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一個女人，在印度（一）：人身安全篇

 

「喂，妳多少錢？」

 

5年前的某天傍晚，我穿著T恤、長褲，匆匆跑到德里大學女生宿舍附近的超市買牛奶煮茶。當我在十字路口等待時，一輛四輪小轎車忽然停在我身旁，車裡坐著4名成年男子，其中一名開口大聲問我：「喂，妳多少錢？」，那一刻，是我身為女性至今的人生當中，數一數二感到恐懼的經驗。上一次如此接近危險，是小學時在自家社區附近，發現中年男子企圖尾隨我進入住家。

 

20年前，當臺灣發生這樣的事件時，旁人第一個問題是：「那名女性穿著什麼樣的服裝？」，我的父母亦然。這樣將性侵犯的誘因致罪於女性的想法，在現今印度也很普遍。印度輿論對性騷擾常見的說法是「Eve teasing」（夏娃的挑逗），意即因女性無法自我約束其性吸引力，導致他人無法約束個人道德而產生調情行為，或進一步發展成騷擾，進而稀釋男性要負的責任。這樣的說法，讓女性遇到性騷擾時，第一直覺便是自我檢查──就像我在開頭提到當時的穿著與進行的活動，以證明自己的無辜。只要我們是社會的成員，思考的路徑不免受到教育與經驗影響；反之，若不曾拓展思維與觀點，則較難接受新觀念。

 

Photo Credit：wikipedia

  

在印度生活，不如臺灣各方面都有「可預測性」——這麼說，並不是因為我是個外來者。交通正是印度人隨機應變的主要舞台：偌大的國家，大部分的地區都沒有交通號誌，更沒有行人穿越道。我當時反射性地看了車上的男子一眼，因害怕開始迅速移動。我快速地穿越馬路，那輛車跟了我一小段路，並不斷地用各種猥瑣的語言與表情試圖引起我的注意，我跑進商店，待到確定車子離開。因為跟當地的語言不通，我打電話回國際女生宿舍，請室友到商店與我會合。

 

脫離恐懼後，我的第一個疑問是：街上這麼多人，為何是我？老師及我的印度朋友們對此的回應是：「因為妳長得像東北人。」

 

 

絕望的社會共識：當女人落單的時候 ……

 

東北指的是印度東北七個邦。在印度，來自東北、擁有蒙古人種（Mongoloid）面孔、較小的骨架和西化穿著的女孩，是都市性犯罪受害者最高比例的族群（或者，也可能只是眾多性犯罪案件中，較傾向報案的受害者）。印度從邊陲、鄉村、貧窮地區往都市移動的勞動者，通常以男性為主，多為季節性農業轉工業或服務業勞動，例如東邊的Bihar邦、Chattisgarth邦，或更邊遠、如喀什米爾東南部的Ladakh，這些地區因為發展程度低落、缺乏足夠就業機會，大量的年輕勞動力往城市流動。東北城鄉遷移勞動者的特徵是性別比約各佔50％，大都市的服務業尤其偏好東北女性勝過男性。當我詢問東北移工被僱用的原因，他們自我歸因為：英語能力出眾，多信仰基督教與天主教，因此較熟悉跨文化溝通。

 

傳統上，鄉下女性的活動場域往往只有家戶，一旦走出門，便需要父母兄弟丈夫的保護。都市的服務業採排班制，配合消費者的作息時間，下班往往已是深夜；最極端的例子，是上下班照西方業主規定，與印度時間完全顛倒的外包客戶電話服務中心。從鄉村到都市，改變了生活環境與習慣的移民，在新舊社會中調適、摸索，在這之前，他們可能從未見過、體驗獨立行動的女性生活；即便生長在城市，女性往往成群結隊地移動。女性因害怕落單而受侵犯，以及男性因為女性落單而認為可侵犯的假設結合成一種共識，而這種社會上的共識又與對執法機關的不信任感，結合成一種對反擊侵犯絕望的情緒。

 

在大量性犯罪事件爆發後，各地劇情短片的題材也開始在不同文化風氣的框架下，敘述女性反擊的故事。影片：That Day After Everyday

  

根據大學副教授Sonika的回憶，大約在10年前，都市的民眾認為，傍晚5、6點站在路邊等人的女性，都有可能從事賣淫；因此被來往的男人注視、挑釁、詢問價錢甚至暴力相向，被視為是明知故犯、自找麻煩的後果。即便在今日夜生活發達的都市，這種明知晚歸很危險卻還這樣做的女性，仍會被視為不自重；男性以此合理化自己的性暴力行為，聲稱這樣做是為了懲罰不守婦道的女性，這種論調在達米妮（Damini）一案加害者辯護律師的訪問中可窺一二。

 

 

女性自保靠父權？種姓在印度依然活躍

 

除了空間、時間、身心經驗的差異，理解印度的性別關係，必須回到印度社會根深蒂固的地域與宗族從屬結構。簡單來說，對於帶有犯罪動機的人來說，比起侵犯一個高種姓、有龐大家族或同鄉團體庇護、外表看起來社經地位明顯較高的人，去蹂躪一個缺乏援護的都市異鄉人，或欺負來印度旅行的外國人，所要付出的代價實在低了許多。

 

東北人在印度社會中普遍受歧視的原因，除了外表與眾不同外，他們從國家邊陲移動到核心都會地區，相對缺乏種姓連帶、父兄保護、居住在當地的親戚等社等會支援，因此會被視為脆弱的群體，罪犯所承擔的風險亦相對低。此外，西藏政治難民女性因長相與東北人接近（而不是因其難民身份），被性侵的風險也比較高。

 

印度東北部女性。Photo Credit：wikipedia

 

基於一般印度人民對政府行政效率及執法公正度的認識——也就是，既沒有效率也不公正——人們普遍認為制度失效而不能依靠，將自我保全視為個人或親族連帶的責任，也因此服膺宗族家長的決定、避免與親戚產生衝突、維持個體在我群當中的地位，就變得更加重要，這也使得標記身分地位的種姓標籤，及其衍生出的歧視至今仍然活躍。

 

在2016年2月，德里高等法院才經由一則商賈家庭爭奪遺產的判例，正式判決女性成為印度教家庭的Karta（管理者），意即她有權決定家族儀式、財產及其他重大事項。我們可以想見，在英文、法律文件不普及、男女流動固著的鄉村，女人作為一個獨立主體的想像，更難以經由認知上的前提展開，而必須從實證經驗中說服舊的權力結構妥協。

 

2010年，Uttar 邦鄉下的Gulabi Gang（粉紅幫），展開反對家暴與虐待女性身體的行動，如今已擴展到整個北印度；但她們所使用的語彙、以暴制暴的行動，甚至組織內部的結構與權力配置，並未突破地方的認知架構。分析這些案例是相當複雜的，我們無法創造出一種通則，定義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女性可以獲得獨立完整的生存空間，因此制定法律變得困難；所以，人們也更期望能透過教育，來改善性別不平等的認知基礎。

 

（待續）

 

（此文亦發表於南亞觀察，新作者林汝羽的計畫「沒有國家的人」將於近期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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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來源：林汝羽

編輯：葉菀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