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限的时间、空间与移动性：通过军事化的道路审视克什米尔的日常压迫
作者：匿名
翻译：James X
出处：Life, Politics, and Resistance in Kashmir after 2019: A Multidiscipl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flict, Chapter 10 Restricted Time, Space, and Mobility: Everyday Oppression through Militarized Roads
受限的时间、空间与移动性
每当我每天在路上与压迫的有形成分接触时，我都会感到疼痛，一种非常奇怪的疼痛贯穿我的全身。这无法逃避，它们就在那里，你必须穿越它们。它们在我心中引发愤怒、焦虑、无助与痛苦。这令人精疲力竭，心力交瘁。我想对着它们嘶吼，我想独自嘶吼，我想放声嘶吼，但连这都做不到。这种窒息感和幽闭恐惧感简直难以言表。这些控制体系无处不在；它们存在于我去杂货店、药店、医院、餐厅、公交车站的路上。它们同时具有侵入性和侵略性。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琐事与压迫的交织并非偶然，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压迫性地理布局。
在克什米尔，移动性不仅仅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移动，而是嵌入更深层的政治结构中。它是整体压迫与控制结构的缩影。它是国家更大的控制体系的一部分，通过这一体系，国家实现其诸多目标，这些目标将在后文进一步阐述。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在克什米尔人的移动性上行使权力，本章将重点探讨作为基础设施的军事化的道路。
克什米尔的道路一直是殖民主义更大机器的一部分。它们是克什米尔人与压迫性国家之间关系最直观的场所之一。道路嵌入权力矩阵中，克什米尔人在此几乎每天都在与压迫者进行对话，也是接触最为密切的领域。压迫的各种有形成分侵蚀空间、限制时间，并控制克什米尔人的移动性。这常常让克什米尔人产生一种被剥夺感——被剥夺了自己土地的权利，一种无助感，他们甚至无法拥有最基本的自主权或对周围空间、日常通勤和时间管理的控制。像正常人一样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是人们可以期待的最基本权利；这甚至不是自由，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生命体正常运作的必要部分。通过破坏克什米尔人日常通勤这一看似微小琐碎的任务，来扰乱他们的正常生活，是国家殖民机制的一部分。因此，这一看似“琐碎”的通勤任务成为压迫的场所，国家在此实施暴力策略并规训克什米尔人的身体。我们在道路上被剥夺自主权的方式，在民众中制造了高度的迷失与疏离感，在他们心中掀起战争，通过对心灵的殖民化导致长期创伤。这种设计制造了空间压迫，通过占领或入侵公共空间实现压迫。这是国家锚定、延续并扩大对人民和领土控制的手段。因此，空间成为权力斗争、权力失衡和不同位置的竞技场。正如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1994 and 2023）所指出的，不同社会群体根据权力结构对空间的体验各不相同。在军事力量主导和控制空间的地区，当地人对空间的体验充斥着贬低、限制与屈辱。克什米尔的军事化空间与控制机制虽在过去已被理论化探讨（Junaid 2013），但本章将通过作为基础设施的军事化的道路及其对当地人日常生活与思维过程的心理社会影响，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本章将通过三个要素——检查站、路障和军事车队——阐释这种精巧的设计，这些要素均涉及克什米尔道路上军事人员的持续存在，从而揭示空间如何与权力展开对话。
检查站
