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人類破壞性的剖析》

人為什麼是靈長類動物中，唯一會大規模傷害，甚至毀滅同類的動物？人對同類和異類的攻擊性，是天生的，還是社會環境使然？要釐清這些問題，或許讀《人類破壞性的剖析》是個不錯的選擇。

佛洛姆在本書中不急著給攻擊性找源頭，先花了大量篇幅反駁流行看法。他對本能主義、行為主義和精神分析都提出了批判。

在《自我與本我》中，佛洛伊德提出新的二分法：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死亡本能和本書討論的攻擊性關聯甚深。佛洛伊德認為，當死亡本能針對自身時，其呈現為自我毀滅的驅力；當它指向外界時，則意欲毀滅別的人或物。攻擊性行為不是對刺激的反應，而是不斷流溢的衝動（和上面的水閘模型一樣），其根源是人類有機體的構造。

勞倫茲則將攻擊性視為是內建的興奮狀態，無論外界有沒有適當的刺激都會尋求發洩的機會，人甚至會自己製造機會。攻擊性本來有益於生命，可維持個體和物種的生存，但這種本能在人類身上過分擴張，進而從有益變為有害。

可見本能主義者基本上將攻擊性視為人類天性，無法根除，他們對攻擊性的看法是一極，另一極是環境主義者和行為主義者，考慮的是外部環境對攻擊性的塑造。

顧名思義，行為主義是研究行為的心理學，行為主義先驅華生說過：「人類心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的行為或活動。」他們注重的是可見、可測量和實質的外部，而非不可見、易變且不精確的內部。

我們當今的兒童教養使用了很多新行為主義的方法，如史金納的「操作制約」，透過給予行為者獎賞，使行為者重複做某個行為，也就是所謂的「積極的增強作用」。雖看起來非常具有說服力，但佛洛姆認為史金納是個忽略了人類激情的天真理性主義者，以為人總是依照自己的利益行動。新行為主義並不如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客觀，因為它預設了人的自利心態是那麼的強而有力，只要利用它，就可以完全控制人的行為。這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的心態。

本書提到了兩個著名的心理學實驗——米爾格蘭的電擊實驗和津巴多監獄實驗。這兩個實驗太有名了，為節省篇幅，就不在此贅述。總之，兩個實驗似乎都指出，人是易於屈服環境進而表現出攻擊性的動物。但佛洛姆認為無論是實驗方法還是結論都存在嚴重問題，我們可以看到：

1.主持實驗的是心理學家，他們代表著權威與科學，受試者自然會服從；

2.受試者在過程中都表現出緊張和各種症狀，人不是毫無掙扎地殘酷，顯示出他們無法忍受殘忍行為；

3.在監獄實驗中，資料存在不嚴謹和模糊之處；

4.開始實驗前，受試者做了心理測驗，表明受試者無施虐/受虐傾向，這個結論有問題。性格特徵往往是無意識的，一般的心理測驗無法測出來，在一般人中本就存在一定比率的施虐癖者；

5.實驗情境和真實監獄環境的差距可能很大。

佛洛姆進一步質疑人工實驗的有效性，明明存在大量的自然實驗材料（如集中營），為何還要製造一個虛擬場景？意圖模擬真實的人工環境會擾亂受試者的批判性判斷力，他們並不是真的犯人或獄警，也未曾犯罪，心態自然不同，而實驗人員（往往是心理學家）自帶權威和真實，他們說這樣做ok時，就解除了受試者的責任感和自由意志。

本能主義者和行為主義者看似兩極，卻也高度相似，正如書中所言：

「本能主義者眼中的人類是遠古時期的人類，行為主義者眼中的人類是現代社會系統裡的人類。前者是一種機器，只能複製遺傳下來的行為模式；後者也是一種機器，只能複製現代的社會行為模式。儘管如此，本能主義與行為主義有一個共同的基本前提：人不具備有自己的結構和規則的心靈。」（p.120）

