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無產階級要覺醒，要站起來。」我說：「那我站起來之前也要找清潔啊。」他說：「我們的目標是打破這種體制。」我說：「那等我清潔完吧，我還要生活。」他們說我們是工人，是無產階級，是被壓迫者，是革命的主力——可是我今天上了八個小時的班，繳完電話費只剩下五百多塊。風雨無阻，颱風天照樣工作，只因為那天有雙倍薪水。對他們來說，這些是理論；對我來說，這些就是生活。
一、城市中的我們：在體制與資本縫隙中活下來的我們
城市裡的青年工人階級，長期被社會各種光鮮亮麗的宣傳與階級上昇的幻覺所包圍。但實際情形是怎樣呢？這些人，多數是高中未畢業，或大學中輟的年輕人，十八歲剛成年，二十歲不到便進入職場，做著全台最基層的勞務工作。他們或在飲料店、速食店、加油站上班；或在車行、工地、冷氣行當學徒；或在便利商店輪夜班，日夜顛倒，只為了月底能勉強繳清帳單。
他們每月領著基本工資，繳完房租電話費，剩下的只夠應付下一週的生活。他們沒有時間參加集會，沒有心力閱讀理論，連週休二日都成為一種奢侈。這些人，不是別人，正是台灣都市中數量龐大而無聲的工人階級，是被資本壓榨最深的一群。
有人說，他們「不關心政治」，「沒有階級意識」。這句話不是錯，而是說得太輕巧了。他們不是不關心，而是沒有時間關心。他們不是沒有意識，而是壓根沒被允許意識。他們疲憊地活在制度與資本的夾縫中，只為求一口飯吃，活下去而已。
他們活得很現實。他們想要的不是空洞的大義，不是遙遠的國際主義，不是抽象的革命話語。他們要的，是一份不扣薪、能準時下班、不被打壓的工作，是月底還能剩下一點錢買杯紅茶，是颱風天不上班還能領薪水，是身體不再為了生活而日夜勞損。
他們是革命應該召喚的對象。但現在，他們連「革命」兩字，都沒空唸出聲。
他們與學院派是有代溝的，或許讀書人也同樣無產，但能夠讀書的人，又有多少是最底層的？社會不是童話故事，沒有那麼美好，那麼勵志，只有刻苦與苟活，這才是他們與學院派真實的代購：一邊用知識了解社會，一邊用身體了解社會。
二、同事與朋友：都市工人的階級拼圖
我這回在台北調查了三個行業：速食業、便利商店、與基層技術學徒。從五月中旬起至六月下旬止，共計一月有餘，與我現實生活中的朋友、同事、街坊一一交談。他們有的比我早出社會，有的學徒中途轉行，有的則與我一樣打著工、抽著煙，在社會的縫隙中掙扎求生。所見所聞，與許多青年學生與網路輿論中所謂的「底層」概念大為不同。
我所看到的，是一種既具體、又無形的壓迫：不是被打壓，而是被遺忘；不是被拒絕，而是從未被看見。
我所理解的工人階級，不是理論中的那群「工廠裡與資本搏鬥的英雄」，而是站在冷氣機下外送披薩、站在收銀機前笑著說「歡迎光臨」的年輕人。他們並不會用「階級」、「資本」、「剝削」這些詞語來描述生活，但他們知道自己「沒有選擇」。他們或許不關心選舉，不參加抗爭，但他們每一個動作，每一筆花費，每一場失眠，其實都是社會結構的產物。
案例一：護專肄業的冷氣學徒
我有勞健保，也有加班費，一個月算下來大概也有4萬多，但是我要給家裡錢，我也沒辦法做別的事情，現在只想好好學技術，好好存錢，然後可以的話自己出來做，自己當老闆，跟女朋友好好生活而已。
案例二：便利商店的店員
雖然錢還可以，一個月少說也有3萬多，在這邊（土城）是個很夠花的數字，但是很累，早班常常遲到，有時候甚至不來，一站就是10個小時，日夜顛倒又睡不飽，隔天自己上班又遲到，如此循環往復。
案例三：披薩店的店員
