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從台灣的 NDC 出發，重新檢視我們是否真的走在全球氣候數位治理的路上
台灣並非沒有氣候治理，也並非缺席全球減碳敘事。問題在於：台灣長期處於一種**「自我認定已在治理，卻尚未真正走進全球氣候數位治理主軸」的狀態。這種落差，不是努力不足，而是治理座標系的錯位**。
在《巴黎協定》架構下，全球氣候治理已明確以 NDC（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作為國家總量治理的核心，並快速走向一套以 **「可核算、可對帳、可互通（interoperable）」**為特徵的數位治理體系。即便台灣並非 UNFCCC 締約方，我國仍以自主方式提出等同 NDC 性質的國家減緩承諾與淨零路徑，並由環境部建構國家溫室氣體清冊、部門別盤查與階段性目標，實質承擔國家層級的氣候責任。從制度內容看，台灣並非沒有 NDC。
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這套台灣的 NDC，並未被一致地當作「國家主權核算的唯一中心」來運作。在實務上，國家清冊、政策目標、部會方案、產業行動與市場宣稱長期並行卻未對帳；減緩被過度簡化為數字競逐，調適與能力建構被邊緣化；ICT 被視為輔助工具，而非治理基礎設施。結果是，NDC 沒有成為統合治理的主軸，反而被拆解為多重語言、不同用途的工具集合。這種治理錯位，使台灣對內看似「做很多」，對外卻難以被納入全球體系理解與採信。當全球已進入**「以 NDC 為核心、以氣候數位治理為手段」的國家治理競賽，台灣若仍停留在專案化、宣稱化與市場錯頻的運作邏輯中，實際上就尚未與世界走在同一條路上**。
因此，本文並非質疑台灣是否需要氣候治理，而是回到更根本的問題：台灣是否真的以 NDC 作為「國家主權帳本」來治理氣候？本文將從國家主權核算的角度出發，重新說明 NDC 的本質、台灣 NDC 的實際位置，以及為何在未完成數位治理對位之前，任何看似熱鬧的氣候行動，都可能只是錯頻下的自我感覺良好。
一、什麼是 NDC：國家主權帳本下的總量治理，而不是行動或專案清單
在《巴黎協定》架構下，NDC（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不是「做了多少事」的展示板，也不是把企業、地方政府或各部會的行動一張張貼上去的專案清單。NDC 的本質，是一個國家對全球社會提出的總量治理承諾：以國家為單位，說清楚自己在溫室氣體「排放」與「移除」上的總體責任、治理路徑與可被檢視的結果。
這裡的關鍵差異在於：NDC 從一開始面對的不是「行動」，而是「帳本」。它所對應的是一國境內所有排放源與碳匯的整體核算結果，而不是任何單一專案或單一產業的局部故事。你可以做很多專案，但若這些行動無法回到國家層級核算與追蹤系統中被確認、被歸屬、被對帳，它們就只能停留在「努力」或「宣稱」，難以被全球體系視為具體的國家貢獻。
（一）NDC 的治理核心：三個不可迴避的「主權核算原則」
在巴黎體系下，一個成果能否進入 NDC 的治理語境，不取決於它是否看起來很綠、很先進，而取決於它是否符合三個不可迴避的主權核算原則：
第一，核算一致性（consistency）
是否採用一致的方法學與邊界設定來核算排放與移除，使不同年度、不同部門、不同政策工具的成果可以比較、可加總、可追溯。這也是為何 IPCC 指引成為各國清冊與核算的共同語言：不是因為它「比較正確」，而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套可被全球理解的核算座標。
第二，國家可追蹤與可對帳性（traceability & reconciliation）
是否能在國家層級形成可被信任的追蹤與對帳機制：清冊如何更新、政策成果如何被映射到清冊、路徑進度如何被持續追蹤、以及當不同部門/不同工具同時主張成果時，是否能回到同一個核算座標系完成對帳。這是一個典型的治理問題，而不是單純的技術或報告問題。
第三，避免重複計算（avoid double counting）
在 NDC 總量治理下，重複計算不是瑕疵，是紅線。因為 NDC 的合法性與國際可採信性，建立在「同一份成果不被多重主張」的前提之上。一旦同一減量/移除在不同敘事、不同工具或不同主體間被重複主張，國家總量治理就會失真，國際體系也無從比較、無從信任。
