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的觀念影像，如古代神話所做的複合創造，比如獅頭羊身蛇尾噴火獸，石上女妖或是冥府的三頭犬，以及許多其他的，都據說是幾種天性，聚合在一起的。⋯⋯再次，把牠們的外型，捏塑成一個如人的形象，好讓看不到內在，只看得到表象的人，相信這個怪物只是一個人。
——柏拉圖
理想國中的政體／人格墮落過程描繪
在柏拉圖《理想國》中的第八、九卷中，描繪出一個頗為精闢的政體／人格墮若過程。我認為其精才之處在於，它精準勾勒了一套「人性」如何因為一步步被「卸除武裝」，以至最終跌落至純粹動物生命的奴役狀態的敘事。他所闡述的每一個墮落過程，幾乎都是順著這種靈魂的「武裝卸除」進行著的。從最理想的知識統治精英政體，到尚武的榮譽政體，這是第一層心靈武裝的退化，因為知識和理性比起外在的身體強健、武裝力量，有遠遠更高的內在確定性、絕對性，並且合乎靈魂對真善美的觀念之完滿形式要求。簡言之，靈魂的茁壯，比身體的強健更為根本（但在柏拉圖的描述中，身體的強健仍是通往靈魂茁壯的必經之路），因為只有它具有真正終極的內在完滿性。
被身體力量和（對應於此的）靈魂血氣（Spirit）驅動之政體／人格，其已經呈現出了一種初步的心靈貧乏狀態，只能通過不斷爭戰，這種在競爭中求勝的外在成就來填補心靈的空虛。而當榮譽的驅動力轉向了財富，外在成就的對象被移轉了，則靈魂的武裝力量又進一步被卸除，政商統治集團形成，榮譽政體讓位給寡頭政體，生產者的性格取代了戰士的性格。國家的強健、個人內在的強韌也都變得更加脆弱且不確定，因為以榮譽行動的人，或許缺乏充足的理性，但絕無賣國和出賣自己的可能，然而生產者不是，他們保護心靈脆弱性的外求方式，是隨時可被交換、出售、最不穩定的「金錢」，也因此，在生產者的邏輯中，個人和集體的尊嚴已蕩然無存，所有一切皆可交換。
民主跟寡頭的父子類比與暴政的肆意性
到這裡，靈魂三分說（理性、血氣、慾望）的墮落過程，已初步完成，到柏拉圖不止步於此，他進一步把慾望這一趨力的整體墮落過程完整描繪出來。生產者總是受慾望驅使，但他仍遵從著生產者所必要尊崇的德性，包含理財、守時、投資精神、延緩享受等等。但生產者社會的階級對立，並不應這些德性的存在而被壓制，明目張膽的政商統治集團，與大眾階級的利益衝突終究會浮上檯面，而民主也是在此一革命過程中誕生。從各種方面來看，民主政體都比寡頭政體令人能接受且舒適、合宜、自由且富有創造性的多，這點就連具有反民主傾向的柏拉圖也不會否認。
但對他而言，素樸的大眾民主，之所以在他的分類中還不如寡頭，關鍵是因為就心靈韌性而言，民主是比寡頭內在更脆弱的多的政體／人格，這正是因為放棄了對自身內在慾望的壓抑和箝制所致。如果說寡頭政體的人格對應於生產者，民主政體就對應於消費者。消費者並沒有什麼對自我德性的內在要求，他唯一尊崇的原則，是與他人的平等及合意，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因此人們完全可以合理地擺爛和墮落，只要他不違反平等，他們是自由的，可是自由在這裡，就靈魂的向度上，已經只剩下慾望的自由，而非理性的自由。於是，民主的人格脆弱、敏感，難以承受挫責，但對和自己一樣的弱者抱有豐富的同情理解。
就線性的傳承意義而言，民主政體／人格，是寡頭政體的孩子，因為他跟父親其實共享了許多東西，最核心的共通點是，他們兩者都是受慾望驅使而行動的，但寡頭制所表現出的，是以財富的外在成就來填補心靈的內在空缺，而民主所展現的，則是以慾望的自由和平等的享受，來追求一種反對內在和外在壓抑的解放。民主的土壤，是奠基於碾碎一切層級區分之上，包含高／低、美／醜，強／弱、智／愚。在民主政體裡，弱者可以合理的被視為強者，醜陋可以合宜的被視為美麗，愚鈍可以被視為智慧，所有概念的層級劃分都被碾平，而就好像在產生者的德性中，榮譽和理性的高層級價值，都被現實可見的財富和自利給壓平，生產者自身的規訓和紀律也被慾望的自由給壓平。
最後，當肆意和自由的天平無法維持，前者壓倒後者，平等原則也將徹底淪喪，絕對且肆意的主宰取而代之，暴政和暴君人格隨即誕生。這一誕生過程首先是由以「我們人民」對抗「權貴階級」之名，號召群眾的人民領袖開始的，接著就如現實中的革命專政一樣，打倒所謂既得利益者的人民領袖，也剷平了其絕對專政的障礙。他蔑視平等，將自己視為一切的主宰，將力量視為一切。在這樣處境中的人，其心靈的武裝也被徹底的卸除，成為一個徹底受到無時無刻變化無常的情緒、慾望、感受之流被徹底主宰的動物，其人性的面具也被徹底揭下，在那面具底下，是一頭活的野獸，牠受到內心的多頭野獸的強烈情緒主宰，暴虐、肆意且貪婪，牠只能支配他人或者被支配，而兩者就心靈而言是相同的（由於柏拉圖的分析預設了內在和外在的完全可相互類比性，因此暴君並不比其臣民更快樂。）
「成人未成」的倒退，作為民主危機的一種隱喻