我們的店經理什麼都不會，只會坐在電腦桌前做他自己的事情，也不會在餐期出來幫忙看客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都叫晚班做，晚班累死累活還收不完，偏偏他又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在這邊上班最累的不是工作，是店長。
這些人本應該是最重要的，革命最需要的中堅力量，卻被生活磨平了稜角，被資本壓迫了一生，造成這種結果的台灣政府卻認為給糖吃就能壓下社會不滿，我想說的是，人民的不滿意不是被壓下去了，是被磨平了，累了，而不是糖夠甜，僅僅只是因為生活太苦了。
三、更年長者的看法：曾經被看見，現在被遺忘的人們
我這次調查時，有幸與幾位年近半百的先生深入交談。他們經歷了解嚴，見證過經濟奇蹟的尾聲，在1990年代的霓虹與自由中長大。他們曾是報紙上寫的「中產階級」、政策口號裡的「社會中堅」，而現在——他們只是想把小孩養大、把房貸繳完、把老母親的藥費湊出來。
他們的生命歷程，與我們這些千禧世代有根本上的不同。他們曾經相信選票，相信自由市場，相信努力就會有回報；但生活最終教會他們的是：有些努力，只是被利用。
他們不會說「我被剝削」，但會說「好像做再多都一樣」；他們不會說「體制壓迫我」，但會說「現在的社會怪怪的」——這些說法或許不那麼政治化，卻更真實。
案例一：46歲的必勝客員工
我剛退伍的時候做過酒店少爺，那時候錢很好賺，一個晚上光小費可能就有一萬，但年輕的時候也沒有把錢留下來，後來做了很多工作，加油站大夜、手機維修、第四台裝機、工廠等等，現在如果你問我，在選擇一次，我會做什麼工作的話，我會簽下去。
案例二：47歲的速食店店員（前汽車用品業務）
我以前做業務的時候，一個月快10萬，後來在結婚前腦中風，死亡率七成，在復健的時候醫生說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工作，我現在已經跟正常人無異，除了記憶力不好以外，現在這個時代，錢不好賺，很多洗車場都收起來了，不做了，但又能怎麼樣，生活還是要過啊。
案例三：45歲的工地主任
我做工地做了20多年，10多年前本來想說工程行很好賺，想自己開，結果生意失敗，差點連房子都沒了，還欠了錢，現在的話，只想好好過生活，希望小孩子可以不要跟我一樣累就好啦。
這些人，是台灣改革口號中「要照顧的中產」、政黨海報上「要傾聽的聲音」。但在現實裡，他們只是加班不敢請假的員工，是社區裡默默搬著木頭的師傅，是載著貨物在市區穿梭的司機。
他們不是年輕的左翼，也不是學院派的理論素材，他們是社會的沉默基座，是最終要問出問題的那群人。他們會不會再度站起來？還是他們的沉默，會在未來爆發成另一場更激烈的風暴？
這，是革命者與政治人，不能不面對的課題。
四、如何將這些人組織起來？
台灣民主化到今天已經三十有餘，選舉、政黨、媒體早已成為生活常態，然而，若要真正組織起基層工人階級，這套「選票式民主」反而成為最大的鴉片與障礙。
許多城市勞工，特別是台北、桃園這類北部生活圈的年輕人，薪水看似不低、生活表面穩定，他們領著三萬五、四萬的薪水，住在家裡、花得起手機費，也能偶爾買精品——表面上似乎已經「不是底層」。但當你真的與他們交談，會發現他們其實是被困在準中產階級的幻覺裡的窮人。
他們不敢請假、不敢離職、不敢投資、不敢生病。他們沒有餘裕、沒有資產，也沒有未來。
