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德國商報年度最佳商業圖書 ＃一旦決定要做什麼就絕不輕易放棄 ＃簡體字大众兩字驚人地形似福斯的識別商標VW *福斯汽車在大陸稱為大眾汽車，為李文波所命名
本書為作者李德輝描寫父親、華裔德國人李文波的故事。李文波是一位在德國福斯汽車擔任節能引擎研發主管，1978年某天上班時，突然接到同事的電話，說工廠門口來了幾位中國人，請會說中文的他協助翻譯。原來是中國機械工業部部長，到德國看商用汽車，原先到斯圖加特參觀賓士，但注意到路上許多車都有福斯（VW）的標誌，遂前往位於狼堡的福斯汽車城。最後於1984年，福斯成為第一家進入大陸的外國汽車製造商（包含博世Bosch、巴斯夫BASF都跟著過來）。當時大陸「零」工業，連國產的豪車「紅旗轎車」的每一顆螺絲都是由工人用手鎖緊。福斯慢慢從三家工廠，擴展到現在成為三十四家汽車和零件工廠，大陸每五輛新車就有一輛來自福斯汽車工廠的故事（1991年福斯汽車的市占率超過80%）。
李文波，1936年大陸南京出生，1949年12歲的李文波與父母分離，只帶著一條被子，跟大姊、姊夫及大兩歲的三姊從上海搭船到台灣，母親臨走前指告誡他「不管你在哪裡，都要讀書。」
李文波先是被分配到台中大甲就學，半年後因大姊沒錢幫忙繳學費，轉至台北大姊家。正好附近腳踏車店在徵學徒，提供吃住及微薄的薪資（今北科大對面）。李文波除了修腳踏車，也利用工作空檔讀書，有位老師在注意他一陣子後，問他想不想上學，他説這是他最大的願望，於是老師決定收留他。之後李文波考上師大附中，大學考上軍校車輛系（今中正理工學院，因為免學費，又包吃包住包服裝），畢業時，李文波的老師的蔡篤恭教授（畢業於慕尼黑大學機械系）問他未來想做什麼？他說想研究引擎技術。教授就推薦他去歐洲，因為當時引擎技術已相當成熟，美國對引擎不再感興趣，尚無人關心引擎好油和環保的問題，而是關注生產最佳化的技術，因此大學不再提供相關專業科系，但歐洲仍保留這些科系，可持續研究（如同今天川普想要製造業回流美國，卻沒有人才、機具、材料，淪為空談），最後因為德國免學雜費而選擇留德。
有趣的是，有沒有想過，過去琅琅上口的口號：「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為什麼大學畢業一定要出國？書中提到，1949年台灣只有台大一所大學，到1953年已經有十幾所大學，導致接下來幾年裡出現太多大學畢業生，然而，卻沒有足夠合適大學生的職位，造成許多畢業生到國外繼續深造（這也反映在當今電資產業領域，大學畢業生九成選擇在國內念研究所的狀況，因有相對應的產業）。
書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一直以來，多認為東方文化重視家庭，相較於重視個人的的西方文化，較少冒險的勇氣與精神。然而，冒險、主動性其實也是中國人的特質，如：南洋的華僑、遠走他鄉的留學生、或過去至大陸經商的台商。李文波搭上從台灣到德國（當時的西德）的船，同寢室也有一位要到德國的廚師，結果只簡單背著生財工具（鍋碗瓢盆、菜刀等）就想到德國中餐館找工作（萬事起頭難？）。
1972年，李文波終於從德國和南京的父母取得聯繫（通信）。那時他已取得亞琛大學的機械工程博士學位。1977年，在分離近三十年後，才重返南京與父母見面。1977年，大陸剛結束文化大革命（1966—1976），大陸人的年平均收入連兩百美元都不到。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窮中。南京外觀變化不大，改變的是「人」。除了糧食有固定配給（如計算領取雞蛋數量的蛋單）、薪資統一、修房子也不是隨時都可以修外（需先向居民委員會申請修繕，再慢慢排隊等著修，想自己修也沒辦法，因為沒有建材行、五金行等相關行業）。經過三十年的計劃經濟和物資短缺，人們養成了「只要有東西就立刻搶買」，完全不考慮他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主要是女性負責維持家庭生計，若在分發食物時不往前推擠，晚上就沒有飯吃（李文波認為相較於東德，大陸對資本主義的認知只中斷了一代人）。
1977年中國大陸的道路上只有兩種機動車輛：越野吉普車和卡車。到南京機場時還是親戚兩人各騎著一輛腳踏車，一輛載他的行李，另一輛載人，一路騎回家。
當時福斯進軍大陸時，是以「合資企業」的方式，即由兩家合作的企業共同且平等地擁有第三家企業，此結構的優點是，兩家母公司都能依照各自國家的法律形式保護獨立。其中，外國合作夥伴投入資金、技術知識、品牌、管理能力到合資企業。中方則提供土地、廠房、工人，以此逐漸培育本國的人才與產業。
從1980年的承諾，到第一輛福斯汽車送出上海生產線，前後花了四年的時間。除了大陸的物資匱乏外，最大的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缺乏雙邊合作的許多基礎。福斯汽車必須先創造這些基礎，如：在大陸建立了一個仿照德國模式的專利局，引進德國的專利法（其他兩個世界專利法系統為美國與日本）。
當初在德國生產的福斯，為歐洲已逐漸淘汰的車型—Santana（桑塔納），只生產單一車型，因為李文波看準共產主義下大陸人的心態，即「別人有的，我也要有。」開放後第一代大陸消費者並不喜歡多樣化，只要一款車型就夠了（之後因緣際會有了和「上汽」合作生產高價位的Audi 100（奧迪為福斯的子公司））。
從第一輛福斯進入中國大陸，迄今短短四十年，大陸已從一個零工業的國家，成爲世界工廠。去年全球電動車銷售十大品牌，大陸佔了六位（第一名是比亞迪）。無疑反應了大陸在巨人肩膀上（特斯拉）研發創新的能力。
德國在位16年的梅克爾，共拜訪大陸12次，過去西方國家認為可以「用貿易促進改變」中共。此概念來自於德國社民黨埃貢・巴爾在60年代為了接近東歐集團，提出一個「用接近促進改變」的政治理念。認為一個國家市場化與富裕程度越高，其人民對政治開放的願望就會越強，對忽視這種願望的政權也會施以更大的壓力。
事實上，中共、習近平並非沒有改變，中共的特性是「會改過，難認錯」。如：2020年因「戰狼外交」導致形象下滑，2022年廿大後，極改善中印、中越關係、增免簽證旅遊國家、恢復熊貓外交等。或2019年因馬雲批中共監管民企過於嚴苛遭打壓，2022年廿大後，大力拉抬民企，鬆綁管制，才有今天的DeepSeek。
筆者認為，用貿易的確可以帶來改變，但不必然是體制上的改變，體制只是形式，且每個國家體制發展的脈絡皆有所不同。透過開放、交流、接觸，自然在相互理解後會產生改變（不只西方影響中共，中共也影響西方）。
最後，時任上海市委員會書記的朱鎔基對李文波的評價是：「通常在外國企業工作的中國人都站在老闆後面，如果不被問到，就不敢說話。你不只站到你老闆前面，還把責任扛起來。」
李文波或可稱之為「中國工業化之父」或「民族救星」，一位現代中國的典範人物，除了有能力報效家鄉外，更有自信能與西方在對等尊嚴的前提下相互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