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作為一年的開始，這一點可以理解。
然而，它並非春天。
即便已經過了冬至，寒意卻正值最嚴峻之時，自然界仍然呈現出深冬的樣貌。那麼，為何人們要將此稱為「春」？這個問題，長久以來始終未曾被清楚說明。
這種違和感，直到我成年後在華語文化圈迎接舊曆新年時，才逐漸獲得明確的輪廓。在舊曆制度中，正月（日本傳統曆法中的一年之始）本身即包含立春（東亞二十四節氣之一），因此在制度上，「一年之始」與「春之始」是完全重合的。既然曆法的結構與自然的循環相互對應，「新春」這一表述，便是完全正確的。
換言之，問題並不在於詞語本身。
真正的問題在於：制度已經改變，但語言與感性卻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
本文即以這種違和感作為出發點，考察明治五年（1872）改曆的經過，以及新曆制度下一月一日的制度性起源。若先行提出結論，日本的正月之所以難以令人從感受上認同為「春」，其原因主要在於以下幾點：
一、舊曆被徹底自制度中排除的急進式改曆措施；
二、與舊曆相連結的語言與文化感性卻仍被沿用至今。
明治五年的改曆
明治五年的改曆，是以中途終止舊曆十二月的方式實施的。其結果是，在制度上，「明治五年十二月」這一月份本身即告消失。
藉由這一措施，政府得以避免支付官吏、軍人等對象明治五年十二月份的薪資。這並非附帶性的副作用，而是改曆時機選擇所直接帶來的、即時可見的財政後果。
對於在戊辰戰爭後的善後處理、廢藩置縣，以及近代軍制整備等多重政策下長期陷於財政困難的明治政府而言，能夠避免一個月份的薪資支出，具有極為現實且具體的意義。改曆在此並非先於理念的制度改革，而是一項同時意在減輕短期與中期財政負擔的制度性選擇。
財政上的合理性
在舊曆制度下，大約每三年便會出現一次包含閏月的十三個月之年。對於正逐步導入月薪制的明治政府而言，這構成了未來人事費用上的一項不穩定因素。
然而，問題並不僅止於此。
「在何時實施改曆」本身，就與當下的財政支出形成了直接連動。
如前所述，明治五年的改曆，是以截斷舊曆十二月的方式進行的。其結果是，「明治五年十二月」作為制度性月份徹底消失。
藉此，政府得以免除支付該月份薪資的義務。這一效果既非偶然，也非邊際性的，而是由改曆時點的選擇所直接導出的、具即效性的財政結果。
詔書（節錄）
朕以為，我國以往所使用之曆法，乃依月之盈虧（太陰）以定月，並試圖使之符合太陽之運行，因此每隔二、三年，必須設置閏月。其結果，在閏月設置之前後，時常產生季節早晚之差，終至引發計算上的偏差。
尤其如後段所列之曆注，多屬根據薄弱之妄說，其中不乏妨礙人民知識與理解進步者。
相較之下，太陽曆乃依太陽之運行定月，雖各月日數略有差異，然季節之早晚並無變動，只需每四年增置一日閏日，即使歷經七千年，其誤差亦僅止於一日。
與太陰曆相比，其精密性居於首位，其便利性亦無須再行論證。
是故，自今以後，廢止舊曆，採用太陽曆，並令其為天下萬世所遵守。百官及相關官吏，應充分理解此一宗旨。
（明治五年十一月九日）
結語
因此，問題並非僅止於正月的命名，亦非單純的語言與氣候之間的落差，而是一段歷史過程的結果：在制度與財政需求的推動下，曆法被急進地替換，而與舊制度相連結的語言與文化感性卻被保留下來。
正因如此，日本的正月在制度上固然是一年的開始，卻始終難以在感受上被理解為春天。「新春」這一表述仍然存續，但支撐其合理性的制度基礎，早已不復存在。
我們也準備了其他文章。若您有興趣，歡迎一併造訪
http://www.lowpowerradiolab.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