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薄利多銷的傳統代工思維與產業結構
過去20多年台灣人實質薪資不斷倒退，有分析認為與產業結構性有關。
1980年代台灣經濟以出口代工的製造業為主，當時工業與服務業的受僱人員過半來自製造業，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1990年台灣政府准許台商赴大陸投資，大量台資企業帶著資金和技術遷移，這波「去工業化」導致本土流失大量職位。
2001年中國和台灣加入世貿組織後，國際貿易的分工結構改變，變成是用台灣的資本和技術，結合中國的密集勞動力，把產品外銷，得到好處的是台灣資方和大陸勞工，台灣的勞工就大受打擊。至於留在台灣的企業大多沒有產業升級，仍沒擺脫傳統代工思維，即成本導向、用廉價勞力賺取微薄利潤，這樣難以投資研發與創新，企業競爭力低，員工薪資自然難以上調。
另一方面，台灣大部分企業為中小企業及家族企業，不少還是由第一代把持，他們沒有永續經營動機，也不願把獲利蛋糕分給員工。
以數據來看，2021年台灣「受僱人員報酬」佔GDP的比重降至43%的歷史新低，反而「企業盈餘」佔比攀升到36.5%的十年新高，意味著經濟果實被資本家吃掉，受薪階層分到的不斷萎縮。
高薪的科技業與低薪的服務業的薪資差距擴大
2018年被視為台灣經濟的轉折點，中美貿易戰促使大量台商回流，部分將高附加價值產線移回台灣，台灣進入「再工業化」時代。
據經濟部資料，政府推出的「台商專案」截至2023年9月共吸引297家台商回台投資約1.2萬億元，創造超過8萬個職位。然而這些高薪職位只集中在科技業和少數製造業，台灣社會因此面對更嚴重的分配不均。
據104人力銀行的報告，台灣前五大高薪產業首位是「電腦及消費性電子製造業」，平均月薪5.8萬元；「半導體業」居次，平均月薪5.6萬元；其餘包括「軟體及網路業」、「鞋類／紡織製造業」、「投資理財業」，平均月薪都高於5萬元。最新數據顯示，台灣最高薪10%與最低薪10%的薪資差距擴大為4.12倍，創下五年來新高。
台灣自2018年起低薪勞工每年減少，但是結構不變，低薪勞工當中每年都約有35%為30歲以下人士，他們的行業分佈有六成是從事服務業，其中28%在住宿及餐飲業，25%在批發及零售業，這兩大行業都是台灣最低薪的產業。
因為入行門檻較低，大學生畢業生有高達七成半的人會進入服務業，之後就難以擺脫低薪魔咒。
勞權低落
除了國際貿易和產業結構因素，台灣人低薪的另一原因被認為是勞資實力太懸殊，勞工沒有議價能力，權益長期被壓抑。全台共有130多萬間企業，工會卻少於一千個，組織率僅7.6%，遠低OECD國家平均的16％。
這是因為《工會法》規定，要有30名勞工連署才能成立企業工會，但台灣有98％企業僱員不足30人，這些企業僱用了約43%的勞工，即有超過340萬人因該項規定無法籌組工會。反觀，鄰近國家及地區，日本、韓國、香港都是不到10人可組工會。
首先，分析背後歷史因素，日治時期職業工會非常活躍，但國民黨來台後實施戒嚴令，在1953年公布把工會屬性功能，變成只能辦勞健保的工會。國民黨丟掉大陸是因為勞工、農民運動，他們怕有社會運動，也會丟掉台灣。
即使1987年解嚴後，台灣逐漸民主化，但工會還是很少。有新的、年輕人成立的工會，但力量太小，只有機師、空服員的職業工會才是真的團結勞工爭取權益。其他就出現畸形現象，比如工會家族化，被老闆把持。
台灣龍頭產業科技界的老闆都信奉「無工會主義」，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就曾對《天下雜誌》表示「好的企業，可以要求不要有工會」。大家覺得他是台灣代表人物，沒有人敢批評他，但其實阻止工會成立是違法的。連台積電都沒辦法組工會，其他企業更加不可能。
其次，在台灣的政治結構，無論什麼政黨都要靠資方捐款才有選舉資源，使得資方對政治和立法擁有極大影響力，可以阻止勞工權益的相關立法及改革。
如果台灣勞資力量持續失衡，低薪問題無法解決，短期會對選舉構成壓力，長遠會削弱年輕人對民主政治的信心，甚至助長民粹主義興起。
然而，只有制度性改變才能處理資方的過度影響，這要靠民主動員，也需要修改立法，包括適當調整資本在政治程序中扮演的角色。但這一步相當難，因為各政黨未必有足夠動機和意願改變現狀。畢竟，他們也是受益的一方。
少子化和人才流失
青年低薪問題不解決，將直接影響台灣的未來，包括加劇少子化問題。目前台灣生育率全球最低，人口已經連續三年負成長。
又窮又忙的前景讓不少台灣青年失望而去，勞動部最新調查發現，有23％台灣青年想赴海外工作，首選美加，其次是紐澳，學歷越高的年輕人越想出國。
據主計總處統計，2022年下半年才放開疫情封鎖，台灣全年赴海外工作人數就達47.3萬人。疫情前的2019年全年赴海外工作人數是73.9萬人，其中30歲以下佔了20%，2012年以來持續增加。
根據官方調查，2022年底到2023年上半年回流台灣的海外工作者未來動向，有三分之一表示還會再出去，原因是海外工作更有前景以及薪酬更高，另外三分之二人當中，只有約略過半人表示會長期留台。
台灣人才流失，加上少子化嚴重，2021年已經開始進入「大缺工時代」，未來的執政者必須更積極解決低薪問題，包括完善法律及加快中小企業產業升級。
然而，這些措施喊了30年，在台灣都只是說說而已，不管哪個政黨都做不到。台灣的當局者唯有更務實的面對這些社會問題，不再說空話，台灣的低薪現象才會有解決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