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爭議的網路報導與社群討論，確實普遍停留在「事件描述＋各方反應＋道德譴責」的表層，缺乏對行為者動機的理性分析與結構性思考。這不是個案現象，而是由媒體商業模式崩壞、平台演算法獎勵機制、政治極化、記者勞動條件惡化等多重結構性因素共同造成的系統性問題。NCC委託研究明確顯示「深度」是台灣電視新聞品質最低的面向（僅2.71-3.14分/滿分5分），路透研究所數據則指出台灣新聞信任度長年僅28%-33%，在全球48國中排名第39。國際研究同樣發現類似趨勢——美國政治報導中超過80%聚焦於「賽馬式」策略分析，實質政策內容僅佔10%——但台灣因媒體密度全球之冠（2,300萬人口擁有18個24小時新聞台）與政黨極化雙重壓力，問題尤為嚴重。
從蔡正元案例看「表層報導」的標準範式
2026年2月，前國民黨立委蔡正元在中國媒體節目上發出「你敢辦高金素梅，我明天導彈就到凱達格蘭大道」的驚人言論。對此事件的媒體報導和網路討論，幾乎完美呈現了「表層化」的標準範式：各家媒體以「轉述發言＋網友反應」為報導框架，網友回應以「腦子有洞」「還沒抓進去關」等情緒宣洩為主，民進黨痛批「鼓吹武力威脅」，國民黨未多回應。
幾乎沒有任何報導或評論觸及以下深層問題：蔡正元為何選擇在中國媒體做此發言？此發言在「以台批台」戰略中扮演什麼角色？以「保護代理人」作為統一正當性論證的話語邏輯是什麼？此類言論的法律風險精算為何？蔡正元的個人利益計算是什麼？IORG研究早已揭示，中共官媒抖音頻道大量引用台灣名嘴言論「以台批台」，蔡正元名列被引用前十名（聲量達9.6萬則），但這個結構性脈絡在即時報導中完全缺席。
這個案例並非特例。TPOC台灣議題研究中心的分析顯示，每位名嘴各有其「戰場」，蔡正元在中天超過2萬則聲量，其他媒體僅數千則，形成「同溫層山頭」——但這種結構性觀察從未進入日常報導的分析框架。
實證數據：深度不足的量化證據比想像中更觸目
多項實證研究量化了台灣新聞媒體的「表層化」程度。最直接的證據來自NCC在2009年委託的電視新聞收視質指標研究，該研究以「信任」「欣賞」「影響力」「深度」「多元化」五個面向評估新聞頻道，結果「深度」面向在所有評估維度中得分最低，兩個主要新聞頻道分別僅獲3.14分和2.71分（滿分5分），「多元化」則為第二低分（均為2.79分）。一般民眾也認為新聞內容的多樣化和深度是「尚有努力空間的指標」。
IORG（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2023年報告則從資訊環境角度做出關鍵診斷，指出台灣資訊環境「出現科技成癮、資訊碎片化、議題標籤化、依賴意見領袖的現象，放大黨性極化、社會分化」。「議題標籤化」這個概念精確描述了政治討論被簡化為標籤戰的現象——每個議題迅速被貼上「藍」或「綠」標籤，隨即進入立場表態模式，結構性分析的空間被壓縮殆盡。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2019年的研究則揭示了一個弔詭現象：民眾最常收看的電視新聞（TVBS、三立、民視、中天、東森）與最不願收看的電視新聞（中天、三立、民視）高度重疊，佔受訪者63%。受訪者選擇第一與第二可信新聞頻道時，藍綠屬性高度一致，最不想看的頻道則與之相反。這表明閱聽人並非在「選擇新聞」，而是在「選擇陣營」——一旦新聞消費被陣營邏輯主導，深度分析便缺乏市場誘因。
路透研究所2025年數據進一步佐證：台灣新聞整體信任度僅30%，在48個調查國家中排名第39。歷年數據顯示信任度長期在28%-33%之間低位震盪，反映民眾對新聞品質的持續不滿。但同時，台灣僅17%民眾會主動迴避新聞——遠低於歐美——這意味著民眾仍在大量消費新聞，只是消費的是帶有鮮明政治色彩、鞏固既有立場的內容。
