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逃避自由》

本書探討的是現代社會個人自由的問題。人總是追尋自由的嗎？人是否有逃離自由的衝動？這些問題乍聽之下莫名其妙，答案似乎呼之欲出，畢竟誰不想要自由呢？

但我們也能在許多文學作品或真實人生經歷中，體驗過那種逃離自由的欲求。將自己完全交予他人，甚至交予死亡，從此不必作出艱難決斷。譬如面對伴侶間的老問題時：「你要救你媽還是救我？」

本書預設了心理學的關鍵課題是「個人與世界之間的獨特連結」，換言之與佛洛伊德的靜態心理觀不同，佛洛姆不認為個人天生具備某些特定的原始驅力，而社會只是一個外在結界，或服務或壓抑個人的原始本能。相對的，社會與個人心理之間的關係是動態的，社會形塑個人性格，甚至形塑出社會性格，以服務外在力量（經濟、宗教、統治階級）的需求，但被形塑的社會性格與個人性格，也能反作用於社會本身，推動變革。

本書的核心思路概括下來就是，個人從原本與自然合一的初始境況中分離出來，逐漸個體化的過程中必須透過自發性的愛與生產性的工作與外在世界產生新的連結，不然就很容易落入藉由犧牲自由與自我完整的方式對抗孤獨，以尋求虛假的安全感。

可以看到，從《逃避自由》到《愛的藝術》，他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只是本書更宏觀地論述了他的思想，並藉以分析納粹興起的心理成因和民主社會的危機。

個體化的發展過程有兩個面向：

1.幼童在生理、情感與心理等方面日益成熟，也就是個人力量的的增長；

2.與此同時，脫離了世界「母胎」後，面對林林總總的外在威脅，個人也會感到強烈的無助與孤獨。

個體化發展之路導致兩種結果，要麼順從外在權威，要麼建立自發性的連結。無庸置疑，佛洛姆推崇的是後者。

人類為何會產生個體化的過程，興許是由於人類在生物性上的脆弱。與其他動物相比，在人類身上，外在刺激與自身行為之間的自動化反應鏈被打斷了，面對困境時，反應將變成一個開放性的選擇題，由此發展出思考能力，藉由創造行為，發明工具，與世界形成新關係，這種關係使得人類脫離了自然，並最終意識到自身終將死亡的事實。

思考能力是自由的基礎，進而他提出兩個耳熟能詳的概念 — — 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

積極自由：擁有自由進行某事。

消極自由：擁有自由免受某事的侵擾。

人類歷史的發展與個人的生命歷程是類似的，都是不斷逼近自由的過程，自然母胎還是實際的母胎都為我們提供了所謂的「初始連結」，初始連結雖然阻礙了人長成自由個體，卻也提供了安全感。

「經濟、社會與政治條件若無法在個體化過程中提供適當的基礎，加上個人失去提供安全感的初始連結，這種落差就會使自由變成一種令人無法忍受的負擔。人會開始產生懷疑，生命也缺乏意義與方向，因此強烈渴望逃避自由而甘願屈服權威，拼命尋求與他人或世界的連結，使自身免於各種不確定感，即使這等同犧牲了自由。」

另一種落差是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落差，個人受到愈來愈少的外在約束（消極自由），並不等同於人有足夠的機會實現自我（積極自由）。這使得近代歐洲社會有太多人逃避自由，或對自身所擁有的自由漠不關心（反正也沒用）。要講清楚這種落差，佛洛姆帶我們回到了宗教改革時期的歷史。

相較於現代社會，中世紀最大的特點在於缺乏個人自由，尤其在中世紀早期，每個人都被其社會角色牢牢綑綁，無法改變階層，也不能隨意遷徙，甚至連穿著和食物的選擇都不多。個人、經濟與社交生活被規範與義務掌控。

