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無論是地方的、國家的還是全球的——願意將自己的一部分留在邊緣，沒有任何政治計劃或資源用於執法或監視系統可以無限期地保證安寧。情況並非僅僅因為不平等引起了被排除在制度之外的人的強烈反應，而是因為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源是不公正的。
正如善趨於傳播，對惡的寬容，這是不公正的，往往會擴大其有害影響並悄悄地破壞任何政治和社會制度，無論它看起來多麼穩固。如果每一個行動都有其後果，那麼嵌入社會結構中的邪惡 就有可能不斷使之瓦解和死亡。
它體現在不公正的社會結構中，不能成為更美好未來希望的基礎。因為可持續與和平發展的條件還沒有得到充分闡明和實現。它體現在不公正的社會結構中，不能成為更美好未來希望的基礎。當今的經濟機制促進了過度消費，但很明顯，肆無忌憚的消費主義與不平等相結合，對社會結構造成雙重破壞。
不平等最終會引發暴力，
訴諸武力無法也永遠無法解決。它只會給那些呼籲加強安全的人提供虛假的希望，儘管現在我們只知道武器和暴力，而不是提供解決方案，會造成新的和更嚴重的衝突。有些人只是滿足於將自己的麻煩歸咎於窮國和較窮的國家；他們沉迷於毫無根據的概括，聲稱解決方案是一種“教育”，可以讓他們平靜下來，讓他們變得馴服和無害。
證言不正義與詮釋不正義
缺乏自我表達權，或缺乏言論自由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充斥著「主流／非主流」「有資格／沒資格」「准說話／不准說話」的社會。
這樣的區分會造成某些特殊的處境無法獲得理解、某些聲音無法被聽見。
有權者可以迫使無權者吞下某些不和諧的雜音，好展現出某個一派祥和的一致樣貌；而弱勢者所遭遇的處境跟困難，則越來越難以得到理解，因為不允許談論、沒有人要聽、無法彼此交流、也沒有機會將這一切加以凝聚，進一步有所行動。
在《知識的不正義》中，英國哲學家米蘭達．弗里克嘗試描述知識的不正義，如何傷害了個人與社會。她提及知識不正義包含兩個層次的不正義，分別是證言不正義與詮釋不正義。
- 證言不正義就是人們系統性的偏見，導致我們認為某些人的話較不可信；
- 詮釋不正義則是人們誤判某件事情只有某個角度可以描述，因此認為某些說法不值一提，哪些人有資格解釋，但另外一些人的詮釋則不須理會。
她描述：「證言不正義的例子就像是警察因為是你的膚色(黑人)而不予採信；詮釋不正義則可能是你遭受性騷擾，可是卻身處在仍然缺乏這個關鍵概念的文化中。」
一聲「閉嘴」(漠視/不願聽) 的背後，是一系列的權力在運作。而權力流動的習慣，向來是往最弱勢的人欺壓、要求最弱勢的人吞下去。一聲「閉嘴」的背後，是一個讓發話者困窘的權力互動結構。當發話者缺乏友善的支持，這樣的困窘必然會導致發話者向結構下層「更弱勢」的人施加權力，導致最弱勢者苦不堪言。
這些言語暴力的特徵都是透過隱而未顯的權力施展，要求對方放棄自我表達的權利，以便積極配合有權力者的意圖或行動。聽到這種句型的時候，需要意識到其實是「權力」在說話，而不是真的把聽話者當作一個獨立的個體，想試著溝通或理解。在說話者沒有自我覺察的情境下使用這樣的句型，多半會是充滿權力濫用的「言語暴力」。
話語權的發生，
會導致經驗無法流通，也會造成權力繼續集中在「能說話的人」手中。從聽話者的角度來說，假使常常發生這樣的情況，會導致他們「噤聲」。
我們的話語以我們僅部分理解的方式反映和擴展了權力。一些言辭和規則提供了實施殘忍的簡單方法。有些話和規則有一種殘酷，別人能感覺到，但我們卻隱藏著。通常，這種殘忍的能力只對某些人可用。例如，當那些在種族等級制度中佔據較高位置的人說出來時，種族綽號的刺痛往往更加嚴重。
不平等始終存在：協商民主中的語言與權力-在熟練或有特權的交流者的手中，語言是一種具有不可思議力量的工具。
假使我們認為彼此是平等的，那麼我可以有的需要，你也可以有。縱使身處不同的權力位置，依然是能彼此尊重、彼此體諒需求的個體，我們能在不同的位置上討論或合作，而不是只能壓抑自己滿足另外一方的需求。但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強權者能夠藉由剝削弱勢者來滿足自己，弱勢者只能想辦法耍心機、玩遊戲，試著找到機會的縫隙來達成自己的需要。
需要本身沒有錯，每個人也都有其需求。然而權力不對等會讓我們無法彼此肯定，並迫使彼此以扭曲的方式回應自己的需要，更進一步鞏固權力不平等以及彼此歧視的結構。共同的理想協商形式不僅建立在每個人都有發言權的前提下；他們建立在演講者實際上會被聽到的前提下。換言之，參與者不僅有發言權，而且有義務傾聽。義務不一定是同意，而是積極參與所有利益相關者認為他們需要說的話。
- 語言通過允許我們以無數種方式組合它的單詞和短語來解放我們。
- 語言使我們有能力表達不同的想法和情感。
- 隨著時間的推移，語言的連續性使我們能夠進入過去。
- 語言可用於對現在進行分類並提出期望的未來。
- 語言使人們能夠克服人類經驗中不可或缺的孤立。
人們能夠談論他們的痛苦、他們的快樂、他們的需要、他們的希望和他們的經歷。他們可以自由地公開他們對事物的看法：他們對事件、制度、法律和習俗的解釋。
語言也有限制。我們進入了一個已經命名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我們遇到的一切都具有意義，包括我們的身體。語言使我們對自己有意義。我們通過語言了解我們的性別、種族、血統、信仰和政治。我們經常被賦予一個（或兩個）種族、一個民族、一個階級地位、一個國家。每一個都有一段歷史。這些中的每一個都具有早於我們對它們的認識的含義。
語言反映並保留了社會的價值觀和偏見，是延續不平等的有力手段。
在這種情況下，偏見隱藏在顯而易見的地方。
不平等是反民主的，
任何民主化改革的最重要基礎必須是改善生活物質先決條件的分配水平，以實現實質性的政治參與。不平等也是反民主的，因為它扭曲了公共政治審議機構和程序以及“競爭性”選舉的結果。
經濟不平等對民主有很強的腐蝕作用，因為它限制了社會流動性，造成了健康問題和社會問題，扭曲了以非民主方式參與的人的個性，並扭曲了有利於富人的政治進程的結果。不平等降低了流動性，並導致按階級（即收入）劃分的更加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其結果是一個社會，隨著他們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經歷越來越彼此脫節，而這些階級之間出現了巨大的鴻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