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文環文學創作的語言斷層
談轉型正義
張文環（1909-1978）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受到完整的國民語言教育，進而成為張文環爭取話語權的文化資本，並且奪得皇民奉公會的台灣文化賞。甚至引發日本籍作家西川滿等人對於其作品的批判，引發所謂糞寫實主義的論爭。
雖然張文環仍然是在殖民體制裡面設法爭取話語權，但是由於國語（日語）教育的普及，加上張文環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出生，因而沒有出現語言的斷層，使得他具有爭取話語權的文化資本。
張文環也成為日本殖民時期台籍作家中文學創作量最豐富的作家，對於殖民統治下台灣人的文學創作，具有指標性與代表性的意義。台灣人的作家透過書寫自己的被殖民經驗，雖然無法推翻殖民政權，但至少透過文學創作及書寫能夠描述自己的被殖民經驗，具有歷史詮釋的意義與價值。
1933年3月與吳坤煌、蘇維熊等人發起「台灣藝術研究會」，發行純文學雜誌《フォルモサ》，擔任第2期、第3期編輯，並發表〈落蕾〉、〈みさを〉等小說。1934年6月以後《フォルモサ》無以為繼，1935年初「台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成立，張文環成為支部活躍份子。1935年1月小說〈父之顏〉參加《中央公論》徵文，獲得佳作，對創作產生信心，陸續發表〈重荷〉、〈部落的元老〉、〈豬的生產〉……等小說。1938年返臺，6月至7月間翻譯徐坤泉大眾小說名著《可愛的仇人》，8月到10月間擔任《風月報》69至74期新設之日文版編輯，並任職於謝火爐、徐坤泉設立的美國電影代理公司「台灣映畫株式會社」。1940年加入西川滿等人倡立的「台灣文藝家協會」，但參與有限；同期在《台灣新民報》上發表長篇連載小說〈山茶花〉，頗受好評。1941年脫離台灣文藝家協會，與中山侑、陳逸松等人成立啟文社，發行《台灣文學》，擔任編輯，與西川滿主持之《文藝台灣》分庭抗禮。《台灣文學》發刊期間為其創作巔峰期，〈藝旦之家〉、〈論語與雞〉、〈夜猿〉、〈閹雞〉、〈地方生活〉、〈迷兒〉等膾炙人口的小說均發表於此。此外，亦有不少作品、言論散見於《興南新聞》、《台灣藝術》、《台灣時報》、《台灣公論》、《新建設》等報刊雜誌（柳書琴，2023）。
張文環在日本受到左翼文藝思潮的影響，回到台灣後，大量以台灣的鄉土人物作為書寫的主題，其書寫的背景基本上是以他出生的故鄉梅仔坑為主，這個山區恰恰好也是日本殖民時期竹林事件的發生地，日本總督府為了三菱株式會社經營竹林產業的需求，大量將林地視為無主地予以徵收，造成當地農民生活失去屏障，因此導致農民運動的興起，而成立了農民組合，也就是台灣共產黨的前身。
張文環的小說閹雞、山茶花裡面關於鐵道的形象充滿矛盾性，一方面他是引領殖民地的子民朝向現代性文明的象徵，展開啟蒙之旅的渠道與路徑，一方面他又是充滿剝削與榨取的殖民經濟的交通動脈，殖民政權透過鐵道迅速的榨取殖民地的糖業及米生產，榨取殖民地人民的勞動價值，榨取他能夠在殖民地台灣榨取的一切物質生產，以達到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生產分工策略，並且遂行南進政策的戰略。
母親便謹慎地，把前的背端綁好一個結，再提起扁擔，稍微屈伸扛起了兩籠放滿香蕉的番薯籃仔，大約有六十斤吧。爬到坡上需要喘口氣而不得不休息一下，從肩膀卸下貨物，就看了山坡下面想看到母親的身影。
——張文環〈重荷〉
張文環在小說〈重荷〉裡，講述一名少年原本想到公學校參加慶典，但看到母親要獨自挑著約48公斤重的香蕉到市場去賣，就有些不捨，於是他只好放棄學校慶典，一起挑到市場賣。但少年發現這麼多的香蕉，也只能賣到60錢的價格，而還要被官吏抽走10錢，母親十分不滿，但後來也只能將委屈吞忍下去。這篇小說裡，描寫的不僅是親情，同時也是一種隱喻，透過隱喻來批判日本殖民政權所帶來的資本主義與殖民經濟，以及對於林地地主或農民形成的經濟剝削。
日本殖民時期在台灣建立綿密的鐵道網，雖然有助於農村的人口往都市移動的現代化夢想，但同時，殖民政權帶來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也入侵了純樸的農村。
