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導航：
- 跳脫傳統法學框架： 本文將帶您跳脫「誰對誰錯」的直覺，運用「法律經濟學」的後果論視角，重新審視當「私有財產」與「創新自由」發生衝突時，法律應如何做出最能促進社會整體福祉的權衡 。
- 洞悉市場失靈真相： 深入剖析市場失靈的真實樣貌，從「拒絕交易」到更徹底的「不敢交易」，並揭示在AI時代，真正的市場壟斷並非沒有競爭者，而是先行者築起的「高品質結構化資料」高牆，讓後進者難以公平競爭 。
- 構想更有效率的司法： 對比法院「懲罰的重鎚」，本文將提出「效率的手術刀」—也就是設計一套兼顧「損害填補」、「投資回報」與「創新溢價」的「合理強制授權金」制度，思考如何在保障先行者回報的同時，為後續創新留下一條活路 。
想像一下，十年前，政府將所有公車、捷運的即時動態，以原始、雜亂的格式，免費釋出在公開資料平台（Open Data）。
A公司看到了商機。他們投入了大量工程師與十年時間，將這些雜亂的公開資料，進行清洗、校對、結構化，並整合地圖與演算法，打造出一款極其好用、幾乎所有通勤族都在使用的免費APP。這款APP，成為了A公司的核心資產。
B公司，一間新創AI團隊，想要開發一個更進階的「未來交通預測模型」。他們需要大量、乾淨、且橫跨多年的歷史交通數據來訓練AI。他們發現，政府的原始資料格式混亂、錯誤百出，根本無法直接使用。而A公司的APP，不多不少，正好有他們需要的、最完美的乾淨資料。
於是，B公司透過網路爬蟲，抓取了A公司APP上的結構化資料。
A公司得知後，憤而提告。
A公司主張：他們花費了十年心血與鉅額投資，才將「公共垃圾」變成「數位黃金」，這是他們理應受保護的智慧財產。B公司的行為，是赤裸裸的剽竊。
B公司則抗辯：他們使用的資料，本質上源於公共財。A公司透過其市場先佔地位，將公共財私有化，形成了一道讓所有後進者都無法跨越的「資料壟斷」，嚴重扼殺了更進階的AI交通創新。
這時，如果你是法官，你該怎麼判？
這個看似為了討論而虛構的商業衝突，其核心的兩難，與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真實案例—「法源資訊 vs 七法公司」的億元判決，有類似的情境。同樣是先行者投入巨大成本建立的資料資產，同樣是後進者為了創新而採取的爭議性手段，同樣牽動著整個產業的競爭規則與未來走向。
在深入拆解這起複雜的判決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建立一個清晰的分析框架。因為我們看待問題的「視角」，將會決定我們最終看見的「答案」。
在開始思辨之前：關於分析框架的說明
在深入探討議題之前，我想先花點時間，說明本文採用的分析框架，以及它與傳統法學思維的差異。
傳統的法學分析，好比嚴謹的「法學三段論」：先有不可動搖的大前提（法律規定），再將小前提（本案事實）涵攝其中，最終得出結論（是否侵權）。在這個框架下，「法律該如何修改」是一個獨立於「個案判斷」的、更高層次的立法論問題。
然而，「法律經濟學」的分析路徑更像是一種「後果論」(Consequentialism)。它將法律本身，視為一種會影響人們行為、並導致特定社會後果的「制度工具」。因此，它關心的不僅是「這個行為是否違反了這條規則？」，它更關心的是：「如果我們將這條規則解釋為A，會對市場創新帶來什麼後果？如果解釋為B，又會帶來什麼後果？哪一種後果，更能促進整體的社會福祉？」
本文的思辨，正是沿著第二條路徑展開。我們並非要混淆「事實判斷」與「政策討論」，而是要主張：在解釋法律的灰色地帶時，一個好的法院，應當將「可預見的經濟後果」納入考量，選擇最能引導社會走向繁榮與效率的解釋方式。 理解了這個前提，我們就能更好地集中思辨。
前一篇文章從寇斯到波斯納：從法律經濟學視角解構Lawsnote vs 法源｜七法侵權案的億元判決 發表後，在社群上激起了遠超預期的迴響與思辨，其中包含了許多深刻的提問、尖銳的質疑，以及來自不同專業背景的寶貴洞見。
這些反饋，是任何寫作者所能收穫最珍貴的禮物。因此，本文的目的，並非要對所有反對意見，進行逐點的辯護或反駁；而是想藉由這些充滿力量的提問，將討論從「個案的勝敗」，昇華到「分析框架的碰撞」與「制度設計的想像」層次。
接下來，我將嘗試把所有寶貴的質疑，歸納為幾個核心議題，與各位一同展開這趟更有趣、也更具挑戰性的法律經濟學思辨之旅。