兩者都把人排除到視線之外，要麼認為人是條件制約的產物，要麼認為人是動物演化的產物，由此人就輕鬆了，沒有責任，也沒有自由，只是一具古老/高科技的傀儡。

環境主義的精神是18世紀政治革命的精神，當時中產階級聲稱人的地位是一種社會安排，以反抗封建特權階級。進入19世紀資本主義世界之後，本能主義精神崛起，以達爾文學說為基礎，提倡個體競爭，勝者為王。到了20世紀的工業社會，大企業間出現合作現象，開始從心理操縱和生活操縱來維持控制，推崇可任意塑造的人，推崇消費，因應了行為主義的精神。20世紀的戰爭也推動了新本能主義的復活，面對無力改變的外在威脅，索性逃入本能學說，相信人類的無望是人類本性使然。

在此之外，精神分析看似是兩者的綜合。精神分析在一般理論概念上是本能主義性質（人生而有生命/死亡本能），在治療取向上是環境主義性質（人受童年環境的影響）。

佛洛伊德讓我們認識到人的潛意識層面，認識到人為了不讓自己察覺這些不可欲的欲望花費了多大力氣。他指出這些潛意識的力量整合成一個體系，從而讓「性格」一詞有了動力學的意義。性格概念超越了「本能——環境」二分法，性本能具有強大的可塑性，深受環境影響。性格是本能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產物。性本能是一種超級本能，能隨著環境形成不同性格，而非過去本能學說認定的不同驅力對應不同本能。

「精神分析要探討的是潛意識的欲望，是抗拒，是個人因需要與期望而對現實所作的篡改（移請），是性格特徵中的熱烈欲望與自我保存的需要之間的衝突。就是在這個修訂過的意義上，我這本探討人類攻擊性與破壞性的書是一部精神分析之作，既不屬於本能主義派也不屬於行為主義派。」（p.139）

本書的第二部「對本能主義的否證」，使用了大量證據反駁人的這種不正常的攻擊性是本能的說法，我儘量長話短說。佛洛姆是20世紀的人，他提出的證據或多或少都可能存在過時的問題，讀者可斟酌其有效性。

首先我們必需區分良性攻擊性和惡性攻擊性。良性攻擊性指的是防衛性的、反應性的攻擊性，如動物遇到危險時反擊，而惡性攻擊性則是人類特有的毀滅性傾向和絕對控制欲。動物在面對危險時可選擇逃跑和攻擊，從生物學的觀點來看，逃跑比戰鬥更有益於自我保存。我們可以看到，在歷史上與其說要抑制人類的攻擊性，倒不如說更常需要壓制人的逃跑本能，透過敬畏領袖、相信榮譽、扣上「懦夫」和「叛國者」的帽子、或用戰利品誘惑，逼得士兵們投入戰鬥。

有些人主張，人的攻擊性來源於掠食行為。佛洛姆認為人不是掠食動物，即便拋開這個前提不講，掠食行為在神經生理基礎上和惡性攻擊性不同，行為也不同。在掠食中，行為者沒有憤怒，近似於「工具性攻擊性」，是為了達到目的而產生的攻擊性，不會虐待對象。

以動物行為的觀點看，動物有三種攻擊性：掠食性攻擊性、同種攻擊性和異種攻擊性。異種攻擊性主要是防衛性攻擊性，同種攻擊性則有以下特徵：

1.大部分哺乳動物的此種攻擊性是威脅性行為，極少流於血腥衝突；

2.威脅性行為在神經生理學的意義上來說是防衛性的；

3.只有某些昆蟲、魚類、鳥類和哺乳動物中的鼠類會習慣性地嗜殺；

4.無證據表明大部分哺乳動物具有自發的攻擊性衝動；

5.在哺乳動物中，只有人類會進行大規模屠殺與虐待。

索斯維克研究恆河猴時，透過環境改變（在固定空間裡更動動物數量）和社會改變（在原來的群體中加入新成員），發現空間縮小和加入新成員都會造成攻擊性增加，但後者比前者增加幅度更大。

以上結論推到人類世界，具有兩層不同的意義：

1.社會改變：適合生活的社會結構遭受破壞（傳統、共同價值觀的消失，人際間的真誠關係消失、「失範」）；

2.環境改變：人口量和經濟與社會基礎的不成比例（人口數量超過經濟供應力，如貧民窟）。

正如研究動物攻擊性的學者斯科特所說：「從現有的一切資料來看，包括人在內，高等哺乳類的戰鬥行為是起源於外在刺激。沒有證據顯示有一種自發的內在刺激存在。情緒與生理過程延長並擴大了外在刺激的效果，但並不是它的根源。」