商品化可能只是一個惡夢，讓農村人口失去生產工具，淪為被閹割的雞，失去自己生產的能力。
一條糖廠鐵道，為何不能延伸到人口密集的市街，足證修築鐵道不是為居民提供服務，而只是為糖廠提供服務，換言之，他服膺的是殖民經濟的糖廠資本，而不是為了提供給居民更為便捷的交通工具。
而這個為糖廠服務，而把人民交通運輸及移動需求全然置於不顧的閹割，恰好證成了殖民政權只為產業資本提供服務，全然沒有把居民的民生需求置於政策考量的殖民政權基本政策制定邏輯，也就是一種對在地人閹割的邏輯。這種閹割體現在張文環的小說「閹雞」裡面。
只榨取土地及勞動力的剩餘價值，只剝削勞動的剩餘價值，而不願意提供相對應的回饋，正好完全符合了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發展邏輯裡面的異化勞動的分析，「閹雞」其實就是一種異化勞動，一種生產力的自我閹割，居民越勞動就越失去自己勞動的自主權，淪為一種失去自主性的生產工具，一種閹雞，任人宰割。
從「閹雞」裡面「月里」的悲劇性來分析，接近張文環創作原鄉的梅山，所興建的新高製糖株式會社輕便鐵道，為何遲遲無法延伸到小梅，原因在於新高製糖株式會社的輕便鐵道，其交通運輸功能是為了運送製糖所需的原料甘蔗，而非為了當地居民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務。張文環及其小說中的主角如「賢」能夠搭乘火車進行見學啟蒙之旅，並非是鐵道原初設計所計畫提供的服務與功能，那只是糖廠鐵道的附加價值，這種附加價值甚至可有可無，張文環及男性主角的啟蒙是糖廠鐵道非結構性而產生的剩餘價值。為糖廠資本的生產所需原料運輸提供服務才是殖民體制的結構性需求，張文環及男性主角只是搭便車式的獲利，換言之，這種啟蒙帶有某種偶然性，而非結構性的因素。鐵道這個現代性的進步象徵，既能在「山茶花」裡面提供男性受啟蒙者前往殖民地中心的機會，但也能在「閹雞」裡面剝奪了「月里」前往都會區進一步的接受啟蒙的契機，就是因為鐵道的殖民性格使然，這個鐵道的殖民性格簡而言之就是為了糖業資本服務，服膺資本邏輯的性格，換言之，這個現代性是虛假的現代性，其發生的場域在殖民地時，資本主義其實只是殖民主義的代名詞，殖民主義戴著資本主義的假面具出現。就像阪垣退助主張的同化主義或者內地延長主義一樣，表面上帶有民主主義或者共和主義的進步性，其實本質上仍然是殖民主義式的意識形態，一種帶有政治歧視與經濟剝削意義的殖民論述。這才是導致柳書琴所說的「進退失據」的結構性因素。
但是，接續日本殖民政權統治台灣的國民政府，統治台灣後，於1946年開始推行國語運動。推行國語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清除日語在臺灣的影響力，促使臺灣再次中國化，確保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統治基礎，其中之一便是語言政策。
語言其實便是政權的表徵，姑且稱之為語言的政權，譬如日本殖民政府採行日語作為國語，建立語言的政權，國民政府流亡到台灣之後，則改採行北京話作為國語來建立語言的政權，統治台灣，確保其統治基礎。
為了使國語更為普遍，台灣省教育廳在1956年規定，各級學校及公共場所一律使用國語，並祭出掛狗牌、罰錢、跑操場等處罰，禁止學生在校使用母語。
同時，像張文環這樣的日語世代，因為新的國語政策，開始喪失寫作能力，其寫作能量，以及爭取話語權的能力，終其一生，都無法恢復。就像二二八事件造成台籍菁英的喪失一樣，這是一整個台籍文學創作世代在語言上遭到閹割，亦即一整個台籍文學世代喪失話語權，喪失歷史詮釋能力。
「跨越語言的一代」一詞於1967年首先由詩人林亨泰提出，當時主要指的是戰前接受日語教育，以日文創作，而戰後必須改以中文創作的世代，除了原初所指的詩人之外，後來也被用來指涉小說家及散文家，「跨越語言的一代」其實也很容易成為跨不過語言障礙的世代。
1950年代，張文環開始用中文創作，只發表了三篇短文，分別是為人魚的悲戀寫序文，談當前台語片的問題，以及為友人林搏秋的劇本鳳儀亭寫序文。這三篇文章皆被迫用中文創作，篇幅都不長，第一篇與第三篇皆為序文，第二篇討論台語片的發展，顯示張文環仍有創作的熱情，但對於創作受到阻礙頗為感慨。