由此這個時期的人打出生起就具有穩固的位置，深深紮根於整體社會結構，因而缺乏不確定感，也甚少感到孤單。

這種穩固的社會生活和解釋了生命歸屬的宗教敘事共同作用，使人類的世界顯得有限、單純、易於理解，同時人們也缺乏自我意識。

到了中世紀晚期，各類資本、個人經濟主動權、人我之間的競爭顯得益發重要，新的富有階級於焉誕生，「個人主義」在各階層萌芽，影響遍及品味、流行、藝術、哲學與神學等領域。這種發展在義大利特別突出，柏克哈德把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人稱為「現代歐洲所孕育出的第一批新生兒」，亦即第一群真正的「個人」。

文藝復興屬於有權有勢的上層階級文化，老百姓並未分享到統治階級的財富與權力，而且由於他們喪失了往昔的安全感，變成一群沒有明確地位的人，無法脫離當權者的操縱與剝削。但是上層階級也非風平浪靜，他們的人際關係充滿了腥風血雨，被自我中心和財勢貪欲淹沒，漸漸地將自我和他人視為可被操控的對象。

雖則文藝復興的諸多概念對歐洲思潮有不小影響，但現代資本主義的主要根基和經濟架構以及基本精神，並沒有出現在義大利，而是中歐和西歐，並在路德教派和喀爾文教派的神學教義中異常醒目。這兩項文明的差異在於，前者由一小群有錢有權的上層人士掌控，後者的主要參與者則是城市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

唐尼指出此前中世紀的經濟生活有兩項基本假定：

1.人們對經濟活動的興趣，附屬於真正的人生大事（靈魂得到救贖）之下。

2.經濟活動只是個人活動的面向之一，與其他面向一樣，必須受到道德規範的約束。

可見這兩項假定和今日生活樣態的差距之大。工作在今日的重要性遠大於當時生活在西方中世紀的人民，工作幾乎成了我們的核心。

中世紀末個人主義抬頭的另一訊號是當代意義的「時間」之誕生，促使我們重視一分一秒，享有太多假日被視為是不幸的。工作的價值變得崇高，「效率」成為美德，財富是常見的行為動機。由此，每個人的成就都得靠自身爭取，而非來自傳統身分的保障。

總結下來，現代資本主義的關鍵元素在十六世紀有如下體現：

1.資本作為超越個人的力量主宰著人類個體的經濟態勢與生活；

2.無法預料的市場法則決定了商品能否賣出；

3.個人之間愈演愈烈的相互競爭；

4.個人的解放。

此時，相對於天主教會，路德提出，人在宗教事務上擁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又認為人性中有邪惡的存在，使人的意志想要為惡，也使任何人都不可能以本性為基礎來行善。人類的卑劣以及無力靠自身行善的處境，是上帝恩典的主要條件。所以人類應謙卑自抑、消除個人意志與自尊，上帝的恩典才會降臨。

佛洛姆要我們注意到，路德的看法有其心理動機在背後，並非真實的信仰，而是根植於路德對確定感的強烈渴求，希望藉此克服心中的懷疑。這種不安全感和懷疑呼應了中產階級的處境。

在路德的視角之下，人的努力毫無意義、微不足道，只是上帝手中沒有權力的工具。「一旦人喪失了自尊與尊嚴，他在心理上就已經準備好即將失去中世紀的特殊性格，亦即對一個人來說，生命目的在於心靈得救和擁有精神目標。他準備接受另一種角色：讓人生變成某種工具或媒介，來達成存在於自身之外的目的，如經濟生產與資本的累積。」我們可以預料，這種心理轉變對納粹崛起以及當今社會的影響。

另一邊，喀爾文版本的「得救預定論」指出，上帝不只預設哪些人能獲得恩典，也預設哪些人會下地獄。此教義強化了個人的無力感，弔詭的是，喀爾文及其信徒似乎又堅信，他們是上帝選中的子民。總之在這種教義之中，人類的平等原則遭到了否定。

按照喀爾文的看法，人無論努力與否，都不影響得救。但是伴隨努力而來的成功結果，卻是證明上帝恩典的證據。也就是說，人可以透過結果，反證自己是得救的一方，倒果為因，也有點自我欺騙的味道，從而強化了努力工作的正面意涵。