這些人不相信政黨，也不信運動。他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國家，不是老闆，而是「再多努力一點應該就能過得去」的幻覺。他們的掙扎不是反抗性的，而是沉默性的。
那麼，我們該如何組織他們？
如果要從台北開始，我認為是這樣的：
1. 從語言與代溝切入
- 訴求不能高舉理論與主義，要能翻譯成他們懂的話：「漲價不漲薪」、「你沒辦法換工作不是你懶，是整個社會不准你換」這類句子才能打動人。
- 學院派要放下姿態，先當個傾聽者。
2. 從工作現場切入
- 真正的組織，必須從他們的班表、工作日程、休息時間著手，不能幻想他們會下班後開讀書會，先從加個群聊、交換經驗開始。
- 小型、碎片化的串聯（例如：便利商店夜班聯誼群、速食業共感網）可能是未來雛形。
3. 從現實痛點切入
- 買不起房、存不了錢、假日被工作綁死、長期租屋被趕、健保補不夠藥——這些才是城市工人能感受到的階級矛盾。
- 不需要一開始就談「推翻資本主義」，先談「為什麼我們要這麼累」。
4. 從信任與熟人網絡開始
- 真正能動起來的「工人行動」一定是從朋友、同事開始的。他們不信政黨、不信媒體，但信「他朋友也有在抱怨這個制度」。
- 建立熟人小圈，慢慢擴散，而非自上而下的號召。
5. 面對北部城市特有的麻木與現實主義
- 台北是理性與犬儒並存的城市，要組織就得接受「他們可能不認同你，但可以跟你一起罵店長、靠北加班」這種模糊聯盟。
- 革命的第一步，也許不是理論統一，而是同仇敵愾。
從這幾點開始切入他們的生活，會比論述理論來的容易組織他們，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熟讀《資本論》，與其以團體視角組織，不如以個人視角共情。我們不能只喊「無產階級要覺醒」，而是要先問一句：「無產階級什麼時候才有時間做夢？」如果革命不能從睡不飽、錢不夠、壓力太大的現實中開始，那就永遠只是高牆上的紙條。
五、離開台北：如何組織「準中產」以外的人？
在今年年初，我因為家族事宜，跟著家人回到彰化芬園，這裡與我生活的台北非常不一樣，大部分與我年齡相仿的人，他們的人生是：住在家裡，跟著鄰居、親戚一起長大，就近唸書，出社會以後，有的離開彰化去台中上班，偶爾回家看看，有的留下來，在當地找一個還算過得去的工作，或是跟著家裡做家務事業——洗車、工地、商店⋯⋯他們很快樂，卻也離不開。
案例：25歲的車行員工
他高中沒畢業就開始跟親戚在車行學徒，現在雖然會維修，但說到升遷、加薪，他只是笑笑說：「我們這裡哪有在升什麼職，就是看老闆心情啦」，但他也不生氣，只說自己「夠用就好」。問他會不會想北上發展，他反問我：「你覺得我到台北能做什麼？」
那麼，我們要如何組織這些人，我們要理解什麼、注意什麼？
1. 小鎮生活的「穩定」與「侷限」
小鎮不像台北那樣讓人焦慮，也不像桃園那樣正在快速變化。在這裡，一年和一年沒有太大差別，唯一變的是菜市場哪一攤收了、哪個朋友結婚了。
這裡不是什麼「鐵鏽地帶」，也不是廢墟，而是充滿人情、節奏緩慢、但資本機會極少的地方。
這種穩定帶來一種隱性的壓迫感——你不痛苦，但你動不了。
在這裡，打拼的盡頭不是買房，是「把爸媽的透天厝重新整理」，不是創業，是「看哪間企業徵正職」，而愛情的標準不是門當戶對，是「他有工作沒壞習慣就好」。
2. 鄉鎮青年的社會位置：非中產，也非底層
如果說城市裡有一群人活在「準中產的幻覺」中，那麼鄉鎮青年就是活在「被土地與家庭鎖住的安全牢籠」中。
他們有時候比我們更踏實，也更快樂，但也更缺乏出走的可能。他們不是階級意識淡薄，而是根本沒想過自己可以離開這種生活結構。
