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灣當前的政治狀況
目前的執政黨民進黨，根據黨綱，他們在立場上實際上屬於中間偏左，但實務上，他們已經與國民黨那樣的利益共生型政黨無異，對外雖然維持台灣本位，然而難以在美國體系之中得到穩定的重視與定位，對內台灣人民的痛苦感已經日漸升高，且黨內派系林立，除非派系共同妥協，否則難有統一意見，自圓山大飯店走出的第一個中間偏左黨外政黨，在半路中被台灣的人情式資本社會帶到了資本的一方，奪走了有理想有抱負且願意改革的革命人士的領導權，依然在用舊有的人情式資本社會治理台灣，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改變。
國民黨自李登輝為權為勢擁抱黑金後，經歷了許多次的路線分歧與競爭，先是「我們要不要李登輝」到「我們應該怎麼定義李登輝」，到今天的「如果民進黨代表台灣，我們應該代表什麼？」實際上國民黨內部從未有過共識，他們的利益共生自大陸時期便其來有自，他們妥協了一個路線，就會有下一個路線讓他們妥協，故只要有新的，不論什麼方向的路線分裂的狀況存在，各派人馬就無論如何不能妥協，所有妥協都是暫時的。今天的暫時的妥協，即醖釀著明天的更大的爭論，所以國民黨永遠只能在別人的主旋律中搶副歌，他們沒有未來，只有回憶。
而縱觀台灣的歷史，第三勢力往往都是曇花一現，這不只是民眾黨的課題，也是台灣人民的課題，一切理念想法都是假大空，關鍵是在政治環境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完整定位並且能夠穩定，親民黨犯了冒進擴張的錯，遂導致國親聯盟中的親民黨籍立委有的淡出，有的加入國民黨，宋楚瑜自己則活在2000年聲勢最高點的過去中，而民眾黨同樣犯了冒進擴張的錯，只是形式不一樣，藍白合不只是教科書級別的公關災難，同時也是在重走親民黨的老路，柯文哲除了自己的爭議需要思考以外，民眾黨也必須思考自己的定位問題：是獨立的關鍵少數，還是國民黨的小弟？
台灣現在迫切需要的不是下一個曇花一現的第三勢力，而是一個能真正代表人民群眾的第一勢力，民進黨背離了他們定下的路線，國民黨從來沒有一個真正的路線，親民黨來不及穩定，民眾黨重走了親民黨的老路，而這個代表人民群眾的第一勢力必須由人民群眾自己發起，但人民群眾必須堅決地執行自己的領導權，否則只會再次被資產階級奪取了領導權，以人情式資本主義代替人民群眾，資產階級當前乃遭遇到暫時的失敗，而人民群眾仍然尚未站出來割據立法院，這是當前台灣政治狀況中最迫切的。
二、群眾第一勢力為何難以形成？
台灣之內，若要出現一個真正由基層群眾發起、代表人民利益、並能夠長期存在並逐步擴張的第一勢力，其困難程度，不下於在白色政權包圍中建立紅色政權。這種困難，並非來自天災地變，而是來自現實社會的結構性因素。若不能對這些因素有清楚認識，便容易在每一次第三勢力的幻滅中陷入悲觀主義，誤以為群眾永遠無力，民主永遠被背叛。
第一，群眾第一勢力難以誕生於經濟高度依賴資本體系的島嶼社會中，而必然只能孕育於制度信任崩潰、社會裂縫逐步擴大的半民主體制中。台灣政治體制雖非一黨專政，實則為「兩黨資本主義」所壟斷。政黨不是代表階級，而是代表派系，選舉不是改變體制，而是延續現狀。在此情勢下，人民對於政治已逐步麻木。民進黨與國民黨雖口號不同，治理手段卻無異。人民在選票之中找不到方向，只能在派系更迭中度日。這種社會沒有真正的「群眾政治空間」，自然也就無法為第一勢力提供發芽的土壤。
第二，真正代表人民的第一勢力，不會出現在從未經歷過實質民眾動員的城市、或從未組織過自下而上抵抗力量的社區。它只能出現在那些曾經歷過群眾抗爭、勞工運動、學生運動、社會運動的地方——那裡曾經有過人民的怒吼，雖然如今沉寂，但革命的記憶依然潛伏其中。若這些歷史經驗未能被組織起來，若這些地方只剩下學院與智庫，卻沒有底層的實踐，那麼任何想要自稱「群眾代表」的勢力，都只能是幻想中的幽靈。
第三，群眾第一勢力能否長久存在，取決於整體社會是否仍處於動盪與變動之中。若大多數人民雖不滿，卻仍能忍受；雖感痛苦，卻不願行動；那麼第一勢力的火種再亮，也會被悄然掐滅。只有當制度的合法性遭到廣泛質疑、資本的霸權開始動搖、人民的忍耐走向極限時，第一勢力才有從點狀走向面狀的可能。否則，第三勢力終將被邊緣化，人民終將重回舊勢力懷抱。