這三個原則構成一個明確結論：NDC 本質上是一套主權核算制度，而非市場工具，更不是宣稱語言。
（二）NDC 與「行動」的關係：行動不是 NDC，行動必須回到 NDC
在 NDC 的治理框架裡，企業行動、地方政策、專案投資當然重要，但它們的重要性不是因為「故事好聽」，而是因為它們是達成 NDC 的手段。換句話說：
- 行動可以很多，但能否進帳要看是否能被納入國家核算與對帳；
- 行動可以很創新，但能否被採信要看是否能被追蹤、回溯、避免重複主張；
- 行動可以很努力，但若無法回到國家主權帳本，它在全球體系中的定位就會變得模糊。
這正是台灣最常被忽略、也是最容易被誤導的地方：我們太習慣用「做了什麼」來評價氣候治理，卻忽略巴黎體系真正問的是「你如何證明、如何對帳、如何避免重複計算」。
（三）放回台灣脈絡：問題不在「有沒有 NDC」，而在「NDC 有沒有被當成主權帳本來運作」
放在台灣脈絡下，這個區分尤為關鍵。即便台灣並非 UNFCCC 締約方，我國仍以自主方式提出等同 NDC 性質的國家減緩承諾與淨零路徑，並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清冊與部門別目標。也就是說，台灣「有沒有 NDC」並不是最核心的爭點；真正的爭點是：台灣是否一致地把 NDC 視為國家主權核算的唯一中心，並以此統合治理？
當這個中心沒有被清楚確立，治理就會自然碎裂成多套語言與多本帳：
- 支撐條件被誤當成果：投資、技術、能力建置、甚至調適措施被語言轉譯為可入帳的減量貢獻；
- 部會政策被重複主張：政策本應回饋國家目標，卻在不同主體間被拆分成可宣稱、可交易、可各自表述的「成果」；
- ICT 被降格為展示工具：資料視覺化、平台與標章被當成治理本身，而不是支撐「核算一致性、可追蹤性、可對帳性」的治理基礎設施；
- 市場語言反客為主：國家總量治理的語言，被宣稱語言與資產語言取代，導致對內熱鬧、對外失真。
一旦 NDC 被誤解為可拆分的行動拼圖，或被市場化敘事接管，國家總量治理的邏輯就會失焦，而重複計算與錯位宣稱便不再是例外，而會成為制度縫隙下的常態現象。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治理設計問題：當主權帳本沒有成為唯一座標系，所有行動就會漂浮在不同敘事上，各自為政，互不對帳。
（四）為何這件事決定台灣能否走上全球氣候數位治理主幹道
重新理解 NDC，並不是一個「制度選項」或「論述偏好」，而是台灣是否能真正走上全球氣候數位治理主幹道的前提。因為全球正在形成的不是「做更多專案」的競賽，而是「治理能力」的競賽：能否把國家責任落到可核算、可對帳、可互通的制度能力上。
只有當台灣先把 NDC 放回「國家主權帳本」的位置，後續關於政策分工、產業角色、以及氣候數位治理能力（清冊數位化、政策型 MRV 的數位化、跨部會資料互操作、跨境對帳互通性）的討論，才會站在同一個治理坐標系之中。否則，我們做得越多，敘事越熱鬧，對外越難採信；而台灣也會持續停留在「自我認定已在治理」的狀態，卻未真正進入全球氣候數位治理主軸。
二、NDC 的實際涵蓋範圍：不只是環境部，而是一套全政府的治理結構（優化版）
在台灣，NDC 常被簡化為「環境部的工作」。但在《巴黎協定》的治理邏輯下，NDC 從來不是單一部會的政策文件，而是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的國家治理安排。它所涵蓋的，不只是減量數字，更包括：國家如何組織政策、分配責任、建立一致核算與可對帳的治理能力。只要這套結構沒有被建立並落地，NDC 即使存在於文件中，也難以形成可被信任的國家治理核心。
（一）環境部：主權核算中心與「唯一可對帳的主帳本」
在這套架構中，環境部的角色並非推動所有氣候行動，而是負責界定「哪些成果可以入帳、如何入帳、如何避免重複計算」，並維持核算的一致性與可受檢視性。其核心治理工具包括：
-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排放與移除的國家總量）
- 依 IPCC 方法學進行的一致核算（可比較、可加總、可追溯）
- NDC 進度追蹤與評估（把政策路徑對應到國家總量變化）
- 透明度與對帳能力：以清冊數位化與主權核算資料底座為基礎，建立政策型 MRV 的數位化與可追溯設計（dMRV），並支撐回溯、查核與一致對帳