他們不會說「社會不公平」，而是說「我們這裡就是這樣」，他們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的邊界早就被村莊和人情定義好了。
3. 組織的困難與可能
在小鎮裡組織人，跟在都市不一樣。都市可以靠陌生人之間的共同處境產生連結，小鎮則要靠熟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如果你今天說政府不好，明天你媽可能在市場被鄰居問「你兒子怎麼了」。
但不是沒有可能。
- 小鎮的串聯，可以從宗族、親友、在地LINE群開始切入。
- 話題也不該是「理論的左翼訴求」，而應該是「地方青年外流」、「政府補助不透明」、「農會信用不公」、「大學生返鄉沒工作」這類切身議題。
- 更有效的方式是從一件「地方上共同不爽的事」出發，例如：「某個特定企業壓低薪資」、「公家單位只徵熟人」、「長照資源分配不均」——這些比抽象的階級還要有凝聚力。
4. 文化的障礙與翻譯策略
在小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靠理念，而是靠信任與過往交情。你可以激烈批判國家，但千萬不能讓人覺得你「看不起這裡」。這是鄉鎮與左翼最大的張力——知識分子常常話還沒講完，就已經被排斥了。
所以語言要換，姿態要低，口氣要軟：
- 不是「我們要推翻這種制度」，而是「你不覺得最近政府越來越不像話了嗎？」
- 不是「你是無產階級」，而是「你不覺得你一直被叫去幫忙，自己卻都沒得選？」
5. 總結：革命不是從城市出發，而是從沉默地帶發酵
真正的社會運動，永遠不是在城市裡爆炸出來的，而是在那些被城市遺忘的地方悄悄發酵的。
鄉下不是革命的沙漠，而是被壓抑的溫床。
他們或許不會站出來舉牌吶喊，但他們會在茶餘飯後低聲說：「你有聽說那件事嗎？這真的太誇張了。」
組織從來不是教他們什麼，而是讓他們開始相信：原來我不是只有忍耐一條路。
六、「民主就是一人一票選總統」：幻象下的現實
在我的成長過程裡，「民主」這個詞是神聖的。我們被教導：台灣能夠一人一票選總統，是自由的象徵，是走過威權後終於抵達的終點。但當我開始打工、繳貸款、付手機帳單、在餐廳端盤子、在速食店關店收廚餘，我開始懷疑——這樣的民主，對我而言到底是什麼？
1.投票是權利，但不是選擇
我認識的人，大多沒有真正「選擇」的權利。他們的選擇，早就被現實框死了。
我有個朋友在做配電盤，薪水不到三萬，但加班很多。他跟我說：「哪個政黨對我比較好？我才不信這個，我只看哪一個不漲電價。」我那時聽了只覺得好笑，但笑著笑著，我也笑不出來了。對工人階級來說，投票從來不是選擇理想，而是在一堆讓你生活更難的選項裡，選一個「比較不爛」的。
這不是自由，這是被掐住喉嚨以後的喘氣
2.民主淪為精英的權力遊戲
政黨需要我們的票，但不需要我們的聲音。他們走進工地握個手、在電視上講幾句「青年困難」、提個勞退修法，就好像我們的痛苦被理解了。可投完票的隔天，我們還是要站在熱浪中外送飲料、在油煙前炸雞排、在冷氣壞掉的便利商店掃條碼。
對他們來說，我們是數字；對我們來說，他們是幻影
3.當選舉變成鴉片，民主就不再民主
我們一年到頭唯一被要求「參與公共事務」的時候，是投票。只要投票率夠高、選舉夠熱鬧，媒體就會說「台灣人民展現高度民主素養」。可問題是，那些不參與的人，從來沒被問過為什麼不投。他們可能是太累、太冷漠、太絕望——而不是太自由。
