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四十八年，庄腳的早晨是被糖廠五分車的汽笛聲叫醒的。
「阿盛！緊起來！五分車要過來了！」老火伯穿著那件補了又補的卡其色短褲，腳趾縫裡卡著黑色的乾泥巴。他一巴掌拍在小兒子阿盛的屁股上。父子倆推著牛車，走在比人還高的甘蔗林裡。那時候的甘蔗田像海，風一吹，「沙——沙——」地響，像是這塊土地在喘氣。阿盛那時才十歲，他最喜歡看甘蔗花開，像一根根白色的羽毛插在藍天底。但老火伯不看花，他看的是甘蔗的「身形」。
「這批是給糖廠的命，要顧好。」老火伯點了一支新樂園菸，蹲在田埂邊。對農民來說，甘蔗不是作物，那是全家大小的學費、是過年的新衣，也是還給信用合作社的債。
甜味裡的苦日子
那個年代有個說法：「第一憨，選舉服務員；第二憨，種甘蔗給糖廠秤。」
秤重那天，是農家最緊張的時候。老火伯載著滿滿一車的甘蔗，排在糖廠門口。那些穿著整齊制服的糖廠職員，手裡拿著筆，在簿子上勾勾畫畫。
「火仔，你這批水份太多，甜度不夠，要扣重。」
糖廠的收購站前，那根巨大的秤桿像是一道判決書。穿著白襯衫、口袋插著鋼筆的職員，連眼皮都沒抬，就在單子上劃下一道冷冰冰的橫杠。
老火伯站在牛車旁，那雙沾滿黑泥的手下意識地在補丁褲上搓了搓。他看著車上那些堆得像小山一樣、他沒日沒夜用汗水灌溉出來的甘蔗，在對方的筆尖下，瞬間縮了水。他想開口爭辯，說這幾個月連日頭都沒露臉，水份多是天意；但他看著對方背後那座高聳入雲、正噴著黑煙的糖廠煙囪，話到了嘴邊，又和著苦水吞了下去。
他只是卑微地弓著背，從懷裡掏出一包被汗水浸濕、皺巴巴的「新樂園」，顫抖著遞過去一支：「通融一下，家裡三個孩子要交學費……」
職員揮了揮手，像是趕走一隻蒼蠅。老火伯愣在那裡，手裡的菸停在半空中，最後只能訕訕地收回來，夾在耳後。
斷掉的脊樑
回程的路上，牛車的輪軸發出「嘎吱、嘎吱」的呻吟。
老火伯坐在車頭，一直沒說話。平日裡他會對著老牛吆喝，但今天，他連揮鞭的力氣都沒了。阿盛跟在車後，看著父親那微微顫抖的肩膀。那肩膀在阿盛眼中曾像大山一樣高，可現在，卻被那幾張薄薄的收購單給壓垮了。
路過一片還沒收割的蔗田時，老火伯突然拉住了牛。他跳下車，從車斗最底部——那是他本來留著要給家裡孩子解饞、品相最好的一捆甘蔗裡，抽出一根。
他沈默地拿起腰間的鐮刀，動作狠戾地削去蔗頭。刀鋒劃過蔗皮的聲音，在寂靜的荒野裡顯得格外刺耳，像是某種無聲的抗議。
最甜的一截
「阿盛，過來。」老火伯沙啞地喊了一聲。
他把甘蔗最靠近根部、節度最密、顏色最深的那一截砍下來。他沒有用刀，而是直接用那口被菸草燻黑的牙，猛地撕開堅硬的皮，露出裡面雪白滲汁的纖維。
老火伯把那一截甘蔗遞到阿盛面前。他的眼眶是紅的，眼角佈滿了像乾旱土地一樣的裂紋，但眼神裡卻有一種近乎倔強的溫柔。
「吃吧，這截最甜。」
阿盛接過來，狠狠地咬了一口。那是真的甜，甜到發苦，甜到讓人想流淚。那一刻，阿盛看見父親身後，那座糖廠的煙囪依然傲慢地噴著煙，像是在嘲笑底下這些卑微的人。
但老火伯就在那煙囪的影子裡，緩緩地站直了身子。他吐掉嘴裡的蔗渣，抹了抹臉上的灰土，重新握緊了牛繩，往家的方向漫步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