就治理功能而言，這一層級負責的是：「算得準、對得起來、不重複、可被信任」。換言之，環境部維繫的是 NDC 的主權核算中心，而不是所有政策行動的執行端。
（二）國發會：把總量目標轉成一致路徑的協調與管考中樞
國發會在 NDC 架構中的角色，並不在於建立另一套帳本，而是將國家總量目標轉譯為跨部會可執行、可管考的政策路徑，並確保各部門節奏一致、避免政策彼此抵銷或重疊。其治理任務包括：
- 目標拆解與政策路徑設計（能源、產業、運輸、國土等）
- 跨部會協調與資源配置
- 管考與節奏校準（避免「各做各的」）
因此，就本質而言，國發會處理的是**「路徑一致性」**，而不是「成果入帳」。它決定的是「怎麼走」，但「走出來的成果如何被核算與對帳」，仍須回到主權核算中心。
（三）各部會：政策工具提供者，而非獨立減量資產的生產者
各部會是 NDC 路徑的政策工具提供者：能源轉型、效率提升、交通結構調整、農業與森林治理、水資源與韌性建設等，皆是支撐國家目標達成的手段。然而在 NDC 總量治理邏輯下，必須清楚界定：
一旦部會成果已被納入國家清冊或用以支撐 NDC 路徑，其性質即轉為「國家成果」，不得再被視為可由任何單一主體獨立主張的市場化資產。
這個界線若不清楚，部會政策就容易被誤讀為「尚未入帳的額外性」，進而成為產業或市場可二次主張的空間。
（四）治理錯位的真正來源：分工存在，但「主帳本對位」未落地
台灣的問題不在於沒有分工，而在於分工未被一套數位化的主權核算對帳機制落實。當國家清冊、政策目標、部會方案、產業行動與市場宣稱並行卻缺乏一致對帳時，治理結構便會被拆解為多重敘事來源：各自講得通、合起來卻對不起帳。這不僅為重複計算與錯位宣稱創造制度空間，也使 NDC 難以成為真正可運作、可採信的國家治理核心。
因此，NDC 的實際涵蓋範圍，從來不只是「誰負責減碳」，而是是否存在一套能把政策成果拉回國家主權帳本、並持續進行一致核算與對帳的治理結構。若缺乏這樣的結構，NDC 即便寫得完整，仍可能停留在文件層級，而無法成為國家治理的主軸。
三、重複計算為何在台灣頻繁發生：從「構面錯置」到「歸屬未對帳」
在《巴黎協定》所形成的 NDC 總量治理邏輯下，可被視為 NDC 入帳成果的核心，是國家層級「排放與移除的淨變化」——也就是國家溫室氣體清冊與其進度追蹤所反映的總量結果。相對地，調適、能力建構、技術與資金多屬於「使治理得以成立」的支撐構面，其治理價值在於提升政策可行性與體系韌性，但通常不直接等同於可入帳的減緩成果。
重複計算之所以在台灣反覆出現，起點往往不在核算技術本身，而在於：治理構面的分類、成果歸屬與對帳邊界未被制度化。當「可入帳成果」與「支撐條件」的界線模糊、當「國家成果」與「市場化主張」缺乏一致對帳座標，同一份成果就容易在不同敘事中被平行使用，於是重複計算不再只是偶發錯誤，而成為制度縫隙下可被反覆發生的現象。
（一）構面錯置：把「支撐條件」轉譯為「可入帳成果」
台灣實務上常見的錯位，是將支撐構面（例如政策投入、能力建置、基礎設施或技術導入）以「貢獻」語言表述，並在缺乏明確判準時，被外延解讀為「可量化的減量成果」。一旦「支撐條件」被語言轉譯為「成果」，就會出現兩個後果：
- 成果邊界被模糊：何者是「入帳成果」、何者是「支撐條件」，在文件、簡報與政策溝通中難以清楚區分，導致不同單位各自採用有利於自身敘事的定義。
- 歸屬邊界被鬆動：同一政策或同一系統性效果，可能同時被視為「國家治理成果」與「可被個別主體主張的資產」，使成果從公共治理語境漂移到市場資產語境。
這會使重複計算不再只是「算錯」，而成為「在沒有清楚紅線時自然會出現」的制度現象。
（二）歸屬未對帳：同一成果在不同帳本被平行主張
在缺乏主權核算對帳機制的前提下，若同一份成果同時用於國家政策目標達成敘事，又平行用於企業或市場層級的宣稱或交易，便形成「同一成果被多重主張」的結構條件。此時的爭議焦點不再是「是否存在減量」，而是三個更根本的治理問題：
- 這份減量（若成立）是否已被國家清冊趨勢與 NDC 路徑所吸收？
- 若又被市場化處理（例如碳信用發行），其使用目的、歸屬與對帳安排是否清楚？
- 若缺乏可回溯、可核對的主權安排，外界自然會質疑其環境完整性，並進一步質疑是否構成重複計算。
換言之，重複計算在巴黎體系下首先是一個「對帳治理」問題，其次才是「方法學」問題。
（三）實務場景：EV 充電基礎設施為何特別容易成為「多層路徑 、多重主張」的高風險題材