議題一：權利的起點 — 當「私有財產」遇上「創新自由」
在收到的回饋中，一個最核心、也最深刻的質疑是：在七法不具備「法律上權源」的前提下，直接抓取法源的資料庫來與其競爭，這不僅是單純的侵權，更是「拿你的產品來打你」的市場競爭行為。既然行為起點已有不法性，我們又何需討論後續的「效率」問題？
這個提問非常精準，它完美地揭示了本案中三種相互衝突的價值：(A) 成文法上的私有財產權、(B) 憲法層次的創新自由，以及 (C) 市場上的公平競爭秩序。
傳統的「法實證主義」視角會聚焦於 (A)，認為若法律未許可，則權利不存在。但「法律經濟學」的分析，則不得不將 (B) 與 (C) 納入考量。
在此，有論者會質疑七法「不爬政府原始資料」的主觀動機。我同意，在傳統法律上，動機至關重要。但從一個結構性的視角來看，當一個市場的進入門檻高到讓後來者幾乎無法生存時（如後續議題三所述），試圖「走捷徑」的行為，無論其動機良善或自利，幾乎都是一個可被預期的、必然的市場反應。因此，與其揣測個案的動機，法律經濟學更關心：是什麼樣的市場結構與法律規則，系統性地誘發了這類充滿爭議的行為？
因此，問題就不再是「法律有沒有許可七法去抓取資料？」，而應該反過來問：「國家是否有足夠正當、且符合比例原則的理由，去限制一個新創團隊利用（源於政府的）公開資訊，進行可能帶來更高社會價值的AI創新？」
這個提問，也進一步連結到我在公共標案如何築成私有護城河？從Lawsnote vs 法源｜七法侵權案看台灣數位創新的下一步 一文中所提到的「國家保護義務」與「基本權第三人效力」。當市場因一方（特別是受政府長期標案所扶植的一方）形成巨大的資訊壁壘時，法院作為國家權力的一環，便產生了積極的憲法義務。在解釋法律（例如《著作權法》的保護範圍，或《刑法》的「無故」一詞）時，應將「維護市場公平競爭」、「避免公共財私有化」等價值納入考量，選擇對創新自由最友善的解釋路徑。
法律經濟學的分析，並非要主張創新可以凌駕於一切法律之上，而是建議：當「成文法上的私有權利」與「憲法上的創新自由」發生衝突時，法院應當扮演效率的仲裁者，透過細緻的權衡，做出最能促進整體社會福祉的判斷。單純以「不具法律權源」就停止思考，反而可能讓我們錯失了達成更有效率、也更繁榮之社會的機會。
當然，這並不代表為「侵權」大開方便之門。主張此項自由的創新者，應負擔更高的舉證責任，向法院證明其行為並非單純的寄生或複製，而是創造了顯著的、新的社會價值；並且，不存在其他更合理、侵害更小的替代路徑。唯有如此，這套以「效率」為名的分析框架，才能避免被濫用，真正成為社會前進的動力，而非秩序破壞的藉口。
議題二：市場失靈的樣貌 — 從「拒絕交易」到「不敢交易」
有位律師先進提出了非常好的觀點：「如果雙方能夠在事前談好合作，或許就能把競爭轉化成合作，利益共享。」這句話，完美描繪了任何一個理性市場所追求的最理想狀態。
然而，現實的骨感，正在於這種理想狀態為何沒有發生。在初版文章中，我曾將其歸因於「七法請求授權遭拒」。但在讀者提出「資訊來源何在？」的質疑後，我重新詳讀了兩份判決書，並發現這是一個需要修正的疏漏。
判決書原文，並未記載七法曾提出授權請求，法院甚至反向推論其「未曾詢問」。我感謝讀者的挑戰，讓論述能建立在更精確的事實基礎上。
這個更精確的事實，並未削弱「市場失靈」的論點，反而將我們帶向一個更深刻、也更符合真實商業世界樣貌的困境：是什麼樣的市場結構與權利狀態，導致一個後進創新者，從一開始就「不敢」或「不願」上談判桌？
這就是從「拒絕交易」（refusal to deal）的失敗，到「不敢交易」（afraid to deal）的絕望。當後進者基於對手（市場先行者）的絕對優勢地位、過去的商業模式，以及權利歸屬的高度不確定性，而預期任何授權請求，都只會得到策略性的拒絕時，「開啟協商」這個選項，就已經因為可預期的、無限大的交易成本而被排除了。這是一種比談判破裂，更徹底的市場失靈。
法律經濟學的價值，不僅在於分析看得見的交易成本，更在於辨識出這種，因結構性問題而導致的、看不見的「機會成本」—那些因為害怕被拒絕，而從未被提出的合作；那些因為害怕被控告，而從未被嘗試的創新。
這種現象並非特例。在科技與製藥產業，我們常看到所謂的「專利叢林」（Patent Thicket）—後進者為了避免陷入無盡的訴訟泥沼，寧可放棄開發，也不願挑戰由先行者布下的專利天羅地網。這種因優勢廠商「策略性拒絕授權」所導致的創新寒蟬效應，正是「不敢交易」最真實的寫照，也是市場失靈最令人扼腕的樣貌。