人對人的攻擊性一般被認為是同種攻擊性，但果真如此嗎？我們要知道，人擁有的本能配備比任何動物都少，不像別的動物那樣容易識別同類。人類主要使用心智判別，透過語言、習俗、服飾等，因而會把陌生人視為異類。戰爭時期，政府也會設法讓士兵相信敵人不是人，透過蔑視的名稱使屠殺變得合理。

我們是時候離開動物的領域，進入人類的領域。沃什伯恩認為，自有人類以來，人類有99%的時間都是當獵人，因此我們的生理、心理和風俗習慣有極大部分遺傳自遠古時代的獵人。我們遺傳了他們的「食肉的心理樣態」，食肉的探索性和攻擊性被加到猿類的好奇心與統治欲上，進而變得渴望屠殺，樂在屠殺。沃什伯恩用「把狩獵當遊戲」的文化、延長痛苦的釣魚用具、戰爭的普遍性和孩子的打獵/戰爭遊戲當做論據。

佛洛姆強調，擁有施虐快感的人只能證明他是施虐癖，或身處施虐性格的文化，無法證明人類天生有施虐本能。打獵本身並不以折磨動物為樂，證據顯示原始獵人會對被殺的動物產生感情或罪惡感，甚至會把熊視為祖先。原始獵人與現代熱中打獵的人至少有兩種動機，其一是打獵行為使人與自然重新合一，其二是打獵技巧的樂趣（就像電玩）。於後者而言，打獵有賞有罰，是學習世界和自我發展的途徑。如果狩獵行為會遺傳行為模式，那它遺傳的為什麼不是合作與共享？此兩種行為廣泛存在於狩獵社會中。換個角度看，戰爭吸引人的一點，正是它帶來的患難與共的機會，而這種精神在承平時期會被視為是傻瓜才有。認為破壞性與殘忍是人類天性使然的觀點，不過是為了服務現代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目的罷了。

在賽維斯的《獵人》中我們可以看到，原始人類社會幾乎沒有階級，個人聲望必需靠「給予行為」來獲取，即服務人群，作出犧牲，聲望本身不會得到額外的物質利益。在這些社會中，爭執通常由眾人裁決，透過協商、唱歌、比試等方法，理解群眾的意見，進而達成群體共識。「支配——臣服」心理不是社會階級的起因，而是為了適應社會階級才產生的。

原始戰爭既沒有中央集權化，也沒有一個長期酋長作為領袖，更沒有重要的經濟動機去發起全面戰爭。它不是以殺盡可能多的敵人為目標的血腥戰爭。說到底，大部分的原始戰爭不過是混戰，連戰爭都談不上。

「好戰不是人的本性，而是文明發展的產物。賴特的資料告訴我們，社會的分工越細越好戰，有壓迫階級存在的社會最好戰。最後，他的資料告訴我們，群體與群體、群體與外在環境越是平衡，社會就越不好戰，而若是平衡常常遭受擾亂，則好戰性會增加。」（p.218）

新石器時代的社會沒有階級制度，沒有剝削，也沒有顯著攻擊性。直至西元前四千和三千年，有一種新類型的社會開始發展，人類不僅在科技上完成了巨大的進步，連居住規模也產生了變革。自給自足的農人組成的小村落變成人口眾多的城市，以加工業和商業貿易維持，城市與城市則組成了城邦。古巴比倫人挖掘溝渠灌溉田地，填平沼澤，建築堤防和土墩，使人和牲畜免遭水災。創造耕地這種工作需要特別的勞動力，而從事手工藝、公共事務和商業貿易的人，也需要別人供給食糧。這意味著需要產生領導組織的菁英階層，和積累更多的餘糧，餘糧成為資本，用以擴大生產。社會開始具有壓迫成員的權力，這種權力是國王、祭司和統治階級的基礎之一。他們取代了社會意志。

