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網路社會，講真話的風險遠高於講場面話的風險。
鏟子超人，引開正反兩方輿論戰，站錯邊就會貼標、放大； 反觀長期議題如能源轉型、年金改革、少子化，沒有即時爽感、也難以引戰。創作者和公眾人物因此自然發展出一種防禦性理性：
— 避開情緒黑洞。 — 放棄大眾戰場。 — 將真實思考轉移到小眾平台。
而理性人懂得代價：在群眾面前講道理，輸的永遠是節奏。
二、道德漩渦
在鏟子超人式事件裡，真正的問題不是救災本身，
而是整個社會把「救災」轉化成一場社會情緒相互拉扯。
- 沒去現場 → 你怎麼沒去，我幫你付車錢，去花蓮如何?
- 去了現場 → 被當拍照打卡、買贖罪券。
換句話說，任何行為都被情緒化。
這種輿論邏輯不是在尋求真相，而是在尋找同路人跟敵人。
因為只要有人能被捧或被罵，群體就能獲得暫時的「道德整合感」。
三、理性人的宿命：從公共對話退回自我保存
面對這樣的環境，許多理性人學會退場。
在安靜的角落寫下那些「不會紅但會被懂」的文字。
這不是怯懦，而是一種策略性生存。
在一個演算法獎勵憤怒、社群獎勵立場的時代， 保持理性，本身就成了最稀有的叛逆。
而那些願意留下來的人，
其實是在對抗一種更深的絕望—— 「我知道講了沒用，但我還是講。」
✍️ 結語
我們都明白：在這個時代，
「沒流量但沒人槓」是一種明智的保護機制， 也是理性人最後的堡壘。
但若所有人都退回沉默，
公共討論只剩怒吼與掌聲， 那麼民主的噪音，終將取代理性的聲音。
也許沉默是當下的生存術，
但仍要有人，願意留下文字當紀錄。
理性人的宿命，從北宋到今日
蘇軾正是理性人在政治社會的縮影。
他想理性講話，卻被情緒政治吞沒；
他想兩邊不靠，卻標籤化只會講風花雪月的文人；
他想安靜寫詩，後人卻只記得東坡肉、佛印與蘇小妹的俏皮話。
在北宋，他的詩被誤解成諷刺；
在後世，他的理性被稀釋成逸事。 人們懷念他的作品，卻不願承受他那份孤立的清醒。
公共議題永遠變成無解題，
因為情緒太快，理性太慢。
而蘇軾留給後人的，不只是文學的高峰，
更是理性人的警語： 在派系與激情之間， 保持思考本身，就已經是一場抵抗。
北宋初期的確是中國史上少見的「言論寬鬆期」。
宋太宗、真宗以降，朝廷鼓勵士人議政、直諫，文臣地位遠高於武將。
尤其在仁宗、英宗、神宗初年，士人幾乎「無話不談」—— 史書甚至形容當時朝會「論事如市」。
但這種自由是有條件的：
它存在於「共識框架」之內—— 你可以爭理，不可以挑道。
也就是說，你可以爭政策（如稅法、募役、改革節奏）， 但不能質疑「君權是否應限」、「理學是否絕對」。
蘇軾恰恰踩在這條模糊線上：
他既不附和新法派的教條，也不迎合舊黨的保守。
他講理講太深，就變成挑戰整個秩序的異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