總結下來，中產階級在此一時期的敵意與憤怒具體呈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路德與喀爾文的上帝形象是中產階級心中的投射；

2.低階中產階級用道德義憤（類似正義魔人）表達對高階層人士的憤慨；

3.中產階級將敵意轉向自身，有兩種表現方式，其一是個人積極強調自身的邪惡與微不足道，其二是將敵意偽裝成良心或義務（巨大的超我）。

讓我們離開中世紀，回到當下，佛洛姆再次提醒我們注意在「個人自由」的面向上，現代社會結構同時對個人造成兩方面的影響：

1.更加獨立、自主、具批判能力；

2.益發孤立、孤單與恐懼。

新教精神中的自我否定與禁慾主義，個人成為外在經濟性目的的工具，都是當今仍存在的心理現象，由此發展出的自私傾向，其目標只是服務那個社會性的自我，而忘掉真實自我是誰。真實自我指的是擁有發展可能性的整體個人。這種不安全感也非杞人憂天，而是現代生產體系在社會面的不合理運作，所製造出來的經濟危機、失業、戰爭、疫病等等，這些巨大的外在力量彷彿命運般往渺小的個體襲來，成為名副其實的「上帝」。

為了跟上經濟的巨輪，人使自身變成商品，出賣「人格」。這些「人格」包括討人喜歡、充滿活力、主動積極等等，以便在市場上取得高分，決定了個人的存在價值。各位只要回想公司的招聘廣告上類似的人格特質，就不難理解此種想法並不過時。到頭來，所謂自信與自我感，只是反映了他人對我所抱持的指標。能支撐軟弱自我的因素，也不外乎財產、社會威望和權力。可怕的是，若這些因素無法取得，人就可能求助於家庭地位（家暴的父親）、民族自尊（種族/國族歧視）以及階級自尊，這三者的危害自是不必強調也能理解。

佛洛姆強調，所謂的「正常」或「健康」，應同時關照到兩個面向，即社會功能（工作、家庭）的順利運作，以及個人層面的圓滿發展。前者由社會需要決定，後者由個人生存目標的價值與規範決定。在一個好的社會架構之下，兩者本應互相調和，但如今兩者常常呈現衝突，社會適應良好的人可能比神經過敏的人來得不健康，他們為了適應社會付出放棄自我的代價，以符合他人期待，相反的，神經質的人為了「捍衛自我」而不願投降，以各式精神官能症對抗外界壓力。

透過放棄自我，滿足他人期待的方式，將自我與外人外物熔接在一起，以「次等連結」代替失去的「初始連結」，是最常見的逃避機制之一。這種機制的典型性格是權威性格，具體表現是受虐傾向與施虐傾向。受虐使個人放棄自我，施虐則是吞噬他人以消除外界威脅，兩者的共同點是「共生」，都無法靠自己站起來，緊緊倚靠著他人。

權威性格既有施虐/權威的面向，也有受虐/順從的面向，我們能在不少公司主管身上看到其典型樣態，面對上級時乖巧聽話，面對下級時冷酷無情。有些人在當基層員工時顯得很順服，卻在爬上高位後性情大變，也屬類似原理。

佛洛姆將權威分為三種：

1.內在權威：良心、責任、超我等

2.外在權威：個人、組織制度等

3.匿名權威：常識、科學、精神健康、常規、輿論等

前兩種權威統稱「公開權威」，我們很熟悉，「匿名權威」則很少人意識到。當命令內容與下令者是隱形時，我們往往給其套上「客觀」的面具，任其操控而不知。如我們總認為人到了什麼年紀就應該做什麼事情，或以科學的角度來看什麼事情應該如何處理，或跟著輿論風向批判網紅和特定群體等等，都顯示被操控者屈從於匿名權威而不自知。

在政治上，權威性格有「公然反抗權威」的特質，如某些政黨看起來是在對抗，實質上只是造反，造反中藏著順服更強大權威的渴求。在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從尚未掌權時的基進到掌權後的獨裁。權威性格崇拜命運、歷史、長官的意志、經濟法則、自然法則、上帝的意志、義務等等，對於他們來說，「奇蹟」是不存在的，追求新事物是瘋狂也是罪惡。

