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影論重點
本片有著比獲得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更重要的意義
從本片看<餘燼>、<返校>台灣如何談白色恐怖
與<黑箱日記>同樣重塑受害者形象
阿茲海默症竟也成了某種象徵
看著這部片，很難不想起<餘燼>。回顧<餘燼>去年上映時，在類型設定、劇情鋪排、意識型態上的引發的諸多爭議，顯然在台灣，影視作品探討歷史、政治議題還是挺敏感的，即使擁有不同意見本是民主社會的「自由」。
然而，台灣的民主政治本就是來自西方的二手經驗。當我們看到近期川普搞的一地雞毛，連作為強權的美國都在自食某種民主政治的惡果，遑論台灣自2024總統大選以來的亂象；時間的沈澱未能完全釐清複雜歷史留給我們的難題，白色恐怖至今仍掀起極端的社會爭論。這不禁讓我們思考：是否能有那麼一天，台灣社會能夠以理性、包容與理解的態度，面對並處理這段複雜的歷史，形成某種集體共識？
這部記錄巴西獨裁政權的<我依然在此 Ainda Estou Aqui, 2024>，獲得第97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的殊榮僅能算是一種錦上添花，它除了已成為巴西影史上票房前15高的國產影片，更重要的意義是這部片普遍贏得當地觀眾的共鳴。導演華特·薩勒斯（Walter Salles）在受訪時談到：觀眾也成為這部電影的共同創作者；當權者正在抹除記憶的同時，電影創造記憶，這正是一種抵抗的方式，「我們用電影來記錄歷史，抵抗那些受到操控的敘事。」這段令人動容的陳述，也與片中女主角Eunice Paiva(由費南妲·托雷斯 Fernanda Torres 飾演)所堅信的相同。
這部真人真事的電影，嚴格說來沒有什麼意想不到的戲劇性，幾乎是我們所能想像獨裁政權肅清政敵的殘酷手段。預告片中的一句話已說完了整部片的主軸：「怎麼會有人跑進你家，強行帶走你先生，把他丟進監獄，然後說……他消失了」，在那段動盪的歷史中，「被消失」的人不計其數，而鏡頭卻選擇深刻聚焦其中一個頓失支柱的家庭，描繪一位平凡的妻子、母親如何面對愛情、親情與生活中突然出現的巨大空白。
有別於影史上那些政治歷史電影，導演、編劇沒有又又又一次描述國家機器如何癱瘓社會運作或革命浪潮的暗流湧動，而是著墨於這個家庭的親密關係與日常生活—這正是Eunice的全部世界。在中段丈夫Rubens被帶走後，她也遭到羈押審訊，從最初的驚慌失措到漸漸找回自己的節奏；幸運獲釋後，她試著獨立維持家庭運作，同時試圖營救、尋找丈夫下落。即使本片沒有驚心動魄的時代控訴，但透過費南妲·托雷斯令人信服的演繹，完整呈現Eunice如何從一個相夫教子的平凡主婦，蛻變為堅毅篤定的女性，表現出不論是怎樣的大歷史、大時代，也都與每一個個體緊密相連。本片的獨特之處，在於以小見大，藉由個體的生命力映照出政治的無情冷酷。
即使在電影中段，她就知道丈夫已遭遇不幸，但死亡並不是真相，而是究竟是怎樣的惡意使人們活在恐懼之中、又死得無聲無息。Eunice並不放棄，執著政府「給個交代」，相對幸運的是她在有生之年終於等到政府開出的死亡證明，但幕後的兇手仍未接受審判，世上也還有許多堅持到生命最終依然沒能得到真相的人們，他們又是以怎樣的信念堅守真理、正義必定水落石出呢？
口號是如此無用，他們是用整個生命支持並實現自己的信念。一如片名<我依然在此>，面對暴政的壓迫、恐嚇，手無寸鐵、毫無背景的廣大人民也僅剩下肉身，不缺席、不退縮，持續講述那些被屏蔽、塗抹、銷毀的世界該有的樣子，而重返社會、工作的Eunice也選擇為比她更無助脆弱的人發聲。
片中Eunice帶著五個孩子接受媒體採訪拍照的名場面，與<黑箱日記>中伊藤詩織堅持站出來面對公眾的姿態若合符節，她們雖然處於不同的困境，卻都同樣重塑著「受害者」形象：受害者不必然是脆弱無助的代名詞，而可以是一個強大堅韌的存在：受害者不需要符合社會預設的可憐形象以博得關注，更不需要通過眼淚和懇求來證明傷痛的真實性。她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個清晰無誤的真相-施暴者必須面對責任！這種不卑不亢的力量，遠比任何悲情敘事更具震撼力，也更能驅動社會的變革。
反觀<餘燼>或許是為了提高過往歷史的討論度，而選擇台灣觀眾偏好的罪案偵查類型來包裝同類議題。然而，刻意製造的戲劇張力和分散的故事線，不僅犧牲了細膩刻劃人物內心的空間，也將歷史的沈重直白地轉化為「復仇的恨意」。關於沒有真相的傷痛，一代一代傳承的只是同樣的殺戮，這真的是我們期待的正義嗎？還是電影想表達人性因此而扭曲？撇除這樣用意不明的表達，更該思索這個社會並不缺乏這類晦澀幽暗的批判，而是需要以一種暴露在陽光下的正面態度，去感受時間能夠治癒與無法治癒之間的人性的韌性。
另一部關於白色恐怖的電影<返校 Detention, 2019>也選擇以類型片做包裝，但恐怖驚悚的核心實際上並不故弄玄虛，而是選擇直擊諱莫如深的事件本質，電影的主張、態度不僅明確，也讓觀眾容易理解。片中的經典台詞「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強大地控訴當權者避重就輕的處理態度，竟也巧妙呼應了<我依然在此>的真實結局。
年輕時，蒐集著證據、不敢一日或忘真相尚未查明的Eunice，年邁時罹患阿茲海默症，彷彿有著某種象徵意義：疾病導致的記憶流失與社會集體的遺忘形成鮮明對比，卻因為人的這種缺陷更凸顯出追尋真相的急迫性，不僅是為了揭露過去的傷痛，而是唯有正視過去，才能真正迎向未來，讓整個國家能尋找到和解與前進的力量。一如前述華特·薩勒斯的那句話，當電影結束，觀眾如何繼續參與這部電影才是更重要的事，當權者無法抹除所有人的記憶，我們可以選擇如何和我們的下一代訴說這段懸而未決的故事，而那，將決定了他們所認知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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