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的夢推出《中文怪物》後，大家第一個反應就是：「這種節目為什麼電視台做不到？」
電視台為什麼不做中文怪物
電視台欠缺的「創作者個人品牌」
《中文怪物》並不是全然獨一無二的構想，但這類企劃其實很挑人來做，當發起者是外國人時，企劃的價值才會被更好的凸顯出來。觀眾往往會把焦點放在「讚賞外國人學中文的熱情」，甚至在感覺得他們比某些台灣人更投入的時候，就會產生更高的娛樂性。酷的夢本身是 KOL，自帶粉絲與話題流量。觀眾買單的不只是節目，而是「酷敢於做這種題材」。同樣的企劃若由電視台推出，可能就缺乏這份個人風格，容易顯得平淡、不夠吸睛。
同時，因為這是酷自己的頻道，他能保有完全的控制權與自由，不受體制或規範限制。這也是電視台或串流平台自製節目難以複製的關鍵。
載體的差異，造成思維落差
傳統電視台最在意的仍是收視率和廣告主，因此題材往往選擇「安全牌」，像是唱歌比賽、談話綜藝、旅遊美食。《中文怪物》這種「外國人考中文」的企劃在電視台眼中屬於高風險、小眾題材，很可能在提案初期就被否決。
在體制內要推動這樣的節目，得先回答一連串問題：為什麼要做？台灣的外國人有多少？有名的外國人是誰？節目的定位又在哪裡？如果放在國際串流平台，觀眾可能期待看到金高銀、潤娥這樣的明星；但若是電視台企劃，主管往往會認為核心受眾是年輕人，而這群人已經不看電視，甚至有些主管會連「酷」是誰都不知道。
換句話說，老闆可能會直接反問：「為什麼要做外國人中文測試？誰會想看？」即便做出來了，觀眾也可能質疑：「這些題目是誰出的？怎麼這麼沒水準？」
這並不是單純電視結構老化的問題，而是因為「中文」這個題材本身就帶有文化和政治的敏感性（例如標準中文的定義、口音判斷、語言多樣性）。而《中文怪物》發起人本身是外國人時，觀眾更容易以娛樂和欣賞的角度來接受；若由電視台來做，這層緩衝就會消失。
資源上的差異
很多人直覺會認為電視台的資源一定比網紅或 YouTuber 豐富，但事實上並不完全如此。
以人脈來說，酷本身是 YouTuber，又是外國人，反而比許多電視節目的企劃更有管道與人脈。台灣電視節目通常外包給製作單位，而企劃往往是年輕人，能掌握的資源有限，也不一定能直接和電視台的資源整合。換句話說，電視台的資源其實是分散的，並不是一個完整集中、隨時可用的體系。
早期像三立《國光幫幫忙》、中天《康熙來了》還能靠人情邀約藝人上節目，但現在面對網紅族群，電視台的吸引力就小得多。因為網紅的主要曝光管道並不是電視，上節目對他們來說不一定是「加分」。
另一個關鍵資源是時間成本。《中文怪物》光是處理 100 位外國來賓的工作證與資料，就需要相當冗長的行政作業。而酷公開的 500 萬預算，很可能只計算到節目製作本身，並未涵蓋他個人與工作室的薪資。如果以四人團隊（含酷本人），每人月薪 4 萬來算，一年下來或許就有近 200 萬人事成本被忽略（如果有計算進去，我只能說這預算大約更明確是電視台無法複製的）。
電視台當然也能承擔這樣的支出，但問題會回到根本：這樣的投資是否符合電視台的需求？當一年多出兩百萬的人事成本，主管更可能質疑：「這個企劃能不能達到損益平衡？」
一個有趣的對照是：公視的《誰來晚餐》能夠邀請各行各業的人上節目，靠的是公共媒體的公信力與公益性，自然會吸引素人參與。但《中文怪物》的參賽者多數是網紅或幕前工作者，也有些是素人，來上節目可能只是單純的『幫幫朋友』，他們願意參加的原因往往是人脈、互惠，甚至單純是對酷本人的支持。而這種動員方式，是電視台無法複製的，甚至可以說是任何人都難以複製的。