以「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為例，它在台灣並非單一專案或單點措施，而是典型的多層級公共政策路徑：其政策內涵同時出現在國家層級（例如環境部體系的淨零路徑/ NDC 相關政策工具）、國發會統籌的關鍵戰略與行動計畫，以及地方政府在公共場域的落地布建。換言之，充電設施的治理本質是「政策工具與基礎設施」，其減碳效果應透過運輸部門結構轉型與活動數據變化，逐步反映在國家清冊趨勢與 NDC 路徑追蹤上。
也正因為它本來就屬於國家路徑的一部分，當同一類措施又被「專案化」並推進至國際自願市場機構（例如進入 VCS 程序的公眾意見徵詢與審查流程）時，治理敏感性便不在「能不能估算」——而在於「估算成立後如何歸屬、如何對帳」。具體而言，至少會面臨三個必答題：
- 替代減量的歸屬：若充電布建屬於推動運具電動化的公共政策工具，其所促成的替代減量，原則上已內含於國家路徑的政策績效與清冊趨勢解讀之中。
- 宣稱與交易的邊界：若同一效果又被發行為碳信用並用於宣稱或抵換，就必須清楚界定其用途與歸屬邏輯，否則極易形成「國家成果」與「市場資產」的平行主張。
- 對帳機制是否存在：在未建立政策型 dMRV、跨部會資料互通與可追溯對帳規格之前，外界很難判讀該成果是否已被國家帳本吸收、是否仍可被另行主張；環境完整性爭議因此被放大。
因此，此類案例揭示的不是「地方不應推動基礎設施」，而是：凡屬國家 NDC 路徑內的公共政策工具，一旦被轉譯為市場化碳資產，若無主權核算對帳作為前提，重複計算風險就不是例外，而是結構性必然。
（四）重複計算不是教育問題，而是「唯一對帳座標」尚未落地
綜合而言，重複計算之所以在台灣反覆出現，並非單純「教育不足」即可概括，而是反映一個更結構性的問題：主權核算中心尚未被確立為唯一對帳座標，且支撐此一座標的治理能力——例如跨部會資料互通、政策型 dMRV、以及可回溯的對帳規格——尚未成為制度常態。
當同一項政策工具同時存在於國家（環境部）、路徑統籌（國發會）與地方落地（縣市政府）三個層級，而又缺乏一致可追溯的對帳機制時，成果邊界與歸屬邊界就更容易被敘事化操作：一方面成為國家路徑的「治理成果」，另一方面又可能被包裝為市場層級的「可兌現資產」。在此條件下，政策投入、基礎設施、技術導入與市場化碳信用之間的界線便會變得可被操作，形成可被重複主張的空間。
四、治理的分水嶺：台灣是否願意走進全球氣候數位治理的主路（優化版）
綜合前述分析可以清楚看見：台灣當前面臨的並非單一政策失誤，而是一個治理路線的分水嶺。在《巴黎協定》架構下，全球氣候治理已明確以 NDC 作為國家總量治理的核心，並快速轉向以 數位化、可對帳、可互通（interoperable）為基礎的治理模式。台灣若仍停留在專案化、宣稱化與市場錯頻的運作邏輯中，對內看似「做很多」，對外卻難以被放入同一套全球體系理解與採信——實質上仍未與世界走在同一條路上。
這種落差的關鍵，不在於口號是否充足，而在於是否完成從「做很多事」到 **「算得清楚、對得起來」**的治理轉型。在 NDC 的制度邏輯下，國際體系所能理解與採信的，不是行動數量，而是國家是否具備三種能力：一致核算、持續追蹤、避免重複計算。若缺乏這三者，任何「看似積極」的行動都可能僅停留在敘事層級，而無法轉化為可對帳的國家成果。
要完成這樣的轉型，至少必須同時啟動三個不可迴避的治理轉向。
（一）重新確立 NDC 的主權定位：主帳本只能有一個
第一個前提，是把 NDC 放回主權核算中心的位置。環境部所建構的國家溫室氣體清冊與核算體系，必須被明確承認為唯一主帳本；國發會應聚焦於將國家目標轉化為跨部會一致的政策路徑與管考節奏；各部會政策成果則需被清楚界定為**「達成 NDC 的手段」**，而非可被單一主體獨立主張的減量資產。只要主帳本失位，成果就必然漂浮在多重敘事之中，被重複使用、重複主張，治理可信度也必然受損。
（二）重新定位 ICT：從展示工具，升級為治理基礎設施
第二個關鍵轉向，是把 ICT 從「外掛」拉回治理核心。全球實務早已證明：氣候治理不再只是法規與宣示，而是建立在一整套數位治理基礎設施之上，包括：
- 國家清冊的數位化與主權核算資料底座（確保資料一致與可回溯）
- 政策型 MRV 的數位化與可追溯設計（dMRV）（把政策效果可核算化）
- 跨部會資料互操作規格（讓不同部門資料可交換、可加總、可對帳）
- 支撐跨境對帳的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能力（讓外界能理解與核對）
