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自願奴役：為奴役他人而爭受奴役

一、早期西方社會存在著自由和奴役兩種狀態

古代西方雖然有奴役現象，存在著奴隸和奴隸制，也存著拉波哀西所認為的政治上自願受暴君奴役的現象，但也有自由人和自由制度。自由一直是西方人的最高追求和渴望。所謂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並對此負責，但不得侵犯其它自由人的權利和自由。如果權利受到侵害，就由公認的法律來裁決。而權利就是個人能為自己做主負責的那些事，他人不得侵犯。與此相對，權力則是為他人做決定，採用強制手段讓他人服從。只不過古代西方人並不認為所有人都有資格享有自由，而認為自由只有部分人才有資格享受，而其它人就不配享有自由，只能做奴隸。

在古希臘和古羅馬，奴隸和自由人是兩個非常明確的身份，得到法律的界定和保障。自由人享有高度的權利，擁有財產權和參政權等權利。而奴隸屬於自由人的財產，沒有人身自由。只是生命權受到法律的微弱保障。雖然自由人，包括貴族階層和平民階層，與奴隸階層之間是不平等，但貴族階層內部和平民階層內部是平等的，享有同等的權利。因而，雅典建立起民主制度，而羅馬建立起共和制度。雅典的民主制度和羅馬的共和制度都是自由人建立起來的。雅典和羅馬的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奴隸制，使用奴隸進行生產，但其政治制度卻是民主制或共和制。

所以，古代西方存在著兩種社會關係，一種是自由平等的關係，存在于貴族階層和平民內部；一種是自由人和奴隸之間的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當然，拉波哀西也在他的書中舉了若干民眾受暴君奴役的例子，如雅典兩度落入僭主庇西特拉圖之手，西西里島受到暴君鄧尼斯一世的統治，但西方社會對自由的追求一直存在，自由在某個範圍一直存在。

二、中國社會的奴役則是普遍的

而中國社會缺乏自由的概念，缺乏與自由相關的權利和法律概念。古代中國也有奴隸，但少有像古代西方那樣大規模使用奴隸從事生產，更多的是奴僕，用於提供家庭服務。但擁有奴僕的臣民，也不擁有自由。與缺乏人身權和財產權的奴僕相比，其它臣民的財產權也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法理上，天下所有的土地和財物都是屬於天子或皇帝的，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無論是分封制還是郡縣制下，天子或皇帝才是天下土地的最終所有者，只是由於他的控制手段不發達，才將土地交有臣民佔有和使用，但保留有收回和處置的權利。諸侯或臣民則向天子皇帝交納貢賦。貢賦與稅的含義不同，貢賦是土地使用費，而稅則是提供公共服務的報酬。臣民之間的土地佔有和交易得到「王法」的保障，但面對皇權及派生的官府，臣民對土地的佔有權得不到保障。

古代中國也有「法律」，但與西方的法律本質上是不同的。中國的法是「王法」和「家法」，君王和家長是淩駕于「王法」和「家法」之上的。而西方的法律則是「神的律法」或「自然法」，每個人包括國王都在法律之下，受到法律的約束。古代西方的君主制是按法律進行統治，而中國的皇權專制則是按皇帝的個人意志來統治，因為他淩駕於法之上。古代西方也是不平等的，但他們的不平等是法律權利上的不平等，其權利都受到法律的保護。要定罪，也要經過相對獨立的法庭經過審判才能定罪，不能完全由國王來裁決或按國王的授意來定罪。國王觸犯了法律，也會受到教會的處罰。而中國社會的不平等，是權力的不平等。根據所擁有的權力不同，其地位和待遇不同。權力大者能完全支配權力小者或者無權力者。面對權力和更大的權力，權力小者和無權力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官大一級壓死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正是由於中國社會缺乏自由的概念和追求，隨著技術和生產的進步，就由分封制轉為了郡縣制。在認同天下所有的土地和財物都歸天子所有的情況下，自然而然，隨著技術的進步，天子就傾向于更直接地管理和支配土地；由貴族的間接管理轉身官僚的直接管理。而西方由於有自由的概念和追求，財產權受法律的保護，並不認可天下土地都應歸國王所有與支配，加上有宗教信仰抑制了對世俗權力的追求，所以，即便技術生產水準發展到足以建立郡縣制，也沒有這種追求。

也正是因為財產缺乏保障，古代中國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奴隸經濟。因為經濟上不合算。在財產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使用奴隸來從事生產，風險就非常高。因為奴隸的前期投入成本很高，不管是購買還是打小養育。維護成本也不低，要防止奴隸得病，身體要強壯有力氣幹活。雖然收益也非常可觀，但不足抵禦高風險。皇帝可能隨時徵用身強力壯的奴隸去戎邊打仗或者修陵墓修水利，也不會給補償。

中國社會只存在一種社會關係，那就是奴役與被奴役。在任何時間任何範圍內都沒有出現過自由。每種社會關係，忠孝悌貞，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都是奴役與被奴役，支配與服從的不平等關係。即使朋友關係，也是比照于兄弟關係，要分個大哥小弟。而一旦涉及到利益和權力，也會轉化為君臣關係。例如朱元璋稱王稱帝后，他過去的兄弟夥，就轉而向他稱臣了。因而，中國傳統社會，除了皇帝，其它人都是身受奴役，位於權力金字塔的不同層級，都沒有自由。而皇帝也是不自由的，因為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既是他人的牢籠，對於自己也是一種限制。比如說皇宮，既是無上權力的象徵，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又何嘗不是牢籠呢？