人類逐漸發現，人可以把人當作經濟工具，可以剝削人、奴役人。

戰爭制度就像王國與官僚體系一樣，是人類的發明，用以積累資本完成城市革命，同時將各地區聯合在一起促進分工生產。也就是說，戰爭不起源於人類攻擊性，而是實際的經濟利益和國王的權力欲。戰爭激發並擴張了人類的破壞性和殘忍。嶄新的城市社會以父權統治原則為基礎，而父權統治原則寓含著控制原則：控制自然，控制奴隸，控制女人與兒童。

可見史前的權威是理性權威，以能力為基礎；父權制度下的權威是非理性權威，以武力與權力為基礎，它是剝削性的，由恐懼、敬畏和屈服等心理機制做媒介。

佛洛姆以神經生理學、動物行為學、古生物學和人類學的證據反對「人生而具有攻擊性驅力」的假說後，終於進入了第三部「各種攻擊性與破壞性及其條件」。

他首先探討了人與動物在防衛性攻擊性上的不同：

1.動物只把「明顯和當前」的危險當作威脅，人類會預知威脅並產生反應；

2.人類不只能預見真正的危險，還會被說服洗腦，相信事實上不存在的危險（如以防衛之名發起戰爭）；

3.個人（或群體）在其「神聖事物」遭受攻擊時，也會產生憤怒與攻擊性。

例如，當人類自由受到威脅時，就會產生攻擊性。愛自由是人類的生物性反應。人類歷史是一部為自由而戰的歷史，是一部革命的歷史。對個人來講，自由是獲得充分成長的必要條件。自由不意味著沒有約束，人必須在某個結構下成長，而任何結構都帶有約束（我喜歡稱之為紀律）。重點在於這種約束是否是自發性的（自律），是個人結構中內含的成長需要。自由是人的重大生命利益，受到威脅時會激起防衛性攻擊性。

防衛性攻擊性的另一重要源頭是自戀的受創。

自戀者看待事物時，只覺得他自己、他的身體、他的需要、他的感受、他的思想、他的財產，以及一切屬於他的人和物，才是真實的，而舉凡不屬於他的人和物，或他不需要的對象，就不真。他能用知性認識後者，但在感性上來說，它們沒有重量與顏色。自戀者在知覺上採取雙重標準，缺乏客觀能力。

在當今社會，一個人獲得公認成就時，他的自戀態度在眾人看來不僅合乎事實，還會因得到稱讚而不斷滋長。高度自戀往往是政治領袖中的普遍現象。一個領袖如果自信有特異才能，有偉大使命，就比較容易贏得大眾信賴，因為大眾會被表現出絕對信心的人吸引。他的自我偉大觀念和堅信永不錯誤，是以自戀的浮誇為基礎，而不是以一個人類身分所能得到的真正成就為基礎。表面上他們是為追求目標而戰鬥，實際上卻是為使自己不致瘋狂而戰鬥。

群體自戀則是另一種情況。群體裡的成員會充分察覺這種自戀，不加限制地表現出來，如愛國心、信仰與忠誠。對大部分人來說，事實就是共識，而不是以理性思辨得出的結論，因而容易產生群體自戀。

群體自戀有著很重要的功能。首先，它可以促進團結，透過訴諸偏見使得群體更容易被擺布。其次，它能夠讓群體裡的成員感到滿足——對那些沒有理由值得自豪的人尤其如此。生活中愈是無法滿足，群體自戀就愈深。那些能享受人生的社會階級較不會流於狂熱，反觀物質貧乏生活無聊的中下階級則容易狂熱。最後，培養群體自戀從社會預算的立場看極為經濟，和改善社會生活水準相比幾乎不費分文。

群體自戀者就像個體自戀者一樣敏感，對任何傷害群體的事情（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像出來的）憤怒以對。他的反應比個體自戀者更強烈，也更自覺。

佛洛姆順便提了一段對戰爭的看法，我認為很有啟發性：

「主導和平時期社會生活的，是不公正、不平等與無聊乏味，而戰爭則是對這些事情的間接反叛。當一個軍人用生命與敵人作戰時，他用不著再為自己那個小生活圈子的衣、食、住、行而奮鬥，他原先的所需都可以由戰爭時期出乎常規的社會制度來供應。戰爭會有這麼一些正面的特徵，可說是對文明的諷刺。如果人民在和平時期可以像戰時一樣獲得冒險性、團結、平等與理想主義，我們也許可以斷言，要人民去打仗會非常困難。」（p.298）