社群平台的「情緒獎勵機制」如何系統性壓制深度討論
社群平台的互動邏輯本身就在獎勵表層內容、懲罰深度分析。莊伯仲（2022）的實證研究分析了2016年總統大選三位候選人的臉書貼文，發現政策導向貼文的互動率顯著低於攻擊與反駁的貼文，因為攻擊性內容能激起粉絲「同仇敵愾」之情，感性訴求比理性訴求獲得更多互動。這個發現意味著：在平台演算法以互動率決定內容曝光度的機制下，深度分析文章先天處於劣勢。
各主要社群平台均呈現明顯的同溫層效應與極化傾向。Li與You（2025）發表於SAGE期刊的研究，以政治社會化理論分析台灣青年的迴聲室現象，經深度訪談確認迴聲室確實存在於台灣社群媒體，社群媒體演算法導致更客製化的資訊傳播，造成意識形態極化。Hsu與Lin（2023）透過2,263人電話調查發現，泛綠支持者中的YouTube新聞觀眾顯著更親美反中，泛藍支持者中的YouTube新聞觀眾則顯著更親中——IORG將此稱為YouTube上的「平行時空」。
PTT的研究提供了更直接的證據。2025年發表於JMIR Infodemiology的研究分析了PTT上5,818篇疫苗相關討論串，發現27.5%包含錯誤資訊，其中「宣傳型錯誤資訊」最為普遍。研究指出，雖然PTT論壇整體對迴聲室效應具有一定韌性，但活躍用戶和中間人「顯著促進了社群極化」。Dcard則存在更系統性的操作問題——有自稱曾參與Dcard政治操作的人士透露，各政治陣營在Dcard透過帳號買賣與組織化推文「奪取話語權」。
林聰吉（2022）的研究則指出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網路上的政治資訊使用雖然能提升政治參與，但無助於提升社會信任」，因為演算法導致的同溫層效應「對內高凝聚、對外卻排他」，反而構成對民主政治的挑戰。
政論節目：400萬觀眾的「立場代言人」劇場
台灣約有400萬人經常收看政論節目（台灣民意基金會2018年數據），中研院CDNA實驗室2023年的分析揭示了這些節目的內容分布：55%聚焦總統立委選舉、33%為國際關係（主要是中美台關係）、12%為政黨議題攻防。實質政策分析幾乎不存在於這個內容分布中。
前名嘴的親身經歷揭露了更深層的產製邏輯。今周刊的報導中，一位名嘴坦言：「政論節目所有人發言都以意識形態掛帥，名嘴成為『立場代言人』」；「電視台對名嘴的要求就是你要會『演』。演得讓特定政黨傾向的觀眾看到就很嗨、很爽」；「節目還會把你客觀陳述的部份剪掉，只保留想要的立場」。淡江大學黃振家教授分析，名嘴「除了提供新聞事件的意見評析，也『代替』觀眾抒發對政局及政治人物的不滿和失落感」。
學者羅致政則透露了更關鍵的商業邏輯：電視台製播政論節目的最大考量不是收視率帶來的廣告量，而是著眼於「塑造議題的能力」。名嘴的評析、指控、爆料經常成為隔日媒體和立院質詢焦點，形成一個自我循環的「表層議題設定」迴路。這個發現解釋了為什麼政論節目不需要深度——它們的功能從一開始就不是提供分析，而是製造隔天的新聞素材。
國際比較：這是全球民主國家的共同病症，但台灣尤為嚴重
台灣的「表層化」現象並非孤例。國際研究顯示，這是注意力經濟時代民主國家政治傳播的共同趨勢，但台灣因特殊的媒體密度和政治結構而病情尤為嚴重。
賽馬式新聞（Horse Race Journalism） 是最接近的國際對照概念。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Thomas Patterson教授的經典研究發現，美國政治報導中聚焦「競賽策略」的比例從1960年的45%飆升至1992年的超過80%，聚焦政策實質內容的報導則從50%暴跌至僅10%。Shorenstein Center 2016年的研究確認，在該年初選中，近60%的選舉新聞將選舉定性為競爭遊戲，僅10-11%聚焦候選人的政策立場。2018年的一項統合分析更發現，賽馬式報導降低公民對政策的實質知識，並助長政治犬儒主義。