我们在检查站或等待车队通过时度过的每一分钟，都是从我们一天中被夺走的一分钟；道路上每一道路障，都是从我们土地上被夺走的一块空间；而每次被拦下来检查，都是我们的自由被剥夺。斯利那加（Srinagar）的城市和小镇遍布检查站，这些检查站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加。被活跃的和非活跃的检查站分割的道路阻碍了交通的顺畅流动，大多数时候都在夺走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检查站由印度武装部队人员把守，他们可能根据当天的运气、检查人员的心情或者印度媒体营造的（不）安全叙事，决定是否对你或你的车辆进行全身检查。这些检查站日常提醒我们生活在结构性暴力之下。它们剥夺了我们的尊严、身份和自由，无异于骚扰。有时甚至不需要设立一个结构完善的检查站，只需几名武装部队人员在场，就可以随时拦截过往车辆。所有这些措施当然不会考虑司机的时间安排和工作上的紧要事务。
这个检查站系统无处不在，规范着我们每天的通勤。有时它们并不确定，会突然在某一天以“惊喜”的形式出现。这种检查站的迅速增加，是我这个27岁的人开始有意识以来就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有些检查站从一开始就存在，可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然后又出现了新的检查站，接着是更新的检查站。这些检查站属于印度政府，政府是它们的所有者，军队则是它们的维护者。
我以前每天从斯利那加的希德尔波拉（Hyderpora）区域回家时，都会经过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座小型掩体，位于一个购物中心前面。2020年的一天，我突然发现，各种掩体汇聚在一起，占据了道路的大部分，还有一两辆军用卡车。有一天晚上10点，一位朋友在那个“检查站”被拦下，遭到军方人员的侮辱；整整15分钟，周围没有其他目击者，如果我朋友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地方以前我每天都会经过，但自从掩体出现后就变得令人不适，而听到朋友的经历后，这里突然变得令人创伤。
印度政府通过这一有组织的路障系统，对普通克什米尔人实施控制，限制他们的身体自由和行动，质疑他们的身份，并强化压迫。在这些路障检查点，克什米尔人还要面对殖民者的凝视——通过军人的眼睛，这种凝视具有压迫性，极具男性霸权特征，充满支配、羞辱和不适感。驻守这些检查站的印度男性要求克什米尔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证明身份；克什米尔人被印度人在他们物理上和概念上“占领”的土地上拦截，这会产生一种愤怒感，常常演变为即将爆发的焦虑和不适。
人们对克什米尔持续的战争的首次体验往往各不相同。对于阿纳恩特纳格（Anantnag）/伊斯兰堡（Islamabad）【译者注：两个名字被同时使用，前者是印度教徒对此地的称呼，后者是穆斯林的称呼。】一个小村庄的居民阿米尔而言，频繁的镇压行动和军事搜查便是他的初次体验。他15岁时在检查站被拦截的那一天，成为他心理创伤的源头。对他而言，被安全部队“放行”时，背后可能被枪击的恐惧至今仍非常真实而挥之不去。“当他们让我离开时，我能听到他们的枪上膛的声音；至今那些想法仍让我感到恐惧。他们问我‘阿扎迪（Azadi）’【译者注：阿扎迪意指抵抗。】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不得不以一种能保命的方式回答。那是种令人窒息的感觉，这种窒息感至今仍未从我身体中消散，”阿米尔说道。他当时乘坐的公交车在检查站被拦下，车辆及乘客均遭搜查。
这起事件深深地烙印在阿米尔的脑海中，他记得现场的每一个细节。“每次我在检查站被拦下，甚至只是经过一个检查站，都会让我想起那天的情景，所有记忆都涌上心头。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一半的症结都来源于此，”阿米尔说。从15岁到如今28岁，阿米尔想做很多事情来对抗这种日常压迫，但无力感却在内心深处不断侵蚀着他。他来自一个几乎每隔一天就会发生镇压和搜查行动的地方。对阿米尔来说，检查站和路障象征着压迫，因为人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穿越它们。
