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外省平民命運
在國民政府來台時，外省平民經歷了些什麼？
老實說，我還真不清楚。我只知道，當時國民黨軍隊的混亂與貪腐，以及二二八事件讓許多本省菁英與無辜百姓受難。對我而言，老一輩的外省人與外來殖民者、權貴階級、親國民黨的形象是綁在一起的。
但根據統計數據，自1945至1956年台灣外省人口遷入數約95萬人，其中三分之二為「非軍人」。換言之，從中國逃難來台灣的人，大部分是平民百姓。這些逃難者的故事為何被遺忘？他們的創傷如何被重新記憶？在白色恐怖籠罩的年代，他們是否也同樣成為受難者？
帶著這樣的好奇翻開《逃離中國：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發現許多原先未知的史實。處處是驚喜，也處處是哀愁。作者楊孟軒博士透過紮實的歷史考察，爬梳外省族群多重且複雜的受苦脈絡，以及隨之建構的記憶與認同，啟發讀者如何從族群隔閡邁向同理。
《逃離中國》問題意識直指關鍵：為何外省人於1949年逃離中國的社會創傷，直到50多年後才被大量公開論述（最有名的是龍應台2009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作者從「記憶的歷史」出發，探討外省人為何在「某時某刻」強調某種記憶，而此記憶又如何幫助他們在不同社會與政治環境下獲得療癒或尋得認同。
作者細緻梳理了外省人在台灣的創傷經驗，指出他們經歷了四次重大社會創傷（逃離中國、返鄉夢碎、返鄉失落、返台失落），並在不斷變動的社會環境中，形成了三波記憶敘事（戰時過客、文化鄉愁、講述大出走）與兩代的在地化認同（省籍認同、台灣人認同）。
混亂年代：崩解的社會與精神秩序
1950年代，台灣社會因戰後局勢劇變而動盪不安。隨著大批外省人湧入，島上原有的社會結構遭到劇烈衝擊。搶劫、性犯罪、強奪本地人財產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原本有限的城市空間難以承載突然暴增的人口，導致市容雜亂、衛生惡化、住房資源短缺。雖國民政府推出「平價住宅」政策，但實際上優先供應給國民黨高官與權貴，導致民怨四起。種種混亂與貪婪的行徑，甚至超越日治時期的壓迫經驗，讓台灣社會感到震驚與恐懼。
不過，外省人的身心狀態亦因流亡而失序。根據1950至1960年的醫療統計，外省人群體中犯罪率、自殺率與精神疾病比例皆顯著高於台灣總體平均。這些數據反映出外省人在島上普遍處於「一無所有且原子化的男性群體」困境─—失去組織聯繫、家庭支援與社會認同，被迫在陌生土地上孤立掙扎。他們的苦悶與失序，並非單純的道德墮落，而是源自戰敗流亡的深層社會創傷。
戰時過客：流動中的生存策略
對很多不是第一次逃難的外省人來說，來台灣只是「暫時」的經驗，就好比過去日本侵華時的短暫遷徙。他們樂觀地心想返鄉之日近在眼前。作者指出，這種樂觀的心態不全然是國民黨政府宣傳「反攻大陸」意識形態的洗腦，而是戰爭時期流離的長期經驗，「把蔣介石打高空的承諾變成一廂情願的預言」（頁122）。
這種「戰時過客」的狀態，促成了國民黨與外省人「非神聖的聯盟」：外省人因流亡成為原子化的個體，國民黨遂透過提供福利與工作保障來收編他們；而外省人發現除了支持一個獨裁政權以外，似乎沒有其他選擇。又因外省人普遍視本省人為「可受指引的同胞」──作為受日本殖民奴化所苦的「半日本人」，需要接受適當的教育來「中華化」──因此更加鞏固「非神聖的聯盟」，並強化與本省人的疏離感。
迫害「自己人」：白色恐怖下的外省受難者
然而，事實上國民黨在1950年代迫害很多外省人。根據2009年國家補償案件的資料顯示，在已知6,139件的補償案件中，有42.3%是外省人。鑒於外省人只佔當時台灣人口的10%-15%，這樣的案件數高得不太尋常。
為什麼國民黨在白色恐怖初期會大量迫害外省人？
作者指出，因國民黨在1949年逃離中國後，每天都有大批敗將與戰爭難民不受約束地進入台灣，遷徙不受國家掌控。在反共的意識形態下，國民黨首先要肅清軍公教體系中的匪諜，因此對平民與軍中的人展開有系統的搜查、獵巫，殲滅「中共同路人」。
文化鄉愁：在異鄉重建家園的記憶
在1958年《中美聯合公報》發布後，外省人發現返鄉夢碎。該如何留在台灣這塊島嶼上又維持自身的家鄉認同？在1960-1980年代，外省人開始在各地組成同鄉會，維繫省籍認同。此時的記憶體系轉向「文化鄉愁」，第一代外省人透過地方文獻的編寫，建立家鄉的知識庫，生產有關中國家鄉的歷史、地理、人物傳記、美食、習俗、諺語、戲劇、農產等一切事物。
不過，有趣的是，國民黨並沒有支持外省同鄉會的擴張。因為在反共復國的意識形態下，人民首要應該效忠的是「國家」而非「家鄉」。但國民黨不是壓制同鄉會，而是以法規控制，如禁止現役軍人參加同鄉會，以及禁止全島性的大型同鄉會。
作者指出，透過「文化鄉愁」的書寫，第一代外省人建立起在地化的認同。他們並非永久沉溺於鄉愁的狀態中，宛如定格在歷史的時空膠囊中，而是積極地與時俱進尋找自己的認同。此時，外省人不再是永遠的流亡者，而是成了定居者。
歸鄉之路：期待與失落的交錯
