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幻電影中，「時間終結」（The End of Times）或「末日」啟示（Apocalypse）不僅僅是「災難」場景的展現。更是一種透過複雜的「時間」結構，來探討人類「生存焦慮」、歷史記憶與存在意義的手段。
一、 科幻電影中「末日」的四大奠基作品有四部電影被認為足以建立科幻電影的分支，或成為「時間終結」主題的參考標竿：
1. 《大都會》（Metropolis, 1927）：
導演弗里茨·朗（Fritz Lang）在片中構想了一種高度「層級化」的組織結構，並將其災難性的結局，歸咎於支撐該組織的巨大「機械裝置」。這部作品被視為社會預測的先驅，其影響延伸至後來的《銀翼殺手》（Blade Runner, 1982）。
德國表現主義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 1927）
2. 《堤》（La Jetée, 1962）：
法國導演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利用靜止照片攝影蒙太奇的形式，探討了「原子末日」。該影片通過對時間的玩味，展示了科學如何介入日常生活。並成為導演特里·吉列姆的電影《未來總動員（十二猴子）》（12 Monkeys, 1995）的靈感來源。
《堤》（La Jetée, 1962）
3. 《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
導演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的作品超越了傳統的太空歌劇。它描述的不僅是穿越時空的長途跋涉，更像荷馬史詩般，提出了一個回歸生命誕生前「起點」的循環過程。
4. 《超世紀諜殺案（綠色食品）》（Soylent Green, 1973）：
理查德·弗萊徹（Richard Fleischer）展現了當人類僅面對自身「慾望」求生時，人性如何縮減至純粹的暴力。這部影片並非純粹的生態預言，其靈感其實源自死亡集中營，探討人類處於極度脆弱狀態下的生存境遇。
電影《超世紀諜殺案（綠色食品）》(Soylent Green, 1973)，卻爾登·希斯頓(Charlton Heston)主演。
二、 「作者論」視角：末日作為「個人恐懼」的投射
探索科幻電影中的時間終結，本質上是一種「作者」的行為。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與高達（Jean-Luc Godard）等導演，都將「末日」視為對當下不安與個人死亡焦慮的夢境投射：
法國導演高達在《二十一世紀的起源（De l'origine du XXIe siècle）》中，從個人回顧的角度尋找「新世紀」的意義。
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在日記中，表達了對未來災難和末日瘟疫的恐懼。他的電影《犧牲》（The Sacrifice, 1986）探討了在世界性災難背景下，個人如何逃避死亡。
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電影《犧牲》（The Sacrifice, 1986）。
科幻電影利用對人類整體終結的恐懼，試圖通過「奇觀化」（spectacularization）的手段來驅魔，將個人死亡的焦慮，轉化為大銀幕上的「壯觀」視覺體驗。
三、 末日「時間」的四種敘事結構
桑迪·托雷斯（Sandy Torres）的研究，將科幻電影中的「時間」構造分為四種情況：
1. 末日之前（Before the Apocalypse）：
劇情沿著「線性」時間發展直至末日爆發，「終結」通常與影片結束重合。這類作品（如《末日預言》Knowing, 2009）充滿了緊張感與末日預兆，空間的壓縮往往成為「時間緊迫」的隱喻。
電影《末日預言》（Knowing, 2009）尼可拉斯·凱吉主演。
2. 末日的後果（Suites of the Apocalypse）：
此類電影關注災難後的生存樣態，「災難」通常發生在影片開頭。表現手法可分為兩極：一是誇張手法，如電影《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的宏大災難規模；二是微言大義，如電影《末路浩劫》（The Road, 2009）中僅透過細微的光線變化，來暗示災難的爆發，和災難後的死寂。
電影《末路浩劫》（The Road, 2009）
3. 末日之後（Beyond the Apocalypse）：
故事設定在末日之後「很久」的時空，主角通常經歷了時空跳躍。例如1968年舊版的電影《人猿星球（浩劫餘生）》（Planet of the Apes），主角在未來發現了「文明毀滅」的痕跡，這種結構帶來的是一種「事後揭示」的震撼。
1968年舊版的《人猿星球（浩劫餘生）》(Planet of the Apes)，卻爾登·希斯頓(Charlton Heston)主演。故事講述了一支太空人小隊，經過兩千年的冬眠後，在遙遠的未來，迫降在一個陌生的星球上。發現了一個猿類社會，這些猿類已經進化成，擁有類似人類的智慧和語言能力的生物。猿類成為了這個星球上的統治物種，而人類則變成了穿著獸皮、無法言語的原始人。最終，他們發現了自由女神像的殘骸，這才意識到這顆原本被認為是外星的星球，其實是核戰之後的地球。主角絕望地跪倒在地，痛恨人類毀滅了世界。