選舉成了定期施打的鎮定劑，讓我們誤以為自己還有話語權。
4.「一人一票」的背後，是一千種不平等
我們的教育、薪資、工作時間、交通工具、媒體接觸……都不一樣，憑什麼說「一人一票」就等於平等？住在天母的中產階級每晚都能在冷氣房看政論節目、討論稅改與國安，而我在打工店裡連晚餐都沒時間吃，怎麼會是同一場民主？
如果這樣的制度不能讓我們過得更好，那它就不再神聖，而只是另一種精緻的壓迫
5.下一步是什麼？
我不是要否定民主，但我要說：這樣的民主，不夠。
工人階級需要的，不是一張選票，而是一個能發出聲音的平台、一個能讓人不再因為請假就被扣薪的制度、一個不是靠中選會維持，而是靠彼此組織起來的生活共同體。
真正的民主，應該從班表裡爭取，而不是從政見會裡聽來。
七、共產主義不可能實現：從中蘇兩國看共產主義的局限性
我從來不信共產主義，但我理解為什麼很多人信。
當你月薪三萬五、租房分期、抽菸解悶，當你知道再努力也買不起蛋黃區的一坪房——這時候，「人人平等、財產公有」這幾個字，聽起來確實很美。
但歷史不是理想的溫床，歷史是個髒水坑。你一腳踩下去，才發現共產主義從來不是救贖，而是另一種壓迫。
1. 蘇聯：革命的勝利，人的敗北
布爾什維克革命打倒沙皇，一開始確實是工人的勝利。但很快地，工人變成口號，黨變成國家，列寧死後史達林上台，整個制度直接走向極權。
工廠仍然存在，剝削仍然存在，只不過老闆換成了國家，薪水換成了配給，罷工變成了叛國罪。原本號稱「勞工階級掌權」，最後卻變成了「官僚階級統治一切」。
共產黨搞到後來，最怕的不是資本家，而是說實話的老百姓。共產主義的理想活在書裡，但蘇聯的現實活在監獄裡。
2. 中國：農民起義的高潮，與「人民」的消失
毛澤東搞農民革命，打倒國民黨，說是要「翻身解放」，結果大躍進、文革一來，所有的知識分子被鬥，農民被搞大鍋飯，死了幾千萬人——這叫平等嗎？還是叫清洗？
中國後來搞改革開放，一路往資本主義奔跑，當年的共產主義口號變成商品，變成牆上的標語、企業的Logo、黨國的光環。真正的農民工，一天工作12小時，睡在鐵皮宿舍裡，月薪2500人民幣，這就是「解放」的結果。
他們連罵髒話的自由都沒有。
3. 共產主義的理論漏洞：人性與權力的悖論
我不反對追求平等，但共產主義最大問題就是：他假設所有人都可以為集體犧牲自己。
問題是——人不會這樣活。人會累、會餓、會貪、會想保護自己和家人。
只要有一小群人握有資源，哪怕他們一開始多麼理想、無私，最後也會變成掌權的精英，然後保護自己、壓榨別人。這不是理論問題，是結構問題。
任何「沒有監督權力機制」的制度，最後都會被權力吃掉。
4. 我們要的不是共產主義，是不被壓榨的生活
我不是資本主義的信徒，也不是共產主義的敵人。我只是一個打過工、做過便當店、被經理酸過、為了發票存錢的普通人。
我不要什麼偉大的烏托邦，我只想問幾個問題：
- 為什麼我要做到半夜還沒錢買自己的房？
- 為什麼我爸媽這輩子只能靠勞保活著？
- 為什麼我只要生病、遲到、失業，一切就全毀了？
共產主義回答不了這些問題，它給的只是一個更大的夢，一個更不切實際的幻想。而現實裡，我們要的是讓生活能撐得下去的制度，一個能夠管住資本、不讓人因為窮就失去人的尊嚴的社會。
不是要國有化一切，是要有選擇的餘地。
5. 總結：理想要勇敢，制度要務實
我們可以批判資本主義，但不能為了幻想再掉進另一個地獄。真正能撐住工人階級的，不是黨的名字、主義的旗幟，而是那些每天願意站出來、彼此照應、不裝懂不說教的同志。