阿米尔家乡的一座桥上总是设有一个检查站，他的家人不允许他在日落后过桥，这限制了他的时间和空间，进而影响了许多看似琐碎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任务。这样的系统迫使被压迫者按照压迫的结构来管理自己的生活，到了某个阶段，这甚至不再显得是有意识的努力，而是作为一种生存的传统知识代代相传，深深内化为身份的一部分。
在阿里亚的镇上，要到达一家百货商场，必须穿过一个大型军用掩体和一个检查站；然而，人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绕过这条有检查站的道路到达商店。最近，令阿里亚惊讶或者说愤怒的是，那条路被军队完全封锁了，阻断了通勤者的去路。“现在，我们被迫要穿过那个检查站去买日用品，”阿里亚说。这个系统不会让人们忘记它的存在；它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监控人们，每天都盯着他们。这反过来又让人们终身处于偏执状态，感到害怕和充满警觉，剥夺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有一次，阿里亚在从斯利那加前往阿纳恩特纳格的途中，停在潘普尔（Pampore）的藏红花田附近接了一个Zoom通话。她听到不远处传来口哨声，但未能发现任何人。突然，两名武装部队人员走到她的车窗前，询问她旅行的目的、家乡等情况。随后，他们要求她尽快离开该区域。这些“隐形”检查站让人在瞬间产生自由的错觉，但很快便意识到这不过是幻象，控制以有形与无形的方式无处不在。
“有一次，我正准备去复印店打印一本拉康的书，刚走到复印店前几步，就被印度国家步枪队（Rashtriya Rifles）【译者注：印军针对克什米尔起义于1990年成立的一支反叛乱特种部队。】的人拦下。有人已经警告过我不要走那条路。但我心想我没什么好怕的，”丹尼什说。但与他想象的不同，他被要求冲刺——在十秒内跑向并返回一个特定的电线杆。“我记得跑步时，周围认识的人都看着我。我感到精神上极度受辱。看到其他人像看马戏团小丑一样无助地看着我，我感到无助，"他说。国家将身体转化为政治单位，转化为权力斗争的场所，使人们对自己的身体和存在感到完全不适。
“为什么你不待在家里？”
“我累了，也没有互联网，没什么可做的，手机也不工作。我累了。”
就像其他每一位克什米尔人一样，丹尼什有时也会疑惑，自己为何要向他人解释？然而，他与其他克什米尔人一样，深知一切——甚至我们的意志——都掌握在军队手中。国家对我们思想、身体、行动和意志的控制，使一个人如同随水流漂浮的死鱼。然而，在这些不断的提醒与实践中，人们也会找到自己的方式，努力过上正常生活。
路障
路障与检查站有些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路障会阻断公共空间，有时比检查站更严重。路障可以无人值守；因此，每个检查站都可以称为路障，但并非每个路障都是检查站。这些路障有时沿着道路零星分布，驾驶车辆的我们需要穿行其中，有时则完全阻断道路，迫使我们改道行驶。路障包括铁制屏障、铁丝网、塑料屏障，有时甚至包括军用车辆。而且这些路障通常会被涂上某家企业的名称，使其成为赞助广告。
一次，斯利那加的大学生苏莱曼在斯利那加开车时，被一名负责交通管制的人员要求停车。苏莱曼因疏忽未注意到该指令，且因路障阻碍，车速仅为20英里/小时。该军方人员敲打车前盖要求其停车。“他让我打开后备箱。我从自家果园给朋友带了一箱苹果，他让我打开箱子并取出苹果，”苏莱曼说。当苏莱曼在路中央做这些时，后方车辆开始积压。然而，没有人按喇叭。苏莱曼询问武装人员是否可以将车停到路边，但对方拒绝了。对于被困在苏莱曼车后的交通堵塞中的人们来说，这只是暴力政权对空间、移动性和时间的又一限制。这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些维护压迫性国家的人所掌握的权力，我们将被展示这种权力。