這整段對政體墮落過程的寓言性分析，在我看來是在一個成人／非人的架構中進行的。他預設著：「成人」是一個動態過程，人之為人是一種特定的存有狀態，是需要特定條件支撐的。如果用亞里斯多德的話說，所謂的「人」，是一種介於神與獸之間，走著鋼索的中間存在。這個中間存在是動態的，可以向上提升，也可以向下墮落，而所有的向上提升，對其動物性本能而言，都是一種人為的壓制和武裝，當這些機制全被卸除，人也將在「成人」的過程中，成為「非人」。
在我看來，柏拉圖政體分析的精闢處就在於，縱使他對民主的評價十分偏頗，但他卻精準擊中了我們在討論「民主維繫」時的一個核心痛點，那就是，一個所有政體中最自由、寬容且平等的政體，其存續基礎是公民必須拾起「成人的責任」，捍衛他所擁有的一切，並且為了能夠捍衛這些，他需要有超越僅僅只是自由和互不侵犯之上的道德動因，能夠接受以一定程度的自我犧牲來成就集體共有之自由的要求。然而民主所絕對崇尚的自由和平等的形式原則，卻無法自我保證這種必要的責任之要求。
也因此，它與寡頭一樣，內建著一個被慾望和生存的動物本能驅策的脆弱靈魂，他同情弱者，卻不想自己變強，厭惡強者、憎惡高貴偉大和低賤渺小之分，崇尚平凡，並且接受所有人的一般性形象，就是一個「大眾人」形象。然而這樣子的人類形象，本質上形同「羊群」，羊群是無法自我治理的，他總是需要牧羊人的存在。
民主所需要的公民從來都不能是羊群，但它自身卻毫無力量阻止公民成為羊群。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寡頭制作為民主制的父親，可以不必被理解成一種評價上的本質高低差異，而是指如果民主之下的人民無法克服被慾望和恐懼支配的脆落處境，無法從羊群自我啟蒙為「公民」；從未成年狀態進入成人狀態，那麼他們確實會既想要一個父親，但又由於並不崇尚高貴偉大，必然憎惡父親的權威對自由的壓制。他們就擺盪在這兩者的矛盾之間，造就一種不成熟的精神分裂。此一精神分裂一旦導致人格裂解，被人民領袖或外來強權抓住機會，自由的公民，就可能真正淪為被奴役的羊群。
反思柏拉圖：人作為「居間存在」的自由應許
這是柏拉圖對大眾民主的內在脆弱性的重要洞見。然而當我們後設的反省柏拉圖的立場時，雖然這一墮落過程的現象描述十分精闢，但他對此現象的詮釋之預設，本身是相當值得挑戰的。包含靈魂跟政體的完全可類比性這點：這種對政治社群的單一人格化想像，完全忽視政治社群由眾多不同的人共同組織起來的事實。
同時，相比於專制、寡頭、獨裁或暴政之下的人民，是天然的羊群，其政權對人民的人為幼體化，被視為自然預設。民主政體裡的人，其實更像青少年，他們永遠不甘於被視為兒童，但也總是有成熟度不足的問題，時不時渴望有良善大人的在場，又時不時警覺受制於人的被奴役狀態之悲慘。這樣不穩定的矛盾狀態，十分容易被有心的外力介入和利用，卻也是最現實的人性狀態。那個在人獸之間、天使與惡魔之間、孩童與成人之間，永恆擺盪掙扎，永遠在「成人未成」的進行式中，掙扎前行的「人們」：這才是真正真實的人類形象。
柏拉圖終究到最後，是站在神的觀點來要求人的，它將人的脆弱性是視為一種必須被強制力壓制的東西，如果啟蒙不是人人都做得到，人地向上提升就只能透過這種內在和外在的壓制，所以他只看見了理性的說服力無法及於眾人，就將多數人視為羊群，預設他們一定需要牧羊人。然而，他忽視了人作為人從來不是一種靜態給定的狀態，人可以被塑造成羊群，但他自己也有可能在羊群中脫穎而出，變成公民，並開始重新塑造這個社會。
柏拉圖對絕對性的執著，對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的排除，讓他無法對這種「居間存在」的動態狀態感到滿意，他要求更多，必須以完美的觀念形式來統治不完美的現實。然而這種居間存在本身即是人類自由的真實展現，但自由從不保障美滿結局，也不意味著絕對善良。然而，一旦取消了自由，就是剝奪了「人成為人」的可能。
於是，真正的成人不意味著模仿神的完滿性，而是永遠的朝向完整的未完成，並且誠實的接受自身的脆弱不全，卻也意識到，在人類世界中真正的偉大從來不是移除脆弱，真正的勇敢從來不是否認恐懼，而是接受這一切恐懼、微脆的同時，以行動讓一切重新開始的能力超克它；使自己趨向完整、邁向偉大，卻總是意識到自己「未完成」、「不完整」且「苗小」；然而，仍然值得驕傲，仍然賦有尊嚴；並且為了「成為人」，誓死捍衛「作為人的資格」，那就是唯一使人和其他動物不同，使人民不能被單單是為羊群的真實存有能力：自由。
只要人有自由，一切都可能崩壞，一切也都能重新再來，希望將一直存在。這就是人類，我們永遠在「成為人」的道路上前行著，也永遠不放棄這條「成人之路」，否則一旦放棄，柏拉圖的所以寓言都將成真。而這才是當代自由世界的人民，遭遇的最真實的精神危機：即對自我啟蒙的放棄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