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三月的風吹過屏東，總有些故事如風中塵沙，輕拂而過，卻又沉重地烙印在土地的記憶裡。如今，當我們走過屏東火車站前，繁華的街景、車水馬龍的喧囂，很容易讓人忘記，七十多年前，這裡曾是怒火與鮮血交織的戰場。那場被稱為「三四事件」的悲劇，如同二二八在屏東的縮影，是無數在地人心中永遠的痛。而那些曾「做洪水」的人們，他們的悲與憤、勇與懼，正待我們重新拾起，細細聆聽。
怒火延燒：屏東三四事件的源起
歷史的開端，要從一場無法遏止的怒火說起。1947年2月28日，一聲槍響在臺北劃破天際，這股民怨的火焰，如野火燎原般迅速向南延燒。3月2日，消息傳抵屏東，在地的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和民眾，長久以來對新政權的失望與不滿，終於找到了爆發的出口。那時，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一位留學日本、心繫家鄉的左翼青年，成了這場風暴的中心。他召集了群眾，組織起義，試圖以和平手段與當局交涉，為人民爭取權利。
3月4日，是屏東歷史上一個充滿張力的日子。清晨，火車站附近發生了小規模衝突，這成了全面對峙的訊號。民軍代表向市長龔履端提出交涉，要求憲兵隊與駐軍解除武裝，將權力歸還人民。這份訴求，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無疑是對舊秩序的挑戰。然而，龔市長的拒絕，讓事態急轉直下。民軍攻佔了警察局，奪取槍械，怒火被武裝，憤怒的人群擁上街頭。在混亂中，葉秋木被推舉為臨時市長，短暫地接管了這座城市。
那晚，在憲兵隊的圍牆外，燈火搖曳，氣氛劍拔弩張。葉秋木與市參議會秘書簡清榆前往與市長協商，雙方達成暫時的共識：憲兵不開槍、收繳民間武器，試圖將這場風暴引向和平。然而，葉秋木最終卻被要求留下，被軟禁在憲兵隊中，成了待宰的羔羊。
衝突升高：群眾與憲兵的對峙
3月5日，屏東的怒吼，從市區延燒到山林。數百名下山支援的原住民，與民軍一同包圍憲兵隊。這場抗爭不再只是漢人與當局的衝突，它跨越了族群的藩籬，呈現出全島人民共同反抗的決心。這份跨越族群的團結，讓這場事件更顯其歷史意義。然而，也正因為這種廣泛的支持，讓當局感受到了更大的威脅，為後來的血腥鎮壓埋下了伏筆。在民軍與原住民的強大壓力下，憲兵隊被迫退守屏東機場，雙方在那裡展開了激烈的對峙。
屏東三四事件的血腥收場，發生在國民政府援軍抵達之後。3月8日，援軍進入市區，隨即展開無情的戒嚴與大逮捕。那場短暫的民權高光時刻，瞬間被黑暗與恐懼所吞噬。
葉秋木（AI修復）
血色清算：葉秋木與莊迎之的悲劇
在這場鎮壓中，有兩位人物的命運，特別值得我們反思與哀悼。一位是領導者葉秋木，另一位是市長翻譯莊迎之。
葉秋木，這位屏東人的精神領袖，在3月9日被捕，旋即被羅織「暴亂首謀」的罪名。根據口述歷史，他在3月12日公開槍決前，遭遇了極其殘酷的凌虐，被割去部分身體器官(耳鼻及生殖器)，並被遊街示眾。最終，他倒下的地點，就在屏東市台灣銀行前，那個如今不起眼的三角公園。那片土地，曾染上他最後的血色，記錄著一個知識份子為民請命的悲壯終曲。
另一位悲劇人物，是市長翻譯莊迎之。他僅僅因為通曉北京話，在3月4日的談判中擔任翻譯，試圖居中協調，卻在事後被誣指為「暴徒首犯」。在沒有任何司法審判程序下，他於3月11日被公開槍決在屏東市圓環。當時，他的背上被插著「死刑犯-莊迎」的牌子，遊街示眾。這座如今被闢為長春公園的圓環，其寧靜的表象下，隱藏著一段無法抹滅的人權侵害歷史。2018年，促轉會正式將此地審定為「不義遺址」，為莊迎之的冤屈，立下了一座無聲的墓誌銘。
屏東三四事件的傷痕，不僅止於兩位領導人的犧牲。鎮壓行動導致至少103人被捕，21人遭到通緝，許多無辜民眾的人生從此被徹底改變。警員王瑞琪、教員黃西川，他們僅僅是事件的旁觀者或維護者，卻也遭受了無妄之災。王瑞琪雖被判無罪，卻仍被關押、撤職，從此背負著政治犯的烙印；黃西川則因嚴刑逼供，導致身心重創，差點賠上性命。這些個案，無一不在訴說著，當權力失去節制，普通人的生命與尊嚴，是何其脆弱。
做洪水的人們：歷史的呼喊
屏東三四事件，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它讓我們看見，當年「做洪水」的人們，是多麼奮力地想為家鄉掙一個更好的未來。然而，這場以民怨為引的抗爭，最終卻被血腥鎮壓所終結，留下了無盡的悲痛與不義。那些不義遺址，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紀念與警醒。它們提醒著我們，轉型正義的道路，就是要直視歷史的黑暗，讓逝去的冤魂得以安息，讓後代子孫得以從中汲取教訓，確保這樣的悲劇，永遠不會再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