這些能力，才是讓 NDC 從文件承諾轉化為可被驗證、可被信任治理成果的核心。若 ICT 仍被當作展示工具，而非治理基礎設施，台灣就很難進入全球氣候數位治理的主流軌道。
（三）產業定位將被重寫：從「可宣稱」走向「可對帳」
第三，這條路線選擇也直接決定產業的未來定位。在 NDC 為核心的總量治理架構下，產業真正的競爭力不在於宣稱力度，而在於其行動是否能被納入國家帳本，並經得起長期追蹤與對帳。未回歸國家核算的減碳或碳移除主張，其價值只會隨著國際規範與供應鏈要求的收斂而快速下降。反之，能夠與國家清冊、政策型 dMRV 相容的行動，才更可能在未來制度收斂中保有可採信性與可交易性。
歸根究柢，台灣面臨的不是「要不要做氣候治理」的問題，而是是否願意承認：目前所走的路，與全球氣候數位治理的方向仍存在明顯落差。是繼續停留在舊有專案思維與自我感覺良好的治理敘事中，讓錯頻與重複計算成為常態；還是完成向 NDC 總量治理與氣候數位治理的制度內化，建立一套可被理解、可被對帳、也可被信任的國家主權核算體系。
這不是技術細節，而是一個現實且不可迴避的治理選擇。
而這個選擇，已經沒有再延後的空間。
五、把路走對：台灣對齊全球氣候數位治理的最小行動集合
前述各節已指出：台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表態、是否投入資源，而在於治理是否對齊全球正在形成的氣候數位治理主路線。若要避免繼續在錯頻中消耗政策與產業能量，台灣至少需要一組「不求全面，但方向正確」的最小行動集合——用最少的制度調整，先把治理座標系拉回正確軌道。
（一）政策層：先把帳本立穩，再談工具創新
第一步不是新增制度，而是明確承認並落實「單一主權帳本」。國家溫室氣體清冊與 NDC 路徑必須被界定為所有氣候政策與行動的最終歸屬點。至少應做到三件事：
- 每一項部會政策、補助或專案都要說清楚「如何回饋主帳本」（以何種方式映射到清冊/路徑）
- 明確標示「是否已入帳」與「不可再被二次主張」的邊界
- 建立「政策—清冊—路徑」的一致口徑，避免同一成果在不同文件被不同主體平行主張
沒有這個前提，任何市場或制度創新（標章、平台、交易、宣稱）只會擴大治理錯頻，讓重複計算更難被剎車。
（二）治理層：把 ICT 納入核心，而非外掛模組
第二步，是把 ICT 從輔助角色拉回治理核心，並將其定位為主權核算的治理基礎設施。這不是「做一個平台」的問題，而是建立一套能支撐一致核算與對帳的數位底座。最小集合至少包含：
- 清冊資料的數位化與主權核算資料底座（資料一致、可回溯、版本可追蹤）
- 政策型 MRV 的數位化與可追溯設計（dMRV）（政策效果能被追蹤、可驗證、可對帳）
- 跨部會資料互操作規格（資料能交換、可加總、能回到同一主帳本對帳）
只有當「算得清楚、對得起來」成為制度日常，重複計算才會從可操作空間退回為治理紅線，而不是靠口號或自律維持。
（三）產業層：從「可宣稱」轉向「可對帳」
第三步，是調整產業參與氣候行動的評價邏輯。未來真正有價值的，不是是否擁有標章、也不是宣稱是否好聽，而是是否具備被納入國家核算並可長期追蹤的能力。產業至少需要完成三個轉向：
- 從「專案導向」轉向「帳本相容」：行動如何被主權核算承接
- 從「宣稱競賽」轉向「可追蹤證據」：用 dMRV 把證據鏈建起來
- 從「短期標章」轉向「長期合規韌性」：對應供應鏈與國際規範收斂
產業若仍停留在宣稱競賽，將愈來愈難對應國際規範與供應鏈要求；反之，及早對齊主權帳本與 MRV 架構，反而能降低中長期風險，並保留未來進入更高完整性市場的可能性。
（四）對外層：從表態對齊，轉為能力對齊
最後，台灣必須調整對外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方式。真正的對齊，不在於語言是否使用「巴黎用語」，而在於治理能力是否能被對帳、比較與互通。對外策略的最小集合，是把「可互通」落在治理能力上：
- 讓外界能理解台灣的核算邏輯與追蹤方式（不是只有口號）
- 讓外界能核對台灣的成果歸屬與避免重複計算的安排
- 以互操作能力（interoperability）建立可信的對外接口，而非僅靠宣示取得信任
台灣接下來要做的，不是跑得更快，而是先確認自己走在對的路上。只要 NDC 仍未被當作主權帳本、ICT 仍未成為治理核心，任何看似積極的氣候行動，都可能只是錯頻中的自我努力；而全球體系所要求的，從來不是「你做了多少」，而是「你是否對得起帳」。