議題三：競爭的定義 — 從「廠商的存否」到「門檻的高低」
另一位讀者提出了非常實際的挑戰：市場上明明還存在著法律人、植根，甚至同樣在發展AI的Lawbot等其他廠商，為何本文的論點，會一直導向法源公司具有「壟斷」或「市場壁壘」的結論？難道其他廠商，都是比較笨的競爭者嗎？
這個問題，觸及了我們如何定義「有效競爭」的核心。法律經濟學在分析市場結構時，關心的並非「市場上是否存在其他參與者」，而是「一個後進挑戰者，是否有真實、可行的機會，去挑戰市場先行者的地位」。換言之，重點不在於「有沒有」，而在於「門檻有多高」。
在AI時代的資料競爭中，這個「門檻」的關鍵變數，已非單純的「資料來源」，而是「 高品質、結構化資料的取用效率 」。
為了讓這個抽象的「門檻」具象化，我們必須深入理解，將政府網站上原始、雜亂的判決資料，轉化為AI模型可以使用的「高品質結構化資料」，背後涉及了多麼龐大的工程。這是一項結合了技術、人力與時間的巨大投資，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資料清洗 (Data Cleaning) ，這包含了處理數以萬計的缺值（如法官姓名漏key）、修正異常值（如日期格式錯誤）、刪除重複資料，以及將所有格式不一的內容（如「2025/7/9」、「一一四年七月九日」）進行校正，統一為標準格式（如「2025-07-09」）。
- 第二階段：資料校對 (Data Validation) ，清洗後的資料，還需要進行規則校驗，例如確保案號的唯一性、判決日期的邏輯性。更重要的是，需與外部的參考資料（如法院組織代碼）進行比對，以確保其正確性。這個過程曠日廢時，往往需要大量人工抽樣復核，才能確保品質。
- 第三階段：資料結構化 (Data Structuring)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步，是將乾淨的資料，轉化為機器可以理解的結構。例如，將一份判決書，拆分成「案由」、「主文」、「事實」、「理由」等數十個欄位，並為每個欄位設定正確的資料型態與索引，同時建立清晰的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 。
上述這整個從「原始垃圾」到「高品質結構化資產」的過程，才是法源公司真正的智慧財產與核心價值所在。「從政府網站爬取原始資料」只是入場券，這套後續的龐大工程，才是真正的賽局。而這正是法源透過長年投入所建立起的、其他廠商難以在短期內企及的巨大優勢。
要理解這道門檻的具體樣貌，全球法律AI的領先者 Harvey，提供了最清晰的範例。觀察 Harvey 的產品架構，我們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策略：其系統刻意不與 LexisNexis 或 Westlaw 等主流商業法學資料庫進行整合。
這並非技術上的限制，而是一個深思熟慮後，為了規避法律風險的商業決定。因為這些資料庫巨頭，對於其投入大量心血所建立的「編輯著作權」，一向採取極為強硬的法律保護立場。
面對這道難以跨越的智財權高牆，Harvey 的對策是釜底抽薪：它將取得資料合法性的責任，轉移給使用者，要求客戶自行上傳文件進行分析。其系統本身，則像在進行一場精密的「外科手術」，小心翼翼地繞開了所有可能侵權的範圍，特別是資料庫中最具價值的摘要與分類體系。
這份戒慎恐懼其來有自，近年備受矚目的 Thomson Reuters v. Ross Intelligence 訴訟案，便是資料庫平台揮舞權利大旗，對AI新創發起攻擊的標誌性案件。
Harvey的案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完美的分析光譜。面對這道由先行者（如法源、Thomson Reuters）所建立的、以「編輯著作權」為核心的法律高牆，市場衍生出至少三種不同的應對策略：
- 高牆硬闖者（如七法）： 試圖直接利用結構化資料，挑戰高牆的合法性，最終引發訴訟。
- 高牆繞行者（如Harvey）： 承認高牆的存在與風險，透過改變商業模式（要求使用者自行上傳），將法律責任轉移，從而繞開了這道障礙。