同時，我認為這團隊的每個人都有相當高的工作覺悟以及熱情在燃燒，不然這個節目中有相當繁重的工作、細節的確認、流程的安排，方方面面都不是能夠以一種『我只是在工作』的心情完成。
預算落差與廣告回收方式
酷的夢在《中文怪物》上投入約 500 萬，對 YouTube 節目來說已經是大手筆。而台灣電視節目的單集預算多落在 20 萬左右（還是要看節目類型有差異），電視台本身擁有攝影棚、器材、人員等自有資源，實際成本可以稍微降低。
以近年實境節目為例，2022–2023 年在串流與電視平台播出的旅行實境節目，一季十集的成本約 800–1200 萬。這次《中文怪物》動員了 100 位來賓，光是酬勞就相當可觀。不同於 YouTuber 之間常見的互惠或友情參與，電視台邀請來賓多半需要正式支出。若以保守估算，每位來賓每天 5000 元（未含梳化費用），僅這一項就會讓成本大幅增加。
此外，如果要在電視台播出，還必須投入額外的設備與技術升級，也會使預算更難控制。對電視台而言，這樣的製作成本很難在損益上成立。
更重要的是，網路節目的「大成本」會讓觀眾感受到製作者的投入與壓力，進而產生支持與追看的情感。但在電視體制內，觀眾通常不會因為製作規模大就產生這樣的共鳴。這是結構上的差異。
在內容呈現上，YouTube 的節奏、剪輯、場景安排與口語互動更貼近網路實境節目的風格，自由度也高，不必顧慮電視台的規範與尺度。反之，電視若要投入大成本，不僅要確保觀眾持續收看，還必須維持品牌與節目的長期經營。因為這樣的投資如果沒有獲得廣告或版權收益支持，損失風險就很大。
傳統電視廣告依賴收視率保障，會保留 30 秒或 60 秒的廣告時段；YouTube 則能以「深度置入」的方式呈現，例如《中文怪物》中的道具與場景布置就可以結合品牌。韓國的《Running Man》甚至能讓整集節目圍繞某款飲料或零食，但在台灣電視上，目前比較少看到這樣的方式，這樣的差異，我們會發現台灣電視節目的廣告空間也比較缺乏，所以回收的計算上也會越來越困難。
最後，從企劃本質來看，《中文怪物》面向的是相對年輕的小眾市場，這類受眾本來就不以收看電視為主。即使製作出來，收視率也不會太高，自然難以吸引廣告商或爭取到好的廣告收益，在國際版權上，目前全球市場並不樂觀，所以能計算的收入也偏低。整體在損益平衡的計算上，電視台通常不會選擇承擔這樣的風險。
因為電視台必須對股東、廣告主、甚至 NCC 負責。
觀眾習慣轉移
最可能對「語言比賽＋綜藝娛樂」這類節目有興趣的年輕族群，早就不再以電視作為主要媒介，時間多半花在 YouTube、抖音或 IG，透過短影音與社群來追內容。
對電視台來說，這就形成兩難：即使真的製作了這類節目，主要受眾也不會守在電視機前收看。換句話說，觀眾群已經轉移，電視台投入再多資源，也很難在傳統收視數字上得到正面回報。
這也是為什麼同樣是「中文考驗」題材，公視的《一字千金》在中老年觀眾中有一定口碑，但年輕人幾乎不看；而《中文怪物》則能在網路上引發討論，直接對準 18–34 歲的核心族群。
電視台知道自己要轉型，但或許他們也認為這也絕對不會是一個《中文怪物》就能解決，基本上他們尋求的是『可複製的商業模式』，而這點也是最矛盾的，畢竟沒有開始，就沒地方可以複製。
跨界導流困難
