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
在那之前，上學期的課程剛結束，包括一堂關於二戰大屠殺歷史記憶的課（詳情請見週記8）。實際踏上奧斯威辛，很多時候腦中迴盪的是：我終於來到這裡了。
好多文本與口述記錄描繪過的，火車抵達的那座大門，好多姓名最後標註的終點，我終於親眼看見了。
很喜歡導覽員說話的方式。他看起來有點虛弱，有氣無力的樣子，卻也這樣柔柔地說了六小時。不過度煽情激動，也沒有刻意地輕鬆高昂，就是用與那天氣和內容相配的語調，說出發生過的事。
而我們沉默。有種面對太過龐大、超出自己所能理解範圍時的沉默。我以為自己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但具象展現的規模總是更駭人。頭髮和鞋子山、死亡前幾個月還年輕健壯的肖像照、一個個被消滅的家族和社群。沒有太強烈的感受，更像還無法處理這樣的認知。
那天雨停了，還有許多場至今未歇。
一些建築的樓梯被腳步踏出奇怪的凹陷，卡著鞋底從外頭帶來的沙塵，堅硬材質卻有鬆軟流動的觸感，時間扭曲了空間。
寬廣的營區，即使是堆過那麼多屍體的地方，好像也稱不上陰鬱恐怖。紅磚房之間鋪滿綠茵草地，是有意為之，還是生命自然會那樣生長出來呢？我以為那麼多血和毒物浸過的土地，總會留下一些痕跡的。
所以樹了告示牌和舊照片，所以人們日日來訪，記憶要抵抗遺忘，抵抗一個死過110萬人的地方再次成為平常。
結束後，我和C挑著一些無關痛癢的話說，像不知道能為此下什麼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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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那天的日記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還是不知道該說什麼。
朋友說，這些東西看多了就覺得都一樣，都可以預期了。那還有我能說的話嗎？該怎麼說，才不會變成野蠻的詩？
最近，電影《南京照相館》在中國上映，我又想起這件事。
《南京照相館》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描述平民冒死為日軍的暴行留下紀錄。不僅票房長紅，在中國的社群平台上，也出現大量短影音，呈現孩子們看完電影的反應。影片裡，原本笑嘻嘻的孩子在電影院淚流不止，久久無法平復情緒，回到家撕毀自己收藏的日漫卡片，或用力捶打地圖上的日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課」，那些影片的標題這樣寫。
那些孩子的悲憤令人毛骨悚然。因為認知能力尚不足，需要很簡化、直接的理解；因為行動的力量還太小，怎樣的發洩都不會被阻止，但之後他們會長成怎樣的大人？我也回想自己受過的歷史教育，同樣直面暴行，是什麼讓我們走向不一樣的情緒？
如何記憶但不恨？
現在我知道漢娜鄂蘭說過，邪惡不是存在某些可恨之人身上的特性，是被平庸的人們共享的；巴特勒主張，因為生命同樣脆弱危殆，且都依著他者存在，我們不該以分類的暴力，畫出誰更可恨該死的界線。而在讀了這些之前，我好像只是想著，恨有什麼用呢？比起反擊，總覺得花力氣修復傷痕，改善受傷害者的處境是更值得的。
但情緒呢？我又憑什麼漠視被害者的憤怒，如巴特勒被詬病的知識分子姿態，要人「克制以暴力回應暴力的欲望」？
關於這系列的影片，一句評論被大量轉載：「窮人家的孩子看完《南京照相館》氣得撕掉日漫卡片；富哥家的孩子已經在富士山下拍照打卡。」那我的眼睛又是憑藉多少階級優勢，得以讀過更多書、與更多不同的人互動過，以什麼視角批判這一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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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我還是覺得正在中國發生的仇恨教育很噁心。那不只是面對真實歷史的自然反應，我也見過其他孩子聽戰爭故事的樣子；如此投入地把不同時空的苦難攬在自己身上，連結至對今日另一群人的敵視，甚至指向具攻擊性的具體行動，那一定是經過刻意引導的。