- 牆邊探尋者（如Lawbot AI）： 在高牆的陰影下，尋找特定的利基市場，發展不需直接挑戰核心資料庫的輕量級應用。
因此，問題的關鍵，已不再是「市場上是否存在其他競爭者」，而是「為何所有競爭者，都必須採取『硬闖』、『繞行』或『探尋』的艱難策略，而無法在同一條跑道上公平競爭？」當一個市場中，只有先行者能安穩地走在康莊大道上，而所有後進者都必須在崎嶇小徑中求生時，這本身就是「市場存在巨大進入門檻」最清晰、也最無可辯駁的證明。
真正的市場壟斷，其樣貌往往不是市場上只有一個玩家，而是只有一個玩家能高高在上地制定遊戲規則，並讓所有後進的挑戰者，都難以升級到能與之抗衡的同一個量級。
議題四：救濟的想像 — 從「懲罰的重鎚」到「效率的手術刀」
既然我們已經證明，市場上存在著一道足以扼殺公平競爭的、難以跨越的高牆，那麼下一個關鍵問題便是：法律的工具箱裡，有什麼工具可以應對？
法院在本案判決中所選擇的工具，在經濟效果上，就是一把「懲罰的重鎚」。
在此，有讀者精準地指出，這把重鎚在法律上不叫「法定的懲罰性賠償金」。這一點完全正確，法院的判決基礎並非公平交易法 。然而，這正是法律經濟學分析的價值所在：我們關心的，是法律規則的「實質經濟效果」，而非其「形式法律名稱」。
當一個賠償金額的計算，並非與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掛鉤，而是與其投入的「建置成本」掛鉤時，它在經濟功能上，就從「填補」質變為「嚇阻」。它的效果，不再是讓權利人回復原狀，而是向市場宣告：「任何從事類似行為的人，都將付出其無法承受的代價。」 這種旨在嚇阻一切、而非精準填補損害的設計，就是一把功能上的「懲罰重鎚」。
那麼，一把「效率的手術刀」會怎麼做？法律經濟學認為，當市場失靈時（如議題二所述），法院應思考如何扮演「模擬市場」的角色。這代表法律的工具箱裡，不應只有「核發禁制令」或「判給懲罰性賠償」這類全有全無的重鎚。
它還應該包含更精巧的「責任規則」（Liability Rules）。但這把「效率的手術刀」該如何操作？
這把手術刀最常遭受的質疑是：如果投入鉅資建立的資產，最終可被法院強制授權給競爭者，未來誰還願意投資？
這個問題非常關鍵。因此，法院在扮演「模擬市場」的角色，估算一個「合理的強制授權金」時，絕不能天真地只考慮邊際成本。一個真正有效率的授權金，其結構至少應包含三個層次：
- 基礎的損害填補： 彌補法源公司因七法的競爭，所可能產生的「實際損失」（例如訂戶流失的收入）。
- 合理的投資回報： 公平地攤提法源公司在資料庫的「建置成本」，並給予其合理的投資利潤。
- 關鍵的風險與創新溢價： 這也是最重要的一層。必須額外加上一筆「溢價」，以獎勵法源公司作為市場「先行者」所承擔的巨大風險與開創性貢獻，確保其總體獲利，仍顯著高於單純支付授權金的「後進者」。
唯有如此設計，才能確保這把手術刀，是在「保障先行者豐厚回報」的前提下，為市場的後續競爭「留下一條活路」，而非單純的「劫富濟貧」。這才是真正能引導資源流向最高價值用途的、成熟的制度設計。
法律的想像，不應侷限於懲罰。一個更有效率的司法，懂得如何透過精巧的制度設計，去創造一個既能保障既有投資，又能鼓勵後進創新的雙贏賽局。
結論
從「權利的起點」，到「市場的樣貌」，再到「競爭的定義」與「救濟的想像」，這趟由讀者們的深刻提問所開啟的思辨之旅，讓我們得以將七法案的討論，從單一個案的對錯，推向了更深層的分析框架與制度反思。
這也正是我一開始想分享「法律經濟學」這個思維工具的初衷。我們必須承認，法律判決除了經濟效果，更具有對社會的「宣示效果」—它在為整個社會劃定一條清晰、可預測的行為準繩。法律經濟學的分析，絕非要否定此一價值，而是在提醒我們，當一個僵固的宣示效果，可能對整個產業的創新動能，造成不成比例的壓制時，司法者便有責任，進行更細緻的價值權衡。
它的價值，從來不在於提供一個能適用於所有案件的、唯一的標準答案，而在於它迫使我們提出一連串更好的問題：我們的法律，在劃定權利時，是否已充分考量其對市場交易成本與創新動能的影響？我們的司法，在選擇救濟方式時，是否只看到了懲罰的重鎚，而忽略了效率的手術刀？
法律的生命，不在於僵固的條文，而在於持續不輟的對話與思辨。再次誠摯地感謝每一位留言、提問、甚至提出尖銳批評的讀者。是你們的參與，才讓這場公共說理，得以如此豐富且充滿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