被神化的外在力量，往往也會經歷人格化的過程，成為「神奇救星」。最典型的人格救星是上帝，其次還有父母、丈夫、妻子、上司、真愛、心理分析師、偶像等等。個人之所以會將自我連結於這些權威的象徵，是因為幼童時期的自發性在自我擴張時遭到挫敗。

佛洛姆提到另外兩種逃避機制 — — 毀滅式性格和機械化的順從。前者與施虐不同，意欲透過摧毀對象和外在世界，以逃避無力感，通俗地講，我得不到的東西，你們誰也別想得到。低階中產階級的毀滅傾向是納粹興起的重要因素。機械化順從則指人使自己成為文化模式所提供的人格類型，變得與外界期待一模一樣，這種現象也不陌生，君不見各種人格測驗、血型測驗和星座測驗之流行。人們並不以這些測驗為工具，而是有一種狂熱的被歸類的慾望，希望自己融入分類，將自己嫁接到同個分類下的他人身上，同時藉著測驗結果告訴自己是誰。「雖然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但是至少別人會知道他是誰。那麼，只要他完全依照他人的期待行事，只要聽他們的，他也就能知道自己是誰。」

在梳理完理論之後，本書進入了實戰領域，分析納粹的興起。佛洛姆提到，順從納粹政權的人民有兩種：

1.臣服於納粹，沒有強烈的抗拒，但並未成為其意識型態和政治主張的擁護者；

2.深深受到納粹意識型態的吸引，狂熱的追隨者。

第一種人主要包含工人階級、自由主義者與天主教布爾喬亞階級。他們願意臣服，主要原因似乎來自於內心的倦怠與聽天由命的狀態。其中工人階級還存在另一種心理特質：自一九一八年第一次革命成功後所遭受到的挫敗，他們懷抱的實現社會主義的強大希望，或至少希望提升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的願望一直無法實現。

第二種人主要包含小店家、工匠和白領工作者等低階中產階級。佛洛姆提到，自古以來他們就具有某些特有的心理性質：愛強憎弱、目光狹隘、對他人有敵意、在情感和金錢上都節儉克制，主要信奉禁慾主義等。他們的整個人生（無論經濟或心理上）都立基於匱乏，而一戰更是強化了這些特質，使他們更加渴望順從，並希冀獲得權力。

此類特質並非天生，而是由於該階級長期以來的不安定感造成，這種不安定感在戰後有更具體的外在作證：

1.經濟衰退、通貨膨脹；

2.工人階級的聲望上升，使低階中產的社會聲望下降；

3.曾將君主政體與國家視為自身存在所依恃的堅固磐石，其挫敗粉碎了他們的生命基礎；

4.新時代的風氣動搖了父親在家庭中的地位。

漸漸地，「舊中產階級成員不再關注自身的經濟與社會命運，而是從國家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命運。國家戰敗與凡爾賽條約成為實際挫折轉移的象徵。」

納粹滿足了低階中產因長期受挫而產生的權威性格，「德國社會變成一種階級社會，在其中的每個人都可以屈從於上位者，並對較下位者具有施威的權力；最高領導者（鹽詞註：希特勒）還能將更優越地位的命運、歷史與大自然等作為自己融合的對象。」

至於大企業家和瀕臨破產的貴族們，不少人也都在資助納粹。當時國會裡有百分之四十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者，代表著對既存社會的不滿。這些資產階級主張民主運作沒有效果，期望納粹能夠扭轉社會對他們的怨恨情緒，將其導向其他地方，同時操控國家民族，以為他們的經濟利益效勞。

那到了今日的民主社會，我們是否就自由了呢？佛洛姆持否定態度。他強調，所謂「表達思想的權力」這件事，只有當人們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思想時才有意義。沒有自我思想的大眾，終日受到擺弄與暗示，以為自己在思考，即便消除了外在權威，也無法達成真正的民主。