（最病態的是，影片開頭總會是不超過12歲的孩子蹦蹦跳跳，配上字幕「＿＿歲的他開開心心，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在他們的笑容消失時一副欣慰的樣子。根本是惡意虐待，以孩子的痛苦滿足自己的愛國情緒吧。）
關於情感的傳承，華沙的起義博物館好像是另一個極端。
以1944年波蘭起義軍於華沙對德軍展開的抵抗為主題，同樣是佈滿血色，以失敗告終的一頁，相比同類型的博物館或紀念園區，卻有種難以言喻的歡欣、甚至有些浪漫的氛圍。即使在環境艱困的碉堡、硝煙四起的街頭戰場，笑著的照片總是比苦難更多，展區顏色明亮。能明確感覺到，「驕傲」是這裡想被記住的樣子。
我們曾經甘於痛苦、從容赴義，為了我們的國家，為了不輕易妥協的意志。
動線的最後有一座裝置藝術，站在螢幕前面，會看見問題：「你敢不敢面對那個時代的自己？」鏡頭掃描後，會浮現一張與你相似的，曾屬於波蘭起義軍的臉。旁邊的小字問：「如果身處當時，你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嗎？」
我和C也去了，當然，資料庫裡沒有東亞臉孔。我們得到同一張照片，端詳了一陣，得出的相似點是我們都戴眼鏡。
我能想像，那或許是列維那斯倫理學中的「臉」，用以喚起觀者的倫理責任與回應。但在被排除後，我更感受到一種訴諸面容的相似，因而和民族、血統相關的延續性。你和那時的我如此相像，流著一樣的血，是否更該承襲我的意志？他者的臉召喚的，是加入我群的號召。
努力讀了很多面牆的英文說明，卻又長得不像的我們，忽然進不去也出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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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是重要的，往往是情緒而非高尚的理論激起了行動。但當事件已經成了記憶，經過重新認識與反思，該被傳遞下去的也許可以不止於此。
我在想，那些人以《南京照相館》傳遞的「記憶」（沒有看過電影所以無從評論，我說的是一系列後續討論、相關短影音作品加諸在它身上的訊息），或許正是記憶本身要抵抗的。如果人們得以看見並記得更多，便會知道，現在更該抵抗的是自己的政府而非遙遠的日本。
大屠殺的倖存者，猶太作家Elie Wiesel在一場對談中提到，戰後初期，人們立起紀念碑，上頭卻對大量死去的猶太平民隻字未提。They killed the Jews a second time. 他說。
而在猶太記憶已成為大屠殺主旋律的今日，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我也在尋找，有多少記載會提到波蘭平民對猶太人財產的侵佔，和持續至戰後的反猶行動？比猶太人被邊緣化更久的吉普賽人，又會佔有多少篇幅呢？
記憶永遠不會「就只是那樣」。例如去年的紀錄片《由島至島》和劇集《聽海湧》，重探二戰時南洋的台籍日本兵，在他們長期作為殖民受害者的形象上，又揭示了一層戰爭加害者的身分。過去發生的事，仍不斷以「新發現」的姿態來到人們的視野，作為歷史的補充甚至顛覆。如果歷史不可避免地要帶有特定視角，故會有所遺漏，或成為無法讓所有人滿意的詮釋，那也許記得越多總是越好的。越多的視角和經驗被認識，帶來思考，我們便越能抵抗權力包裝在主流論調、歷史教育裡的意圖。
從集中營離開的時候，一位工作人員熱心地帶我們到公車站，不免聊起從哪裡來、有沒有去過之類的話題，他說他不能離開，要在這裡工作，「for my country!」
拼拼湊湊的英文，匆忙的腳步，我無法得知在他心中，這段歷史和愛國情緒怎麼連結，抑或只是一句半開玩笑的場面話。我或許說了That’s good吧。
反正，記得越多，對一個國家、一整個世界總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