对于阿里亚来说，她和阿米尔一样来自阿纳恩特纳格，但住在镇上，每天都要穿过一条非常狭窄的巷子去市中心。这条两边都是市场的巷子本就空间狭小，无法容纳两辆车，更糟糕的是，几个月前阿里亚出行时发现，巷子尽头有一辆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的卡车长期停在那里。“那辆卡车现在一直停在那里，完全堵住了一侧的巷道，想想看，剩下的空间还能让多少人通行，“阿里亚说道。除了这个事例外，阿里亚对军事力量设置的障碍物迷宫感到烦躁，“这些多余的障碍物支配我们的生活，这让我感到愤怒，"阿里亚说道。
阿米尔的村庄有四个出入口，其中三个曾被部队用路障封锁，以方便他们定期进行封锁搜查行动。因此，整个村庄只能走剩下那条路，这使得出行时间延长了三十分钟。“想想看，这样他们（政府）随时可以做任何事。这片空间完全属于他们，他们不尊重我们的时间，”阿米尔说。
穿过路障的行进缓慢、令人恐惧、危险且令人沮丧。这些路障占用了我们最多的空间。这些路障，连同检查站，甚至它们的单独存在，都构成了这种通过物理控制体现的压迫景象。在这些路障那里，人们并不一定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但道路中央的这些障碍物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这种自由本应简单而基本，就是畅通无阻地移动。
路障是不断提醒我们作为一个群体被监禁并受压迫政权控制的鲜明象征。与检查站不同，路障可能不会带来同样程度的焦虑或骚扰，但它是压迫性国家维稳和持续统治的手段。路障是划分领土的工具，提醒人们他们处于监控之下，其行动完全取决于国家意志。
道路上存在永久性障碍物，司机每天都需要绕行通过；而当印度官僚或领导人到访时，道路上会突然出现新的检查站。然而，司机在日常通勤中常常会遇到意外，道路被新障碍物阻断，被迫绕道而行，浪费时间。这不仅让普通克什米尔人感到沮丧，还导致车辆通行受阻，进一步限制了时间，影响了社会和官方事务的正常进行。
国家对日常生活的深度干预令人屈辱，而屈辱正是国家用来瓦解民众的手段之一。这限制了我们对自身土地的可接触性。这些路障已然成为“道路的规则”。“然而，前方并无人员把守，却令人心生恐惧，”普尔瓦马（Pulwama）的丹尼什说道。对于阿米尔而言，路障并非安全空间。他会刻意按响喇叭三四次，只为确认路障无人把守，以免被射杀——这种恐惧自他15岁起便萦绕心头。
在克什米尔，物体蕴含着巨大的权力与控制力。其他地区用于交通管制的路障，在此地则被赋予暴力属性。一辆停着的车辆也是控制的对象。在克什米尔，一个平凡的物体变成了压迫的工具，支配着人们的生活。这些机制让人们的思维方式变得异常独特。这种大脑不仅充斥着猜疑和恐惧，还充满了生存机制以应对这样的生活。
军事车队
克什米尔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意味着该地区有最多的军事人员在各个营地之间往来，且每一段道路上都有军事人员驻守。军事人员通常以车队形式出行：一辆辆军车组成车队。每当车队（有时甚至由数十辆卡车组成）经过时，道路两侧的交通会被完全阻断，有时甚至长达一小时。这是以最普通的方式向民众施压。这种过程在每天重复发生后逐渐常态化，从而降低其冲击力，最终使民众被迫接受。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战术，旨在限制时间、空间和行动自由。这种行为源于压迫者的自大、不安全感和权力欲望。甚至有载着重症患者的急救车也被困在交通堵塞中。
有时，一队七八辆车的车队会护送印度官员、政客、军官或当地政客。这些车辆会全程开启刺耳的警报器，直到抵达目的地。警报声意味着司机必须为车队让路，无论是否有空间可供让行。这种情况会让人感到焦虑，有时会导致小事故，但长期下来会引发愤怒、挫败和无力感。阿里亚说，她所在的阿纳恩特纳格小镇，每个人都会比预计时间早4小时出发，因为他们必须考虑途中可能被拦住检查的地点或等待车队通过的时间。这加深了克什米尔司机的独特体验。这也让我们思考时间在克什米尔是如何不同地流逝的，我们的24小时似乎和别人不一样。
当长车队经过时，交通由印度军队而非交通警察管理。但军队管理交通并非仅限于此。在斯利那加城市及周边城镇的某些路段，军队负责交通管制，指挥车辆单向通行，这一职责本应由州政府设立的交通警察部门承担。武装人员在社区日常路线上的存在，不仅让日常生活充满恐惧，更让人们的思维被军事化。通过此类不公平待遇，克什米尔人被视为二等公民，或者说被逼迫意识到他们生活在国家意志的摆布之下，这些道路由政府修建，其利益并不平等分享。
监控