上面談的都是防衛性攻擊性，現在讓我們看看惡性攻擊性。要理解惡性攻擊性，先要明白何謂性格。

「性格是由一切非本能的欲求所組成的、相對持久的體系，人經由它讓自己與人的世界和自然界發生關聯。我們可以把性格理解為人所喪失的動物本能的替代品，是人的第二天性。人人所共有的是機體驅力（儘管可以高度被經驗改變）和生命需要，人人所不同的是，各自性格中占支配地位的激情，即根植於性格的激情。」（p.314）

上述提到兩個概念：生命需要和激情。生命需要指「克服孤獨、無能和失落的恐懼，發現自己和世界聯繫起來的新形式」的需要，這個概念在我前三次筆記中多次提及，就不贅述了。激情則樣態多多，舉凡愛、溫情、追求正義、追求獨立、追求真理、恨、施虐癖、受虐癖、破壞性和自戀等都算。

每個人在面對世界時，總是帶著某個整體圖像，即佛洛姆稱為「定向架構」的東西，在這個參考架構下，一切事物方才各歸其位，獲得意義。我們可以說，人的生命需要定向架構，需要與他人產生聯繫、與世界合一，逃離孤獨無助的處境。我們可以透過愛、共生、自戀或毀滅去接觸他人，也能透過毒品、宗教、追求財富忘卻自身，甚至把自己變成物/非位格，成為一個社會給定的角色，消滅自己。在此之外，人也需要感覺到自身的效力，能發揮作用，是主動的，積極的。佛洛姆說：「我生效，故我在」。

人還有接受刺激的需要。簡單刺激產生驅力（如短影音），激活性刺激導致追求（如偉大的文學作品）。前者會隨著頻率增加而失去刺激效應，除非提高強度或改變內容，後者會引起人的創造性反應，因而永遠新鮮，永遠在變化。受簡單刺激驅使的人會經驗到「鬆弛——刺激——滿足」的過程，而激活性刺激永遠不會覺得「夠了」。越是反射性的刺激，越需要在強度、種類上常常變換；越是激活性刺激，刺激維持得越長久，在強度和內容上越不需要變換。

佛洛姆舉了旅遊的例子，到不同的地方旅遊，或盡可能塞滿的行程，實質上都是簡單刺激，更換性伴侶也是類似的現象。

以刺激和無聊為標準，我們可以把人分為三類：

1.能對激活性刺激有創造性反應而因此不無聊的人；

2.不斷變換「平淡的」刺激因此有慢性無聊的人；

3.一切正常刺激都無法令他興奮的人。

「無聊得不到充分的補償會有一個極危險的結果：激發暴力和破壞性。這個結果通常是以消極的方式表達出來，那就是被報紙、廣播和電視報導的罪行、死亡事故和其他流血與殘忍的消息吸引。⋯⋯從消極地享受暴力和殘忍的報導，到積極地透過施虐和破壞行為激發興奮，兩者只有一步之遙。」（p.341）

最後，人還有發展性格結構的需要。性格是一種特殊的結構，會在人追求目標時把能量組織起來，依自己的主導目標推動行為。社會性格的概念是基於這種考慮：每種形式的社會（或階級）都必須以特有的方式運用能量，以便社會有效運作。一個社會的正常運作有賴成員去做他們不得不做的事。這個把一般心理能量轉化為特殊社會心理能量的過程是以社會性格為媒介的。形成社會性格的手段主要是文化上的，如透過父母的媒介，社會把價值觀、規定、命令等傳遞給下一代。

激情總是以症候群的形式出現，主要分為兩種：

1.利生症候群：對愛、團結、正義與理性的激情，皆是創造性傾向；

2.害生症候群：施虐——受虐癖、破壞性、貪婪、自戀、亂倫等。

佛洛姆認為，雖然害生激情和利生激情都可滿足生命需要，但前者是非理性的，後者是理性的。當沒有現實條件供利生激情發展時，必然會發展出害生激情。然而人在環境面前並非完全無助，人的理性和意志仍是強大有力的影響因素，從而能在歷史過程中創造自己。