參考出處（References）
A. 國際條約與巴黎體系治理法源
- Paris Agreement（巴黎協定）——特別是 Article 4（mitigation/NDC）、Article 13（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 ETF）。
- UNFCCC | Decision 1/CP.21（Paris outcome decision）——建立 NDC 架構、後續治理銜接的核心決議。
B. 透明度、核算、對帳與避免重複計算（ETF / MPGs / 指引）
- UNFCCC | Decision 18/CMA.1 — Modalities, Procedures and Guidelines (MPGs) for the 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PDF）——明確納入避免重複計算、環境完整性等原則。
- UNFCCC | 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ETF）概述文件（PDF）——BTR/TER 等透明度制度主幹。
- UNFCCC | Reference Manual for the 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PDF）——NDC tracking / accounting 的制度語境與實務框架。
- IPCC | 2019 Refinement to the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HG Inventories——國家清冊方法學一致性基礎（文內若需正式列出可補上出版資訊）。
- IPCC | AR6 Working Group III——減緩路徑與部門轉型的科學基礎（文內若需正式列出可補上章節/引用頁）。
C. 台灣 NDC（類 NDC）與國家清冊／對外發布
- Taiwan Climate Change Administration (CCA)｜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 –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Policies（台灣 2035 NDC 對外頁）——明確提及依 Paris Agreement Article 4 與 CMA 決議準備 2035 NDC，並以 NIR/BTR 做進度揭露。
-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MOENV)｜Press release：Announces Taiwan’s 2035 NDC (NDC 3.0)——官方新聞稿，對外宣示與定位。
- CCA｜Publications（National Inventory Report / Executive Summary 等下載入口）——清冊相關出版與可查核性來源。
- （可選，若你要補「NDC 3.0 概念說明」）CCA｜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 3.0) 介紹頁。
D. 台灣「充電樁 的 自願市場」案例與文內佐證（重複計算風險的情境素材）
-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新聞（碳權計畫工作坊／570 槍充電樁包裹申請 Verra）——你文中「570 槍包裹申請 Verra」的第一手公部門來源。
- 中央社 CNA｜淨零碳排專題報導（提及 570 槍充電樁包裹申請 Verra）——第三方媒體轉載與佐證。
- Verra｜Projects Open for Public Comment: May 12, 2025（含 “Taiwan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ystems (TEVCS)”）——證明 TEVCS 曾進入 VCS 公眾意見徵詢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