通过建立这些控制机制，国家强化了主权；这种主权建立在任意性之上。克什米尔人民质疑、反对并抵抗这种主权。对于一个主权受到质疑因而脆弱的国家而言，武力和任意性成为其不仅物理占领土地，更通过各种权力游戏战术摧毁民众精神、使其疲惫不堪的工具。以此方式，国家在克什米尔强化其主权。国家的动机在于控制人口、管理民众的空间、时间与流动性，并在最细微层面治理他们。
这种监控策略也服务于将克什米尔人置于控制之下的叙事。通过将克什米尔人治安化与犯罪化，国家为监控行为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检查站、路障、强制等待构成了监控克什米尔人身体的军事化监控网络。通过将军队动员为“维护”这种强制性主权的“守护者”，克什米尔的空间结构被置于军事行政管理之下。国家通过这些压迫统治的“守护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暴力威胁驯服人口，从而获得排他性和最终的权威。由于自身的多重不安全感，国家不得不诉诸这些通过武力与胁迫要求民众服从的机制。
文章第一部分提到的限制措施，正是这种权力渗透到克什米尔人生活最细微角落的例证。通过这种空间与流动的压迫，国家构建了一个平台，权力失衡在此每日显现，克什米尔人每时每刻都遭受非人化和侮辱。这些武装道路提醒着国家强加于我们的主权及其绝对权力——它可随时排除、取消、惩罚、控制并指挥任何克什米尔个体。这个平台或展示的场域，是国家宣战的战场，旨在瓦解和摧毁人民的意志。这种压迫会逐渐剥夺人民的精神力量。虽然它在克什米尔人民心中激起永不熄灭的愤怒，但每天都不得不承受这种压迫却无法阻止或反抗，最终导致人民疲惫不堪。
在行使主权的过程中，国家还展示了在克什米尔存在的结构性权力失衡以及个体互动层面的权力失衡。检查站和路障上的权力表演提醒人们，他们的生活在最微小的层面也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阿米尔因未注意到士兵而被拦截的事件，正是国家通过这些机制对领土和人民行使绝对权力的纯粹展示。国家不希望克什米尔人有一天忘记，它对人民拥有权力，这种权力是暴力的，可以向人民索取任何东西，甚至包括他们的时间、空间和移动性。
检查站内大量驻扎的部队及其令人畏惧的装束，会让人们在面对这一体系时连质疑的勇气都丧失殆尽。道路基础设施可能是城市居民接触到的最直观的压迫实体。这种日常展现的权力与控制也会内化于民众心中，以至于他们甚至可能忘记正常意义上的行动自由、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因此，与其质疑（因为我们根本无法质疑），我们只能寻找方式逃避它。
“有一天我在古普卡尔（Gupkar）路附近被拦下。他们让我下车，打开后备箱，然后退后。一名军人在搜身，另一人用设备扫描后备箱。检查完毕后，他们让我离开。我问他们是否能在我面前重新检查车后备箱。我不想冒风险让他们在车里放东西，然后几公里后又被拦下。他们让我检查了。幸运的是，后备箱是空的。这里人的思维方式真奇怪，”贾米尔说。同样，阿米尔也分享了自己被军方拦下时的经历：当军方检查他的车辆时，他会微笑着与他们闲聊，以确保他们没有在车内放置任何物品。斯利那加居民奈拉表示：“因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这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在其他国家，五人同时死亡是国家大事，但对我们来说只是日常事件，不会让我们震惊。我认为如果我们每次会震惊，那我们连最简单的任务都无法有序完成。对我们而言，为了生存，正常化这一切几乎是必然选择。”
在克什米尔，道路和移动性的整个体验完全不同。一个克什米尔人在路上思考的方式是独特的。在这些日常的空间、时间和移动的侵扰中穿行，是如此亲密，以至于它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塑造了一个人的思维。旅行时的焦点并非享受驾驶、思考会议或其他个人问题，而是如何在被军队拦截时应对，如何确保军队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脑海中不断构想受朋友经历影响的各种情景，以及其他类似的思绪。这种空间与移动性的限制，经过多年积累，如今已然成为另一条必须遵守的道路或交通规则。