自1987年開放兩岸探親後，外省人終於踏上期盼已久的歸鄉路。然而，起先的欣喜往往轉為憂鬱。儘管外省人不再「有家歸不得」，卻在返鄉後感到真的「無家可歸」。
為何如此？
首先，許多返鄉男性難以向台灣的妻兒訴說自己在中國有「另外的家庭」。因他們必須欺瞞自己原本的婚姻狀態，才能在台灣再婚，導致家庭內的爭吵與隔閡。其次，留在中國的親人，往往在毛澤東執政時期被打成「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承受許多磨難。這讓外省返鄉者抱有極大的罪惡感，因而開始扮演「聖誕老人」，向親友提供物質與金錢上的補償。然而，這些親友不全然是歡迎他們「團圓」，反而貪得無厭地覬覦更多的物資，使返鄉之旅更添苦澀。
身份危機：民主化浪潮下的認同挑戰
經歷了戰亂的顛沛流離，踏上的歸鄉路不如預期。失落之餘，還是返回台灣吧。
但是，在199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下，外省人面對難以適應的社會局勢。例如，李登輝與陳水扁的任期下，推動「台灣本位」的政治、教育與文化典範；激情的政治語言強調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差異，甚至提及國民政府是外來殖民者與流亡政權；語言成為認同的重要標誌，不會說台語的外省人被視為不認同台灣的表現。這些都讓外省人覺得「台灣也不是我的家」。
他們發現了自己的地位與認同不再如以往穩固，因而感到焦慮。「面對高漲且不可逆轉的臺灣化潮流，外省人表現出混雜的負面感受：矛盾、迷向、抑鬱、羞恥、憤怒、憎恨」（頁261）。
外省人為調適這樣的情況，於是在1990年代「講述大出走」，將他們塵封已久的逃難記憶訴說出來、出版成書。這樣的記憶工作是為了打造「台灣本位的外省人認同」，緩解被詆毀為「外來殖民者」的感受。他們重新詮釋1949年發生的事情。有別於國民黨政府反共復國的意識形態與為黨犧牲的神話，外省人開始把「流亡政權」與「流亡者」區隔開來，將自己視為政治難民。他們不想被視為外人，渴望找到真正的家，並平等地、問心無愧地成為島嶼共同體的一份子。
多向同理未了：超越創傷的共同體想像
從異鄉客到島嶼子民，《逃離中國》解讀外省人複雜的創傷與認同。在1950年代，即便外省人遭受「逃離中國」的社會創傷，但普遍懷抱「戰時過客」的心態，樂觀地認為很快就會重返故鄉，延續日本侵華時期的遷徙經驗。到了1960年代，隨著「返鄉夢碎」，外省人轉而在台灣尋找歸屬，透過「文化鄉愁」重建群體，展開第一代的在地化認同。1980年代兩岸探親開放後，「返鄉失落」的情緒浮現。在實際踏上中國土地後，許多外省人發現自己無家可歸。到了1990年代，在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浪潮衝擊下，外省人再次面臨「返台失落」的認同危機。面對排斥與質疑，他們開始講述自己的逃難經驗，試圖建構屬於台灣本位的外省人認同。
《逃離中國》強調創傷、記憶與認同的交織性。外省人的集體記憶並不聚焦於單一事件，而是受社會變遷深刻形塑的動態過程。回憶起「早已忘卻」的歷史事件，並非只是動員負面情緒的工具性操弄，更是通往療癒的途徑。這些記憶體系使不同世代的外省人尋找與歷史和解的可能。
但理解創傷並不一定會帶來憐憫。創傷往往會引發更多的無力、麻木或憤怒，造成族群間更大的隔閡──一邊是外省人大出走的創傷，另一邊是本省人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創傷。作者中肯地說道：「即使運用創傷這一共同語言，人們卻不曾真正交心，述說的故事也從未真正彼此產生共鳴。」（頁320）
因此，作者提出「多向同理心未了」（multidirectional empathic unsettlement）的概念，即在抽離地客觀分析處境與完全認同受創者之間的反覆協商，不讓自己完全擺到某一端，並同步同理不同受創者的創傷。而本書作為批判性的歷史書寫，即是幫助我們邁向這一願景的第一步。
結語：新的台灣認同？
有意思的是，在今年「全台大罷免」運動中，我們似乎看見新的「台灣認同」。反共的外省「正藍軍」與具獨立意識的「台派」站在一起，抗議國民黨國會擴權、濫刪預算、毀壞憲政、向中國靠攏的亂象。維護台灣的主權獨立的主體性成為最大公約數，無論這個國家叫做「中華民國」或「台灣」。
4月19日由民間舉辦的「拒絕統戰，守護台灣」集會中，中華民國國旗與台灣獨立旗弔詭地一同飄揚在會場中。兩群原先政治立場迥異的群體，為了守護台灣，竟擱置彼此的差異，將「反共、反侵略、守護民主」作為共同努力的目標。
誰是台灣人？至此，已不是關乎你說什麼語言或來自哪裡，而是你是否願意守護台灣的民主，並反對中國的侵略。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有責任要守護這塊土地孕育的價值。諷刺的是，當年喊著反共復國的國民黨，已經由藍轉紅，以反民主的方式來摧毀民主。
《逃離中國》以寬廣的視野理解外省人的受苦脈絡。理解這些歷史，並非要悲情地放大創傷，而是引導我們以多向同理心尋求島嶼共同體的可能，並思考「成為台灣人」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