電視台的觀眾結構老化，主力觀眾多半是 35 歲以上；而 YouTube 的核心族群則是 18–34 歲。《中文怪物》的設定正好對準了後者，所以在網路上更容易引發共鳴。對比來看，公視的《一字千金》雖然口碑不錯，但觀眾多為中老年，年輕人幾乎不收看，這正好展現了同一題材在電視與網路的收視結構差異。
很多人會認為只要邀請 YouTuber 上電視，就能帶來流量與宣傳。但事實上卻不是如此，在我之前製作節目的經驗中，基本上能導流的相當有限，因為觀眾喜歡這些youtuber是喜歡他們的個人特質以及企劃但；一旦搬到電視上，很容易出現兩種反應：原本的粉絲覺得「失去特色」，而不認識的人則會疑惑「這是誰啊？」最後兩邊都不討好。
因此，跨平台導流效果不佳，電視台也難以真正鞏固新的基本族群。除非該 YouTuber 本身具有專業背景，且其觀眾輪廓與節目設定高度重疊，才有可能成功。例如江老師接棒黃韻玲主持《古典魔力客》，因為具備專業音樂背景，加上其頻道內容也能吸引兒童觀眾，所以在節目中反而更能發揮。
此外，網路節目可以靠後續切片、二創與社群討論持續發酵；電視節目播完通常就結束，即使上架 OTT（如 MyVideo、公視+），觸及效果也有限，收入也有限。
《大嘻哈時代》就是典型案例：在電視上的收視表現雖然普通，但切片放上 YouTube 後卻能累積上百萬觀看，真正的影響力仍來自網路。不過，即便如此，因為節目首播平台是電視台，相關銷售也會以「電視收視」作為主要依據。換句話說，在一開始的評估邏輯上，還是會回到傳統電視的框架裡。
另一方面，還有版權的考量。有些節目若在網路平台上公開，可能會影響到後續的國際版權銷售，這也是電視台在決策時特別在意的地方。這些結構性限制，讓電視台在操作時往往更加保守，即使看得到網路的優勢，也未必敢完全依循網路邏輯來做。
總結
《中文怪物》確實相當精彩，也是一個很「屬於“酷的夢“」的內容。從本質上來看，它的排他性很高，同樣的預算下其實不容易被複製。
而且絕對要稱讚就是剪輯，基本上應該全部從順剪到定剪都是兩人作業，考量到酷本身的忙碌，或許很大一部分就是一人獨扛，這些所有資料以及畫面的選擇都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後呈現的結果相當好，我自己是覺得非常了不起，台灣還是有許多很有才華且節奏輕快的剪輯師。
當然，台灣電視台也還是有不少不錯的節目，只是娛樂性上相對有限。像我自己很喜歡小公視的《換個爸媽過幾天》，這個企劃執行難度也不小，節目的敘事方式相對中立而完整。又例如《綜藝玩很大》，雖然形式老梗（走跳宮廟玩遊戲），但就是有用、而且適合闔家觀賞，阿公阿嬤可以跟孫子一起看，娛樂感並不特殊，但沒有排他性。
在現在這個時代，節目之所以精彩，正是因為市場已經高度分眾。觀眾在收看時，很快就會自己幫節目定位。所以，我覺得也不必太執著在「為什麼台灣電視台不做」這個問題上。
因為這樣想只會讓人痛苦。電視台永遠有一百個理由告訴你「這樣不行」，卻不會告訴你「那要怎麼做才可以」。他們多半只希望員工把企劃修到「可以過關」的程度，而這條路通常就是安全、熟悉、走過的老路。於是我們看到的內容就顯得保守、重複，但這也正是目前的產業現況。
或許對目前節目製作人員來說更接近的真相是：「我們敢做，但公司不會讓我做。」
而《中文怪物》之所以讓人眼睛一亮，正是因為它再度告訴我們：網路內容和電視節目，本來就不該走同一條路，只是電視台的那條路，到底什麼時候能夠開始大刀闊斧地走，目前還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