惡性攻擊性/破壞性分為兩種，自發的和源於性格結構的。自發的破壞性可能是被外在條件激發的，如戰爭、宗教衝突、政治衝突、貧窮和無聊乏味的生活，也可能是主觀原因，如群體自戀、催眠。這些破壞性的爆發並非出自本性，而是破壞性潛能被某些條件長期培養，再由創傷性事件引發。

源於性格的破壞性較為複雜，譬如施虐癖。施虐癖的核心是想要絕對和無限制地控制另一個生命的激情。它本質上沒有實用目的，是一種把無能感變為全能感的行為，是心理殘缺者的信仰。施虐者想要當生命的主人，因此他的受害者必須保持一口活氣。這是施虐者和戀屍癖不同的地方。施虐者的另一個特徵是，他的施虐欲只會被無力反抗的人激起，絕不會被強者激起。他讚美、愛戴和臣服於有權力的人。他害怕不確定和不能預測的事情，因為生命就是不確定和不能預測的，所以他害怕生命。

囤積性格是指這樣一種人，他和他人的關聯方式是保持距離、控制、拒絕與囤積。他在事物和思想情感上講求秩序，傾向於認為自己只有定量的力量、能量或精神能力，不了解活物質的自我補充機能，不了解活動與運用能力會增加自身的力量。對他來說，死亡與破壞比生命與成長更真實。他與別人的關係只有兩種，要麼保持距離，要麼占有。具有肛門——囤積性格的社會群體傾向於表現出明顯的施虐癖。

為了消除施虐癖，就必須消除任何階級的剝削性控制。剝削性社會的另一特徵是透過提供限制人格發展的簡單性刺激（膚淺的娛樂形式）來麻痺大眾的批判能力。

惡性攻擊性的另一種代表性格是戀屍癖（相比我講過的三本佛洛姆的著作，這是本書較為不一樣的理論）。

「性格學意義的戀屍癖可以如此描述：它是對一切死的、腐爛的、生病的東西的一種強烈迷戀；是一種想把活的東西變為死的東西的激情；它是為破壞而破壞；其心思完全被純粹機械性的東西占去。它是一種把活的組織撕碎的激情。」（p.454）

佛洛姆提出戀屍癖的許多表現，在我看來都缺乏說服力，如談話時了無生氣（社恐哭死）、受到骷髏吸引（Rocker哭死）、喜歡暗的顏色（？）、常常使用跟糞便有關的字眼（屁孩哭死）。

但撇開這些外在根據，對性格的分析仍有可圈可點處。他認為現代工業化世界裡的人，對人、自然和有生命的東西的興趣正在窒息，日益被機械性的、沒有生命的人造物吸引。如用照相機的「望」代替「看」，將看的行為變為一件物體。要知道那時佛洛姆還沒有手機，不曉得如今手機先吃的現象有多普遍。人對物的崇拜，對ChatGPT的崇拜，也可看出這種傾向。人們不是去理解它，而是跪下。

經歷過二戰的佛洛姆，在談到戰爭中失控的破壞性時也提到，毀滅生命所採用的技術化作業程序（一個按鈕殺死一群人）使行刑者免除了情感上的認知，讓他們不能真切感受到行為的意義。當這種程序充分確立，破壞性就永無止境，因為這樣做的人並不是在殺人，而是在按照既定目的操作機器而已。

戀屍癖與另一種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產生的性格也多有關聯：市場性格。市場性格的人不僅把東西變成商品，還把自身的體能、技術、知識、情感、笑容都變成了商品（社群媒體就是一面巨大的櫥窗）。他們把興趣從生命轉開，性欲變成了一種技術，情感扁平化。人成了機器系統的一部分，被控制著，無計畫，無目標，只做機器邏輯規定的事。生命世界已然變成了「非生命」的世界，人成了「非人」，其實質是死亡。對這個時代的戀屍癖來說，取代糞便和屍體的是光鮮亮麗的機器，取代發臭的廁所的是鋁與玻璃的建築。人類以進步之名，獻祭了所有的生命（如以犧牲環境換取科技發展），把世界變成一個惡臭的、有毒的地方。