如果說共產主義是一場「想得太理想」的夢，那我們就得學會清醒地夢下去——從勞工出發，從班表出發，從這一口氣該怎麼喘下去出發。
這才是我們的「主義」。
八、三件大事，三件小事
很多人都想改變現況，改變體制，我在前面指出，在改變之前要先組織，我認為組織後應該要釐清目標，所以，我在這邊打算把我認為的目標給提出來，也是我這陣子思考後的結果。
1.柔化革命
這是第一件大事，現在已經不是二十世紀初，沒有這麼多武裝革命的機會，我們應該把「革命等於暴亂」中的等於刪去，應該是「革命等於強化穩定」，這樣不只是更容易散播理念，也更容易引起中間派的共鳴，因為中間派最重視的是穩定，不是改革。
2.建立共識網路
這是第二件大事，目標如果僅僅是組織，那還是不夠的，過去的階級鬥爭概念已經不適用現在的社會，無產階級、中產階級、底層等等往往混雜在一起共同生活，必須要建立起群眾的「共感連結」，讓群眾形成統一的戰線，並且不能過度理論化、學術化，必須口語化、生活化，減少理論門檻的同時，強調日常與信任互助，讓理論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3.持續自我教育與反思
這是第三件大事，組織應當在行動過程中不斷反省，避免重蹈覆撤、重走過度理論化、學術化老路的同時，組織中的每個人都必須清楚「我們是改革者，不是信徒」，避免造神的情況發生，同時，應該從基本出發，讓理論得以相互實踐並滋養，還要開放的包容不同的觀點，避免內部鬥爭消耗力量。
4.建立多元共同渠道
這是第一件小事，不能只有網路文章與遊行，必須要建立多樣化的溝通渠道，讀書會、LINE群、實體聚會等多管齊下，這樣才能讓群眾隨時分享困難與看法，並且讓其他人可以提供各式各樣的資源。
5.以「當下議題」為切入點
這是第二件小事，舉凡漲價、高工時、居住正義、轉型正義等，當下群眾在吵什麼議題，就應當討論什麼議題，苦人民群眾所苦，想人民群眾所想，我會將這件事當作「小事」是因為許多的理論家、思想家們想人民群眾所想，卻從未苦人民群眾所苦，本應該是大事，但是這應該是我上面所提到的「第三件大事」中重要的一環，所以被我獨自提出來。
6.推廣「互助文化」
從各個方面互助，看病、照顧、學習等，不斷互助，不斷幫助，這可以培養群眾的自救能力與合作能力，增加組織凝聚力的同時，也可以強化基礎能力。
九、我們在哪裡，然後呢？
我不是為了寫報告而寫報告。這份考察，不是為了證明我有讀書、有思考、有意識，而是為了試圖抓住那些「活著」但無法說出口的沉默。
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同時，我的朋友有的還在披薩店洗不完的碗，有的還在便利商店看著監視器撐過夜班，我爸媽還在廚房前面談著水電瓦斯怎麼漲得這麼兇。生活從沒因為我寫了什麼而變好，但我希望未來，會有誰因為看到這些，而不再認為「只有我過得這麼痛苦」。
我們都在同一個體制裡生活、工作、被消耗。城市裡的準中產、鄉鎮裡的安穩勞工、年輕的PT與老去的正職——我們其實沒有那麼不同，我們只是不知道，彼此的痛苦其實是同一種結構下的結果。
這份報告不是答案，是起點。
從理解，到連結。
從連結，到組織。
從組織，到……改變。
這一切也許不會太快，但我們要開始相信一件事：我們不是在發牢騷，我們是在發聲。
這不是一次革命的號角，而是一次生活的自白。
如果我們還能說話，那我們還有希望。
如果有人聽見，那我們就不孤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