社會規範中有諸多妨礙個人思考的面向，其中以個人情感受到貶抑最為典型。任何具創造性的思考活動，都與情感密不可分，包括對真理的追求。若脫離了個人動機與情感，知識將淪為事實的堆砌，社會把「不帶個人情感地生活著」視為理想，似乎所謂的理性人，優異的工作者，都應摒棄情感面，成為持續運轉的齒輪。擯棄情感的思考能力是貧瘠而缺乏活力的，但人們對情感卻又有無法割捨的需求，因而導致社會上出現了販賣虛假情感的濫情電影與流行歌曲，藉此麻痺大眾。

在這樣的社會中，思考是紀錄事實的機器活動，不自覺落入一切皆相對的陷阱。人們無法再問對錯，只能問適應與否。在這種情況之下，堆砌起來的事實只能是一則則無有關聯的訊息，服務以資本累積為目的，快速流動的商業社會。事關每個人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往往與政治有關，則被宣稱過於複雜，只有專家才懂。由此那些明明切身的問題，卻被掠奪了解答的權利，使得人們只能懷疑一切，或依賴權威。更別提日復一日的新聞、廣告、影音等偽裝成知識的偽知識，毀滅了個人對外在世界的結構化思考能力，只留下抽象和量化的意義，生活成了一台碎紙機。

另一方面，現代精神病學進一步強化上述的狀況，透過操控人格趨向的工具，定義所謂「正常」、「幼稚」和「神經質」等特質，以「客觀」的姿態，進行更廣泛的社會控制。

當人們調和「我是自由的」和「我無能為力」的矛盾時，讓自己處於謊言之下，幻想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是最簡單的方法。實際上，人們只是欲求著外界期待他應該欲求的東西，被匿名權威牢牢把控，活在獨立意志的假象中。我們總說，當我有了房子、有了車子、有了孩子、退休後、結婚後、拿到offer後、爬上去後，我就能怎麼怎麼樣，我們不斷把「自己是誰」這個問題往後推，直至面臨死亡，直至到了退休後，只能過行屍走肉的生活，那些曾經許下的願望，再也沒有力氣去完成。因為就連電影、旅遊、花藝、跳傘等林林總總的願望，都是社會告訴我們應該要喜歡的。

如果人不能在日常中與自身對話，何以能期待到了某個時間點，任督二脈突然被打通，找到幸福呢？如果你一直都是不幸福的，又何以認為這種忍受到了某一天，就能得到解脫？我們總把消極自由視為自由的唯一樣態，卻從未想過，積極自由也是人獨自站起來所不可或缺的。人要創造性地生活，必定是日日累積的結果，而不可能在脫去枷鎖之後立地成佛。

要創造性地生活，接受自我的完整人格，意指要接受全部的個人情感、智性與感官經驗，不將自身割裂成理性與感性兩個面向。我們透過愛肯定他人，以保全自我為基礎，與他人產生連結。我們也透過創造性的工作，而與大自然合一。

要達到此境界，需意識到，在獨特的自我之外，不存在更高位階的力量，個人就是中心與目的，個性的成長和實踐永遠不會次要於更高尚的目標。但光相信個人覺悟能跨越自由的困境，未免過於雞湯和不切實際，尚且需要整個社會的配合，方能從經濟的巨輪下將個人拯救出來。

在此，佛洛姆總結了他認為目前民主社會的發展方向：

1.堅持民主的成就，如代議式政府組織、人權法案和民主原則；

2.計畫性經濟發展，消除少數人對整體經濟的控制。當代政治中的民主特性如果只侷限於政治領域，將無法處理社會大眾在經濟領域中無足輕重的問題；

3.藉由適當的地方分權機制，保障社會體系中的最小單位者能實際且積極地參與並掌控社會活動。

「『自由』若要獲得最終的勝利，前提在於民主體制必須發展成以個人成長與幸福為目標的社會，個人的生命意義不再需要所謂的『成功』或其他東西來背書，個人也不再需要屈從於國家或經濟體制等外在力量，或受其操控。最後，個人所擁有的良心與理想，不再只是外在要求的內化，而是為了能夠真正表現自身的獨特目標。

寫於2024.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