在這種時代氛圍中，「單向大腦人」誕生了。這種人幾乎完全以大腦思考為取向，呈現出思想、情感與意志三者的分裂，其特徵有：

1.大部分都市人都具有此種傾向，把世界看成事物的集合體；

2.以大腦——智力為主的思考方法與缺乏情感反應相結合，情感粗糙、膚淺；

3.以自己為對象的特殊自戀，自己是自己爭取成功的工具；

4.傾向於以固定的和非自發的方式行事；

5.和自閉兒有顯著相似性：沒有能力區分有生命之物與無生命之物，沒有能力與他人發生關聯，用語言來操縱他人而不是溝通，主要興趣是在機械性的事物。

當病態成了常態，社會已是病人統治的病院，患者安然自若，神智健全者反倒孤立難安。

「破壞性並不是愛生性的平行物，人在兩者間只能二選其一。對生命的愛與對死亡的愛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選項。當愛生性的發展受到阻礙，戀屍癖便會出現。人生而具有愛生的能力，但在心理上有發展出戀屍癖的潛在可能性。」（p.498）

書最後的部分聚焦在希特勒的性格分析，非常精彩，就像在讀小說的角色分析，不僅清楚解釋了資料引用的種種考量，還結合了希特勒的成長背景與社會環境，鉅細靡遺地闡述了希特勒何以會成為典型的戀屍癖。

簡言之，希特勒在童年時形成了與母親的惡性亂倫關係，他與母親的關係冷漠，始終困在自戀的殼中，不肯面對現實。母親對他而言不是一個真正的人，而是土地、血、命運與死亡的象徵，這種冷漠的依戀的最終目的，是要在死亡中與母親合一。母親死亡，德國取代了這個位子，「他對『母親——德國』的固著是他要把母親（德國）從毒物（梅毒和猶太人）中救出的基礎，但在更深的層次，他長期壓抑的欲望是摧毀『母親——德國』。他的結局看來證實了惡性亂倫欲望假說。」

而希特勒的父親雖專制不可親近，卻並非是個兇殘的暴君。他的權威養成了希特勒的屈服性格。

希特勒自小愛玩戰爭遊戲，在遊戲中當孩子王，控制他人，直至青少年時期仍無法脫離，另一方面，他愛卡爾·梅的小說愛了一輩子，在在顯示出他沈迷於幻想，逃避現實的心態。在這個自戀的殼中，他始終是領袖、戰士和勝利者。

為了保護自己的幻想而不致於發瘋，他透過說服才能成為煽動家，把瘋狂的觀念弄得煞有介事，表現出強烈的自信，吸引大批缺乏思辨能力的群眾。

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恨意是戀屍癖的體現（潔癖），他認為猶太人是外國人，外國人是有毒的（像梅毒），因此外國人必須被消滅。

「希特勒由於內在沒有任何中心，沒有任何深信的原則、價值或信念，他便可以『扮演』仁慈紳士的角色，而且未察覺到那只是一個角色。⋯⋯他無法在任何社會階層紮根。他不屬於工人階級，也不屬於中產階級：他不僅在心理上是一個孤單者，在社會上也是。他唯一能夠體驗到的根，是最原始的根：種族和血緣。」

希特勒不是瘋子，我們社會中有千千萬萬個他的複製品。這些人的生活缺乏信念，沒有重心，難以與他人產生深刻的情感聯繫，困在自戀的殼中，靠幻想度日。他們總說著要成就一番事業（希特勒立志成為藝術家），卻不付出行動，得過且過。職場上，他們諂媚上級，欺壓下級，像演員般切換不同嘴臉，無法明白何謂真誠。凡是有效力的行為都願意做，不問道德對錯，對傷害他人無動於衷，臣服於市場法則。歸根結底，世界對他們來說早已死去，不過一台運轉不停的機器，他人皆是自我成功的手段，社會不是去接住他人，而是一片弱肉強食的殘酷叢林，等待笨蛋落入陷阱，緩緩死去。

寫於2024.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