「憤怒產業」（Outrage Industry） 則提供了情緒化報導的量化證據。Tufts大學Berry與Sobieraj（2014）的內容分析發現，美國100%的有線電視新聞分析節目包含憤怒內容，約90%的談話廣播節目、約80%的政治部落格亦然。在Fox News和MSNBC的節目中，憤怒式談話大約每兩分鐘出現一次。每日接觸憤怒導向政治節目的美國人達4,700萬。
MIT的Vosoughi、Roy與Aral（2018）發表於《Science》的大規模研究分析了12.6萬則新聞故事在Twitter上的傳播，發現假新聞的傳播速度約為真實新聞的6倍，假政治新聞的擴散深度更快，達到2萬人的速度比其他類型假新聞快近3倍。這個發現解釋了為什麼表層化、情緒化的內容在平台上天然具有傳播優勢。
Brookings Institution在2021年綜合50多項研究後得出結論：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等平台「很可能不是政治極化的根本原因，但確實加劇了極化」。Facebook 2018年的演算法調整據其內部研究「無意間加劇了平台上的憤怒和分裂」，但祖克柏據報拒絕修正，因為修正可能降低用戶參與度。
將台灣置於Hallin與Mancini的媒體系統框架中分析，台灣同時具有「極化多元主義模式」（高度政治平行主義、媒體與政治陣營緊密對應）和「自由主義模式」（商業化、市場驅動）的雙重特徵。這種罕見的組合——既有歐陸式的政治極化，又有美式的商業競爭壓力——使得深度分析在台灣面臨比大多數民主國家更嚴峻的結構性逆風。
五重結構性成因：為什麼深度分析幾乎不可能存活
表層化現象的成因是多層次且相互強化的，至少包含以下五個結構性因素：
第一，廣告收入的結構性轉移。 Facebook和Google拿走了台灣超過七成至八成的數位廣告收入。2016至2023年間，台灣大眾媒體廣告總收入下滑超過36%，報紙廣告更是在2020年一年內暴跌近五成。當媒體營收持續萎縮，深度報導所需的長期投資（資料搜集、專業記者培養、調查時間）首先被裁撤。
第二，全球最擁擠的新聞市場。 台灣2,300萬人口擁有約600個電視與廣播頻道、18個24小時新聞台——密度居全球之冠。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形容台灣媒體環境「深度政治極化，以煽情和逐利為主導」。極度競爭導致各台投資縮減，大量使用廉價內容如政論節目和「三器新聞」（監視器、瀏覽器、行車紀錄器）。
第三，記者勞動條件的崩壞。 台灣電視台新聞記者起薪約新台幣2.7萬至3.5萬元（約860-1,100美元），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方念萱公開表示不再鼓勵學生進入新聞業。日本NHK記者觀察到，台灣電視台記者幾乎都是年輕世代，經驗不足、數量不多，無法進行深度現場採訪。Wu與Lambert的學術研究發現，外部、內部與市場三重力量阻礙記者的新聞倫理實踐，記者面臨「異化與無力感」。卓越新聞獎「突發新聞獎」甚至曾出現報名件數僅16件而從缺的窘況。
第四，政治極化的討論框架。 清華大學的研究指出，在台灣「兩極化的政治背景下，討論框架容易陷入非綠即藍的二元框架」。80.8%民眾認為台灣新聞政黨色彩嚴重。2019年一項針對149名記者的調查發現，29%曾自我審查，近50%被上級要求減少敏感議題報導。當新聞產製本身已被陣營邏輯滲透，結構性分析（往往超越藍綠框架）便失去產製動機。