第四，沒有組織起來的人民，只是群眾，而不是力量。若缺乏真正擁有政治策略與實踐能力的群眾組織，沒有基層幹部的訓練、沒有資源的統籌、沒有連結地方的網絡，則無論再激進的口號，都無法改變什麼。今日台灣的政黨多如繁星，但能真正深入群眾、與底層勞動者一起生活與鬥爭的，又有幾個？缺乏基層組織，第一勢力只能成為網路泡沫，口號再響，也無落地之地。
第五，群眾第一勢力的核心，在於領導者是否真正站在人民立場，並能夠實事求是地制定策，台灣不是缺少反對聲音，而是缺少願意實際投入、放棄學院語言、真正了解基層運作的人，許多「進步政治人物」與其說是在做運動，不如說是在做品牌；與其說是在組織群眾，不如說是在累積聲量，這些人一旦嘗到資本與體制的甜頭，便輕易被招安，真正的第一勢力必須要有意識、有鬥志、有組織、有實力，也就是說，要有一支具有戰略眼光、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政治核心。
因此，群眾第一勢力之所以難以形成，並非人民不願站出來，而是：
- 結構不允許
- 土壤未成熟
- 運動無延續
- 組織未建立
- 領導不可靠
這五個條件未被解決，則第一勢力永遠只是幻影。倘若未來有一天，這些條件逐一成熟，那麼台灣的政治將不再由兩黨資本所壟斷，而會真正迎來屬於人民的政權與時代。
三、群眾的割據為何無法成形？
政黨間的割據，有時會削弱大黨對政治的影響力，所以，偶爾能有一些小政黨竄出頭來，但是這種削弱不是常有且持久的，每當影響力未被削弱或是影響力逐漸回暖時，那大的政黨就會欺壓小的政黨，將這些小政黨扼殺在搖籃之中。
群眾雖然能偶爾在政黨之間的縫隙中找到一點發聲空間，但這從來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割據，而是大黨矛盾中的副產品，在階級社會中，一切屬於群眾的割據，若無堅實的政治主體、清晰的群眾組織和武裝的鬥爭手段，便只能是短暫的喘息。
大黨之間的鬥爭，會在局部地區讓位於小黨的暫時生存，但這種生存，從來不是出於尊重，而是策略性的利用與容忍，待到主流格局重新穩定，這些小黨便在一夜之間被掃除殆盡，然而我們並沒有認識到這些，因此所謂的群眾第一勢力走不出台北，也走不出空想，群眾會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分頭冒進，還沒組織起來就妄想權力，其他人有的想要自己好過一點，有的想要拉別人一起不好過，這種破碎的處境知道現在也還沒有挽救回來。
事實上，如同我提到過的，一切理念想法都是假大空，不論是任何一方，都萬萬要切記：不論是妥協的結果，還是民主決定出來的結果，只要落入了學院主義與理論潔癖的框架之中，結果就會是離群眾越來越遠，最後將主動權親手交到人情式資本主義階級的手裡。
然而群眾割據的希望，從未真正熄滅。只要組織起來，認清敵人，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學院主義與人情主義，走向實踐，奪回自己的主體地位，群眾第一勢力必然會誕生於這片土地之上。
四、割據區的群眾組織地位在全台的位置
前面雖然提了這麼多的「台灣需要群眾第一勢力」，但有意思的是，台灣並不缺乏群眾組織，從工會、勞權團體、學生社團、基層協會，到本土性社運團體，過去四十年來，這些組織曾經在黨外運動、工運街頭、反核、反服貿、反黑箱之中奮力一搏。然而在政權交替、多數派輪替、社會趨向冷感與碎片化的當下，這些群眾組織多已失去割據性與群眾動員能力，從全台政治格局觀之，不過是幾塊沉默的孤島，一旦沒有媒體聲量、資源挹注或選舉算計，便迅速沉寂。
這些組織之所以不能稱為真正的「群眾割據區」，不是因為他們不努力，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掌握三種核心：地盤、組織、武裝。這裡的「武裝」並不單指軍事手段，而是一切抵抗的可能手段之總和，包括議會手段、法律訴訟、街頭運動、輿論主導與文化滲透。缺乏這些，割據區不過是無牙的猛獸、無根的樹葉。
我們應該要問的是：這些群眾組織，究竟站在哪一邊？是仍在擔任主流政黨的外圍工具，成為合法反對者的陪襯？還是真正能夠凝聚一地之群眾，為人民建立屬於自己的治理區域？當大黨盤據中央、派系掌控地方，所有群眾組織若不能「守一地，立一旗，結一群，練一法」，便無從在全台政局中嶄露鋒芒。
割據區的價值，不在於它有多大，而在於它是否能自立、自主、自強。今日台灣，真正具備群眾割據潛力的地區，寥寥無幾；新竹有科技工人，但缺組織；中南部有宗教動員，但缺意識；北部有青年熱血，但缺長期實踐。這些條件若不能整合，便無從形成「全台地圖上的紅點」。