“一块小小的土地被军方占领，几个月后整条巷子都被他们控制，几年后整个区域对当地人完全封闭，”海德尔说道。他回忆道，小时候从库普瓦拉（Kupwara）回老家洛拉布（ Lolab）时，车辆会在检查站前一公里处被拦下，乘客需步行至检查站后一公里处，待车辆彻底检查后，军人才允许通行。如今十年过去，整条道路已被封锁，旅客不得不绕道而行。“新路线已不复存在，但无法使用这条通往家乡的道路让我感到痛苦，这种感觉令人不安，”海德尔说。
“在盛开的芥菜田中站立的武装士兵是一个黑暗的提醒。因此，士兵们成群结队地去商店买蔬菜，包围商店如同埋伏，将其变成一场闹剧。”丹尼什说。
这些对行动、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与其他压迫制度相比，似乎微不足道。然而，这些是日常压迫的提醒。这些策略会逐渐腐蚀一个克什米尔人，使他们成为没有冲击力的机器，习惯于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合压迫者、殖民者权力欲望的生活方式。正如丹尼什所言：“这些限制或许看似微不足道。但我们在检查站经历的筛查让我们相信，我们只能携带某些特定的思想和物品。如果这并非试图从我们身上榨取顺从，我实在想不出这还能是什么。”这些小小的检查站或路障是权力不平等的源泉，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在物理和观念层面都愈发庞大而强大。
实际控制线
当我们逐渐接近国家安全与不安定因素最为脆弱的边陲地带时，对当地居民生活空间的侵蚀愈发极端与深入。此处所指的正是沿实际控制线分布的村落。实际控制线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事实上的边界，是另一处通过军事化设施控制民众及其生活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些地区，居民甚至不被允许访问一些位于印度行政管辖下的邻近村庄。这些特定村庄正位于实际控制线上，且被围墙隔离，这意味着村民每次进出村庄都必须接受检查。在许多情况下，围墙从晚上七点关闭至次日早上七点。
实际控制线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工具。它导致了家庭分离、土地和身份认同的丧失，将人们与他们身份归属的中心隔离。它侵犯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限制了他们对祖先土地的完全访问权。国家在实际控制线地区农业和非农业用地埋设的反人员地雷是另一种限制措施。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面临的限制，对当地经济造成了影响。
对于来自其他地区的访客，必须首先向当局申请许可，在军方哨所出示许可函，随后才能继续前行，即使是距离实际控制线更远的城镇也不例外。军队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对国家维持其领土使命至关重要，其代价是民众的生命。这些地区不仅基础设施军事化，民事行政管理同样军事化。军队的深度介入使民众完全依赖军队，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异议的空间。
结论
通过军事化基础设施实施的空间压迫限制了克什米尔人的移动性、时间甚至身份，这种压迫逐渐被正常化，几乎不再令人震惊。这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这也是我们无法公开反抗的事情。暂时的抵抗主要表现为冷漠和不与这些机构互动。这些设施周围的威胁和恐吓极端严重，个人的首要任务是活着离开。要求一个正常的日常通勤是要求太高了吗？要求属于我们自己的而非国家的时间是要求太高了吗？我们对何时、何地、如何移动最基本的自主权在哪里？
这些微小的工具正是维持任意的统治并使当地人疏离的根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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