有一些成果，但是時代在轉換，長輩們忘了要謙虛的再學習，很多企業因此無法轉型而倒閉，但一昧地認為還是能東山再起，忘不了這優越感，台灣人常將國際觀掛嘴邊，大家也說要讓世界看見台灣，但是大多時候，似乎不是世界忘了台灣，而是台灣刻意遺忘了世界。
打破隱形暴力，重新想像台灣的多元社會
台灣社會中婚姻移民問題，揭示了隱藏於文化表象之下的階級與種族歧視。這種隱形暴力，不僅強化了社會階級秩序，也剝奪了外籍新娘與移工的基本人權與社會認同。要打破這種隱形的種族化論述，台灣社會必須重新思考國族認同，從單一民族國家想像轉向多元文化社會的認同，並透過政策改革、教育啟蒙與社會對話，推動更包容的社會環境。
猶記得當年閱讀此篇章時，因家人準備結婚，有在接觸了解婚姻移民這一塊。這篇文章讓我也了解台灣政府很多隱形的歧視。當時就認為，為什麼硬要外國人冠上一個中文名字呢？而為什麼要編列一個特定國家人需要面談或是在原屬國結婚後才能來台在辦理，而這些特定國家都包含著東南亞人士，只要不是台灣國籍，不都是外國人嗎？為什麼不能統一辦理？國家或許有國家的考量，但這樣看上去，編列一個＂特定國家＂，這顯示出台灣社會對東南亞國家既定的刻板印象與制度性歧視。這正是對“種族化國家政策”的最佳批判。
參考文獻：
- Stuart Hall，《文化與種族化》
- Michel Foucault，《話語與權力》
-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
- 夏曉娟，《種族、階級與國際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