第五，中國因素的額外扭曲。 IORG透過人臉辨識系統分析44萬部影片，辨識出40位最常出現的台灣政論節目名嘴被中共官媒抖音引用。Freedom House 2022年報告指出，20%的受訪台灣記者曾參與與中國當局合作的違法置入性行銷專案，中國時報被旺旺收購後五年間，該報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報導減少了三分之二。這種外部力量進一步扭曲了台灣的公共討論品質，使部分媒體的「分析」本身就是資訊操弄的載體。
反例存在，但規模懸殊：「高信任、低觸及」的結構性困境
台灣確實存在嘗試突破表層化的深度媒體，但它們與主流媒體之間存在巨大的受眾鴻溝。
報導者（The Reporter） 是最成功的案例。這個2015年成立的非營利網路媒體，2024年年度捐款達新台幣8,800萬元，獲得超過40座國內外新聞獎。報導者刻意不顯示文章點閱數以避免流量壓力，但其Instagram追蹤約28.4萬人，與主流電視台的數十萬至百萬追蹤仍有差距。菜市場政治學作為學術普及平台，Facebook追蹤約12-15萬人，提供了政治學分析視角，但影響力集中於高教育程度族群。沃草（Watchout） 專注國會監督，Instagram追蹤約8.6萬人。關鍵評論網（The News Lens） 月獨立訪客約740萬，已於2024年在NASDAQ上市。
最值得玩味的是路透研究所揭示的「信任度與觸及率的反向關係」：信任度超過50%的媒體（公視、商業周刊、天下雜誌）每週觸及率普遍偏低（不到10%），而觸及率最高的電視新聞台（TVBS約45%、三立超過40%）信任度相對偏低（三立僅34%）。這意味著台灣大多數人每天接觸的新聞，恰恰是他們最不信任的新聞——但他們仍然在看，因為帶有政治色彩的媒體能鞏固特定受眾的陣營認同感。
台灣整體僅14%民眾付費閱讀線上新聞，深度內容的商業可持續性依然脆弱。公共媒體經費長期不足——TBS（含公視）2025年甚至一度面臨被在野黨全額刪除預算（約23億台幣）的威脅。深度媒體的受眾集中於高教育程度、年輕都市族群，難以向下滲透至一般大眾。
結論：表層化是系統的均衡態，而非偶然的失敗
台灣政治討論的表層化不是偶然的品質低落，而是一個多重因素共同維持的穩定均衡態。商業模式獎勵情緒化內容、演算法放大表層敘事、政治極化壓縮分析空間、記者勞動條件使深度產製不可行、閱聽人的陣營消費習慣降低對深度的需求——這五個因素形成自我強化的循環。
國際比較顯示這是全球民主國家的共同趨勢（美國政策報導僅佔10%、100%有線新聞含憤怒內容），但台灣因媒體密度全球之冠、藍綠極化深植社會、以及中國因素的額外扭曲，病情在亞太地區尤為突出。Doublethink Lab 2024年的研究還發現一個反直覺的現象：教育程度越高者政治極化程度越高，面對不同意見時更容易感到挑戰——這意味著即便是理論上最有能力進行深度分析的群體，也被極化邏輯所裹挾。
蔡正元「導彈到凱道」案例完美呈現了這個均衡態的運作方式：一個可以從統戰話語策略、個人利益計算、法律風險精算、媒體市場定位等多重角度深入分析的事件，被迅速簡化為「憤怒→譴責→遺忘」的消費循環。這不是因為台灣缺乏有分析能力的人，而是因為整個資訊生態系統的激勵結構，系統性地獎勵表層、懲罰深度。要打破這個均衡，需要的不是呼籲「提升媒體素養」，而是改變底層的激勵結構——包括公共媒體的充足經費、科技平台的合理分潤、以及深度內容的替代商業模式。報導者和菜市場政治學等反例證明深度分析有其受眾，但在當前結構下，它們只能是一座座孤島，而非改變潮流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