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體鍊魂】第二百三十七回 水之惡－智－（五十八）政治哲學的智慧（十四）中世紀智慧的歷史背景概觀（下）
（續上回）
這三個階段的演變，正是西方政治從「神權統治」邁向「世俗主權」與「個人權利」的必經之路。
中世紀並非「黑暗時代」，它在神學的外殼下，發明了許多現代政治的基石。如：
法治觀念：君主也必須服從更高的「自然法」。
權力制衡：藉由政教二元的對立，避免了單一權力的極度擴張。
契約與同意：從封建制度的領主誓約中，孕育了後來「社會契約論」的土壤。
而觀覽資料後，吾覺得，聖奧古斯丁與托馬斯‧阿奎納所提出的思想對於整個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想有著底層思維運作的關鍵影響，甚至幾乎造就了當前西方世界的思想基底。
將我這樣的想法給AI分析後，則得到有趣的應證。
AI表示，若將「西方思想基底」視為一座大廈，這座大廈的地基與鋼骨結構幾乎全由這兩人提供。
最明顯的，以時間維度的佔比來呈現，最能表達它們的影響厚度。
分析如下：
中世紀（5世紀-15世紀）：95%。這兩人的思想幾乎壟斷了所有解釋世界的權威。
宗教改革時期（16世紀）：80%。路德與喀爾文試圖回到奧古斯丁（反對阿奎納的經院哲學），但爭論的焦點依然在他們劃定的範圍內。
啟蒙運動與現代（17世紀至今）：60%。雖然尼采宣稱「上帝已死」，現代科學與政治看似脫離了神學，但仔細檢視會發現：
政治：「天賦人權」源於阿奎納的自然法。
心理：弗洛伊德對潛意識慾望的挖掘，有奧古斯丁對慾望（Concupiscence）分析的影子。
倫理：西方社會對「正義戰爭（Just War）」的定義，至今仍沿用奧古斯丁與阿奎納的標準。
而且他們的影響已如同「空氣」般滲透進法律、道德、政治與科學邏輯中。
例如：
奧古斯丁主要影響了西方人如何看待「自我」與「國家」。
內省的個體（主觀性）：他的《懺悔錄》開創了西方文學與哲學中對「內心世界」的深度挖掘。現代西方的個人主義、心理學中的自我覺察，其源頭皆可追溯至此。
權力的不信任（有限政府）：他提出的「原罪論」導致西方政治思維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假設：人性是有缺陷的，因此權力必須受到監督。 這與東方政治文化中期待「聖君賢相」的邏輯完全不同。
線性歷史觀：他打破了古代的循環歷史觀，建立了朝向末日審判或「進步」的線性時間感。這成為現代「進步主義」與「歷史目的論」的遠祖。
阿奎納則是將信仰與理性結合，為現代科學與法治社會鋪平了道路。
理性與信仰的共存：阿奎納主張透過觀察自然（理性）可以認識神。這賦予了西方文明探索物質世界的合法性，直接催生了後來的科學革命。
自然法與憲政：他系統化了「自然法」概念，認為法律必須符合理性與正義。這演變成現代的普世人權與法治（Rule of Law）。他認為統治者不能隨意立法，法律高於君主。
權利體系的萌芽：他的思想為後來洛克等人提出的「財產權」與「個人權利」提供了神學基礎。
由上述可見，幾乎可以將這兩位聖徒視為西方文明的「作業系統核心（Kernel）」。
後來的啟蒙運動、工業革命與現代民主，就像是跑在這個核心之上的「應用軟體」。
雖然應用軟體看起來比較亮眼（如自由、民主、科技），但若沒有奧古斯丁的「個體意識」與阿奎納的「理性法治框架」，這些應用軟體根本無法運作。
關於他們的對於西方基底思想的影響，給不同的AI分析有各種不同佔比成數，其中最高的評估是70%。（最低）
這70%不是指現代西方人依然相信他們的神學教條，而是指西方人思考問題的方式（Methodology）、價值判斷的直覺（Intuition）以及社會制度的預設（Presupposition），依然運行在他們鋪設的軌道上。
奧古斯丁給了西方一顆「不安的靈魂」（追求意義、內省、進步）。
阿奎納給了西方一個「理性的頭腦」（追求秩序、邏輯、法律）。
剩下的 30%，則由後來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現代科學的實證主義以及後現代的解構主義所填補。
但即便是這些後來的思想，也往往是站在這兩位巨人的肩膀上進行反思或反叛。
總體而言，這兩位的歷史定位可說是西方思想基因的「雙螺旋」結構，他構成了西方思想持續發展成長的兩大支柱。
奧古斯丁代表了柏拉圖主義與基督教的結合，側重於「意志」、「愛」與「內在體驗」。
阿奎納代表了亞里士多德主義與基督教的結合，側重於「理智」、「邏輯」與「自然秩序」。
他們兩人基本上定義了西方人如何看待上帝、世界、以及人自身。
聖奧古斯丁是西方精神的「內在」奠基者，是西方心理學、歷史哲學與新教神學的源頭。
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是西方文學史上第一部深度剖析自我的自傳。他將哲學的關注點從「外在世界」轉向「內在靈魂」。
現代西方對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心理分析以及存在主義的關注，其根源都在奧古斯丁對「自我」的審視。
而他強調「人的意志是敗壞的，人無法靠自己行善，必須依靠上帝的恩典」這一點，則深深影響了後來的宗教改革，以及西方對人性本質的悲觀審慎態度（這間接促成了權力制衡的政治設計）。
另外，在古希臘羅馬，歷史被視為循環的。
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提出了線性的歷史觀（從創世紀到末日審判，歷史是有方向、有終點的）。這種思維模式演變為後來的「進步論」，即相信人類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
如果沒有奧古斯丁，西方可能不會有深刻的「自我反省」文化，也不會有推動歷史不斷「進步」的動力。
托馬斯·阿奎納則是西方理性的「架構」工程師，是西方邏輯、法律體系、科學方法論前身及天主教官方哲學的締造者。
阿奎納最大的成就在於證明「理性」與「信仰」並不衝突。
他認為透過觀察自然（亞里士多德的方法）也能認識真理。
這為後來的科學革命留下了空間，因為研究大自然被視為理解上帝創造的一種方式。
阿奎納還系統化了「自然法」概念，即某些道德原則是普世的、根植於人類理性之中的，不分宗教與種族。
這是現代國際法、人權觀念以及世俗法律體系的重要基石。
而他的《神學大全》展示了嚴密的邏輯推演。
這種對定義、分類、辯證的極致追求，訓練了西方智識分子的思維方式，是後來西方學術界嚴謹論證傳統的雛形。
如果沒有阿奎納，西方可能會陷入反智的宗教狂熱，或者完全世俗化而沒有道德底線。
他確立了「講道理」（理性辯論）在西方文明中的核心地位。
不過，對於西方世界負面影響的佔比成數，我認為這兩位，也很高。
這就容後再續。
下面，便先從介紹中世紀早期的聖奧古斯丁開始。
（待下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