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幾段自1834 年普克勒的《景觀園藝筆記》（Andeutungen über Landschaftsgärtnerei）：
「如果說公園是簡約而理想化的自然，那麼花園就是延伸的住所。」
首先，為何穆斯考爾公園被列為世界遺產的「文化」遺產而非「自然」遺產？因為公園是人為規劃的自然空間，價值在於其歷史意義與園藝藝術，而非自然生態系統。如同文化景觀，保存的是人與自然長時間互動的結果，而非自然生態系統的多樣性、特殊性與完整性。然而，並非表示穆斯考爾公園就不生態、不具生態系統，而是其之所以成為世界遺產的「傑出普世價值」來源為文化部分而非自然部分。
那麼何謂理想化的自然？不管是法式花園的對稱幾何，或英式花園的模仿自然，普克勒將公園視為理想化的自然：一個經人為理性、分析、控制的自然，早已不是自然本身。以穆斯考爾公園為例，為何波蘭的公園相較於德國，比較沒有在管理，卻顯得更自然？因為自然不會只提供一種特定視角、特定情緒、特定的價值，而是包含所有視角、所有情緒、所有價值。當我在人煙稀少的波蘭處騎單車時，走進茂密的樹叢間，四周瞬間變得陰暗，前方的道路又因路徑不清楚而產生了不確定性，心理突然產生一種恐懼感。這並非設計師所設計的自然，卻反而是自然本身。理想、理性（人類中心）的公園，瞬間變成了意外、非理性（生態中心）的自然。
「風景園林藝術只有在重現自由自然、但又以最高貴的形式出現時，才能達到最高水準。」
所有人類學科，都逃離不了理性（分類、去異求同、概念等），景觀學，如同建築學，亦奠基於理性。於是，花園成為了景觀建築（地景建築）設計的一部分與延伸。然而，自由與自然這對相互矛盾的概念：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因果律支配；又是自由的主體，能自律地行動，如何統一於風景園林藝術？
康德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受自然法則（因果律）影響，但同時，人也具有自由的理性，可自主立法（道德法則）。在《判斷力批判》中，提出了解決方案，透過「合目的性」（將經驗整合成有意義的整體）中介人與自然，如：「美感」本身是認知（判斷力）活動（自由的、無概念的認知活動）的結果。
在康德的美感架構下，因每個人都具有相同的「心靈結構」，而可能產生共同感受，即美雖源自個別的主觀感受，卻具有「主觀普遍性」，期望他人也能同意這種感受。普克勒的時代正好是德國浪漫主義的高峰（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深受其影響，其花園強調自然的詩意與靈性。所謂最高貴的形式，以風景園林重現自由自然，即是回到存有本身，回到萬物被語言概念分別之前，即一種無概念、無目的的純粹感受。
美，非靠知性、先射箭再畫靶的說美「是」什麼（概念化），而是透過走進風景園林感受的詩意與靈性，從個別返回整體，達到了自由自然、美的統一。
「如果你想徹底了解我，你必須了解我的花園，因為我的花園就是我的心。」
普克勒的心與花園有何異同？今天，普克勒的心早已不再跳動，花園則仍在運作。若不說穆斯考爾公園是普克勒設計的，會減少公園本身的價值嗎？「價值」作為人類認知下的判斷結果，站在人類的立場，拿掉普克勒，等於拿掉了穆斯考爾公園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然而，卻也會產生新的價值，即公園作為作品、文本，有自己開放的生命。透過與人們、環境的互動，不斷詮釋，產生新價值。如：公園作為與情人、家人、朋友聚會旅遊的場域和回憶，成為了生命的一部分，或成為德波兩國世界遺產，產生新的政治價值。亦即，當今的公園，早已超越普克勒當初的意圖與設計理念，成為豐富每個心、又透過每個心更豐富的對象。
「道路是行者的無聲嚮導。」
最後，作為建築系畢業的學生，動線、路徑是建築設計中重要的概念之一。然而，動線作為具方向性、連續性與時間性的「線」，亦是理性下的結果。如：區分主要與次要動線，或去異求同的只著重「動」而未考量「不動」、「靜」，或去時間的不變性（指向特定方向、特定活動）。動線的線並非數學上的線，更精確來說，是經驗上、生活上的軌跡。若以數學的「點、線、面、體」，較接近「體」的連續性（行走）與流動性（視覺）。
走在路上或公園裡，常看到一條由人自然而然走出來的路，而非設計過的路。如：學生趕車走的最短路徑，或夏天高溫人們選擇走在樹陰下而非最短路徑。反映的正是每個人（使用者）不同的認知結果，即人們總是看到想看到的。故「道路是行者的無聲嚮導。」比較好的解釋是，對道路的目標、目的的認知，決定了我們選擇哪條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