在這樣的條件下，若有一地的人民能夠組建自己的自治系統、群眾機構與自我動員體系，即使只是社區層級、鄉鎮基礎，那都不應輕視。因為歷史的火種，常常誕生於被忽視的一角。
五、經濟問題：台灣資本主義下的人民經濟困局
台灣自稱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實則不過是美式資本主義主導下的亞太橋頭堡；名義上採取了許多社會福利政策，實際上只是拿幾粒糖果堵住人民的嘴，掩蓋資本主義體制的全面擴張與貧富懸殊的急速惡化。
我們要正確認識台灣的政經結構，它不是資本主義的純粹模式，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真正實踐，它是三民主義下的畸形體制，是在國民黨權威與美國勢力干預下拼湊出來的「怪胎」。孫中山曾言要「節制資本」，但節制的不是壟斷財閥，而是小本經營的攤販；調控的不是財團土地，而是工人微薄的薪資。三民主義成了一台用社會主義包裝、卻用資本邏輯運轉的拼裝車，開得越久，故障越多，最後連人民也被當成了車上的耗材。
資本控制的不只是市場，它控制的是租金，是工資，是學貸，是保費，是每天購買日用品，為生活所苦的那一聲嘆息。我們的生活成本高得驚人，但工資凍得如死水。錢不是不夠，是被少數財團用「經濟成長」的名義吞進肚子裡。經濟成長與人民有什麼關聯？台積電創歷史新高，群眾的生活卻沒有改變。
經濟政策從來不只是數字與統計，它是誰活得下去、誰被壓死的分水嶺。那些住在帝寶、吃著牛排、領著股息的資產階級們，從未真正見過勞工的早餐。他們的經濟繁榮，是我們的疲憊日常。他們的 GDP，是我們凌晨三點還站在速食店洗地板。
在這種制度之下，人民的經濟困局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階級問題；不是經濟循環出了問題，而是政經結構本身就是一場「剝削的循環」。在這樣的循環裡，群眾即使努力工作、嚴守規則，最後也只能換來被迫加班、買不起房、養不起孩的命運。
所以我們要問：經濟為誰而發展？政策為誰而設計？人民的生活，是否還能靠選票換來希望？我們回答：不能。唯有重新奪回經濟主導權，重建以人民需求為核心的經濟制度，才能終結這場資本主義包裹下的制度陷阱。否則，無論哪個政黨上台，結果都只有一個——人民越來越窮，財團越來越富。
六、群眾軍事化的可能與不可能
台灣的群眾陷入了中華文明的通病，即「內鬥內行，外鬥外行」，這不是一種道德缺陷，而是一種歷史產物，是數千年皇權文化與宗族秩序所鍛造出來的習性。在外患臨頭時，群眾往往沉默、麻木、分裂；在內部糾葛中，卻能爭得你死我活。這種「對強者服從、對同類鬥爭」的文化，使得軍事化的群眾運動難以在台灣形成穩固的基礎。
群眾軍事化的第一個條件，是要有「敵我認識」的清晰界線。然而在當前的台灣社會，敵我意識被刻意模糊。群眾不認為自己是被壓迫者，反而常常認為壓迫來自「不夠努力的同儕」、來自「搶資源的外來者」、來自「社會的不公而非制度的不義」。這種錯位的仇恨，使得群眾不向上對抗，而向側面互害。
第二，軍事化的群眾，必須有組織、有紀律、有明確的鬥爭目標。但台灣的群眾運動，往往陷於兩種極端：一是無組織、無紀律的情緒發洩，二是高度精緻化、學術化、官僚化的非政府組織，失去了動員性，也斷絕了鬥爭性。學生會、工會、市民團體等，若非被官方吸納，就是被群眾自己冷落。他們「有名無實」，只是空洞的招牌，無法成為鬥爭的骨幹。
第三，軍事化還需要「敵人可見」。而當今的壓迫不是軍隊入城，不是坦克壓街，而是看不見的勞動剝削、社會降級、精神崩壞。這種壓迫無聲無形，無法指認，無從抵抗。群眾沒有被逼到絕路，但也無路可走，於是陷入一種「動員不來、反抗不起」的長期遲鈍狀態。
台灣的軍事化群眾運動，可能出現在一種特定的條件之下：當社會矛盾清晰化、壓迫具象化、組織制度化、鬥爭正當化，那麼群眾才有可能從麻木中覺醒，從沉默中行動。然而在此之前，若無革命的理論啟蒙與組織塑造，軍事化只是空談。
因此，我們今日談「軍事化」，不是鼓吹暴力，而是主張鬥爭的紀律化、行動的組織化、敵我界線的明確化。在這樣的局勢中，如果群眾不能從夾縫中產生堅定的組織，如果還迷信大黨的妥協與善意，那麼群眾第一勢力就不會自然誕生，而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灰燼中重來，只有如此，群眾才可能從自相殘殺中走出，向著真正的鬥爭方向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