在史蒂芬·史匹柏的電影《A.I.人工智慧》（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1）中，「人類消失」兩千年後，高科技機器人試圖重建過往的片段，展現了一種與死亡和孤獨對抗的親密經驗。
4. 接近末日（Approaching the Apocalypse）：
末日尚未發生，但「徵兆」已現，如「戰爭」頻發或人類面臨絕育（如《人類之子》）。這種生存的脆弱性，讓敘事時間變得極其緊湊。這類結構強調緊張感與預兆，時間被「壓縮」了，敘事節奏如同驚悚片般急促。在電影《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 2006）中，末日表現為人類絕育導致的物種滅絕威脅，生存的脆弱性讓每一秒都顯得極其珍貴。
電影《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 2006）
四、 「非線性」與循環的時間實驗
除了線性敘事，科幻電影也利用更複雜的「時間」構造，來深化末日主題：
「循環」與回歸：
在電影《2001太空漫遊》中，時間結構超越了單純的探險，提出了一個回歸「起點」的循環過程，暗示末日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誕生」。
架空歷史與時間組合（Uchronia）：
以電影《魔鬼終結者（The Terminator）》系列為代表，影片在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進行複雜的組合遊戲。「未來機器」試圖改變「過去」以重塑未來，這種結構讓「人類終結」的必然性與「改變命運」的可能性不斷拉扯。
電影《魔鬼終結者2》（Terminator 2: Judgment Day, 1991年），詹姆斯·卡麥隆導演。
記憶與「重建」：
在《堤》（La Jetée）及其重拍版電影《未來總動員（十二猴子）》（12 Monkeys, 1995）中，末日後的倖存者試圖重建「末日之前」的時間。這種結構探討了「影像」如何作為時間的載體，即使在死亡與虛無之上，也能架起通往「記憶」的橋樑。
《未來總動員》利用「過時」的裝飾、服裝與機器，創造出一個與預期不同的未來感。末日後的世界，看起來像是一堆現狀與近期過去的「廢料」堆積而成的舊貨。這種刻意營造的「庸俗」（kitsch）風格，讓「未來」看起來像是在「過去」之中，產生了一種時間上的不確定性。
電影《未來總動員（十二猴子）》（12 Monkeys, 1995）。
五、 末日樣貌背後的深層意涵
這些時間結構的設計，是為了探討更核心的議題：
個人與集體「死亡」的對接：
導演常將個人的死亡焦慮，投影到「整個人類」的末日中。例如在《綠色食品》（Soylent Green，又譯《超世紀諜殺案》）中，一位老人的臨終時刻，與整個人類文明的墮落與終結，產生了深刻的共鳴。
末日與「重生」的共生：
在許多末日敘事中，「孩子」（如《魔鬼終結者》的約翰·康納(John Connor)或《人類之子》中的嬰兒）的出現，是關鍵的時間轉折點。這象徵著在毀滅性的時間終結中，依然保留著「重新」開始的希望。
對不可捉摸之歷史的捕捉：
科幻電影中的末日奇觀，往往是為了反映當下社會難以言說的「悲劇」，如種族滅絕（genocides）或「大規模死亡」的恐懼。透過虛構的時間結構，電影將這些歷史中難以捉摸的創傷，變成了可被觀看與理解的悲劇敘事。
六、 歷史現實的電影反映
科幻電影多為「美國」製造，它們在講述時間終結時，必然會調用聖經背景、社會信念或歷史語境：
冷戰與核恐懼：
早期的末日電影（如1951年版《當地球停止轉動, 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直接影射「冷戰」威脅。
科幻電影、黑色電影1951年版《當地球停止轉動, 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生態與生物多樣性：
現代重拍版（2008年版《當地球停止轉動》），則將威脅轉向人類活動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的破壞。
戰爭與「恐怖主義」：
在電影《世界末日》（Armageddon, 1998）中，隕石襲擊紐約的場景，引發了關於「薩達姆·海珊」轟炸的台詞（Oh, we at war! Saddam Hussein is bombing us!），反映了當時的政治恐懼。
結語
科幻電影中的「末日」不僅僅是視覺上的「奇觀」，它更是一場關於時間本質、影像真實性以及人類存在焦慮的深度對話。從奠基經典的「社會預警」，到作者導演對「死亡」的私人探索，科幻電影始終在「終結」的陰影中尋找著「重生」的可能。透過對「時間結構」的精密拆解，與對社會現實的歪曲映射，這些影片讓我們在虛幻的「末日奇觀」中，重新審視我們作為人類個體與群體的「有限性」。
科幻電影並非只是在預測未來，而是透過「時間」的重組與玩味，將末日啟示，轉化為一種對當下現實、個人限度以及人類群體命運的深度探討。
參考書目： Sebbah, Alain. “La ‘Fin des temps’ dans le film de SF.” Nihilismes ?, édité par Éric Benoit et Dominique Rabaté. Pessac: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ordeaux,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