川端康成於196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由當時擔任中華民國筆會會長的林語堂親筆邀請，在1970年以參加「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的名義訪問台灣，旅經日月潭時，曾與當時擔任日月潭觀光大飯店總經理的張文環見面，並合影留念。當時兩人的會面並沒留下會談記錄，也無從得知張文環和川端康成到底談了什麼，但是在川端康成自殺的1972年，張文環宣告要結束他從二二八之後的停筆生涯，決定寫「戰前、戰中、戰後的三部作」，1975年以日文發表的「地に這うもの（滾地郎，又譯：爬在地上的人）」是第一部，1978年張文環因心臟病過世。
1975年，用日文創作的長篇小說「滾地郎」終於在日本出版，代表事隔三十年，張文環創作的慾望不減，創作的努力仍然繼續在進行。他的大河小說構想台灣人三部曲，只完成了第一部滾地郎，第二部地平線的燈只有草稿，至於第三部則未見具體構想便辭世，葉石濤是如此形容張文環戰後的創作，「哪裡知道，原來他就是一座休火山，一隻不死鳥，在熄火的噴火口底下，創造熊熊的火焰還繼續燃燒呢？」
國民政府做為一個外來政權，其語言政策如同其他政策一樣，都並非基於國民主權的原則而制定頒布，因而，除了跟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族群逐漸掌握語言優勢之外，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的日語世代幾乎同時喪失書寫能力，也喪失在文學創作領域的話語權，而被其他熟悉掌握新國語政策的族群所取代。
台灣的國家建構經歷了總統直接選舉、公民投票等形式逐步實現國民主權的過程中，從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政體的過程中，過去威權體制的種種政策與作為對於人民權利的侵犯與剝奪正在經歷不斷的反省與思考。關於文學創作與話語權的反思，也可以從張文環個人的創作歷程及語言斷層中得到印證，並且提供給未來制定語言政策的參考，如何落實轉型正義，如何對於過去的歷史給予詮釋與評價。
國民主權下的語言政策，如何體現語言的正義，如何讓國民掌握實現自我的話語權，延續族群的文化與歷史記憶，何謂「語言的正義」，可以透過歷史的詮釋得到進一步的啟發。
國家存在的目的在於讓國民得到自我實現，自我實現是社會心理學家A.H.Maslow提到人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自我實現是透過人對於自己生命意義的詮釋來達成，哲學家C. Taylor也強調人是自我詮釋的動物，喪失了自我詮釋的能力，人也就同時喪失賦予自己生命意義的能力，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最終違反了國家真正的目的是在促使國民達成自我實現的目標。
語言與文字便是人自我詮釋最主要的工具，透過語言與文字，人類達到詮釋自我，同時也是詮釋自我歸屬的社群，詮釋自我的歷史，詮釋社群的歷史，認識自己的過去，指引自己的未來，達到自我認同的目標。
語言與文字，因此承載著個人與社群的歷史及文化，透過認識這些歷史與文化，人才能賦予自己生命的意義，得到能動性，開展自己的存在，因此，語言與文字的壓迫與閹割，無異於對於生命本身，也包括對於生命的歸屬的社群的壓迫與閹割，語言人權的重要是基本人權，話語權與詮釋權也是表意自由的積極表現，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
台灣既然已經逐漸轉型成為一個主權在民的國家，則更應該體現國民主權的精神與原則，語言政策也應該立基於國民主權的原則上建立語言的政權，選擇政權的語言，國語政策應該是到了必須要全盤檢討與重新制定的階段。
尊重人民自決的精神，不僅僅是在總統選舉，不僅僅是在憲法的制定，更應該體現在語言的選擇及使用上面，換言之，應該由人民來選擇何謂「現代的台灣語」，根據這種語言，來建立一個以人民意志同意為基礎的語言政權，因而選擇一個經過全體人民同意的政權的語言。這樣的語言政權，這樣的政權語言，才真正具有正當性，也才能帶領台灣朝向現代國家的發展。
原載於NEWTALK新聞
20240102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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