三、中國社會的奴役更隱蔽

西方社會的奴隸制，奴隸主對奴隸的奴役是顯而易見的。奴隸缺乏人身自由，而中國社會的奴役更加隱蔽。除了奴僕能強烈感受到自己被主人所奴役外，其它人對身受奴役的感受並不強烈。這有兩個原因：

一是儒家思想把奴役和被奴役的關係粉飾為忠孝關係。把臣民對君主的絕對服從稱之為「忠」，子女對父母的服從稱之為「教」。「忠孝」被認為是個人的天經地義的責任，是高尚的道德品質和人生價值而得到大力提倡。

二是這種奴役關係建立在親情基礎及其擴展之上，所謂「親親尊尊」。用親人之間溫情脈脈的感情來掩蓋奴役和被奴役的關係。

三是這種奴役並非是明顯的人身奴役，受奴役者沒有人身自由。而是有一定範圍的人身自由，有較大的活動範圍和可以自由的遷徙。但卻無處不受到儒家「禮」的約束和桎梏。這些「禮」都是用來讓個人服從權力和權威，防止個人反抗權力和權威。如《論語》中有子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這可稱之為「隱性奴役」；而缺乏人身自由的奴役，則是「顯性奴役」。

因而，在傳統社會，許多中國人雖然身受奴役，但卻意識不到。這可稱之為「心奴」；意識到自己受奴役卻不情願為奴者，可稱之為「身奴」；意識到自己受奴役卻甘心受奴役者，就是所謂的「奴才」。而在極權社會，在奴化教育和宣傳下，「心奴」不僅意識不到身受奴役，反而會有「當家作主」的感覺和代入感。就如林語堂所說，「中國就有這麼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裡找這麼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

從更一般的意義上，可以將奴隸制分為三種類型。私奴制，皇奴制和公奴制。私奴制即私人可擁于奴隸，迫使奴隸從事生產勞動。古希臘羅馬時期和美國南方的種植園均是私奴制；皇奴制即中國的皇權社會。國家只有一個奴隸主，即皇帝。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歸他所有，其它人都受他奴役，或既受他奴役又奴役他人。皇奴制比私奴制就更隱蔽些；公奴制是存在一個界限不十分清晰的奴隸主集團。奴隸主集團內部也是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這個奴隸主集團的成員並不像私奴制那樣分別獨自擁有奴隸，而是共同擁有所有奴隸。而且奴隸也有少許轉正成為奴隸主集團一員的機會。這就讓它更具有隱蔽性和欺騙性。

四、儒家思想導致中國人積極主動追求受奴役

更糟糕的是，中國的自願受奴役更嚴重。自願受奴役的願望更強烈，可以說是人生的價值體現和追求。為什麼中國人自願受奴役的願望更強烈呢？因為他們是以受奴役為代價來獲取奴役他人的權力。

《孝經》中孔子說，「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孔子所謂「終於立身」就是位極人臣，光耀祖宗。又說：「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在孔子及儒家看來，人生的意義就在於事親事君，事兄事長。而如何事親事君，事兄事長呢？就是要孝忠悌順。對父母兄長，君主上級百依百順，心甘情願聽從他們的使喚。

而另一方面，儒家對人才的評價與選拔也是以此為標準的。首先要聽話，以「德」為主，以才為輔。《論語》中，有許多對弟子和君子的要求，都是以忠孝為首要標準。「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子要求弟子首先要達到道德標準，其次才去學本事。用這天的話來說，就是「先做人，後做事」。又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這段話把做人抬得更高。意思是如果能做到對父母盡心竭力，對君主捨身奉獻，與朋友言而有信，雖然沒有學過什麼本領，但我還是認為他學到了最最要的本領。

自春秋戰國禮樂崩壞後，中國社會就逐步打破了貴族世襲的嚴格界限，呈現出一定的社會流動性。中下層人士通過自己的努力奮鬥，也有微弱的機會晉升到更高階層。後來漢朝有察舉制，隋朝建立起科舉制，為人才的選拔建立起制度保障。而選拔的標準就是以德為主。察舉制是考察孝行，而科舉制是考察對儒家倫理的掌握程度和認同度。而進入官場後要進一步升官，首要的因素仍然是對君主上級是否絕對地服從。

所以，中國的官僚體制是一個奴役與被奴役的等級體制。如果想晉升到更高的等級，使喚更多的人，那首先就得受上一級的奴役。這樣，才能得到上級官僚的賞識，才能晉升。這就是俗話所說，通過大量經驗提煉出的「金句」，「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吃得苦中苦」，就是為上級做牛做馬，按前馬後，迎來送往，伺候好；如此才能「方為人上人」，對下級任意支使呵斥。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主子。一方面受奴役，一方面又奴役他人。

而儒家給人提供的最高價值和人生理想又是位極人臣，光耀祖宗，「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那不斷地在權力體系中晉升，擁有更高更大的權力就成為中國人最大的追求和動力。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得先受他人的奴役。所以，儒家思想必然導致為奴役他人為主動追求受奴役。造成奴役和被奴役如此的普遍和積重難返。

常常有人說，古代西方和中國都存在不平等和奴役，而西方現在就實現了平等，故此推論說儒家思想不會妨礙甚至會有益於中國社會實現平等。但如前所述，古代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的不平等和奴役是大不相同的。古代西方的不平等是權利的不平等，而古代中國的不平等是權力的不平等；古代西方存在著奴役和自由兩種狀態，而古代中國只存在奴役一種狀態。所以，西方的自由平等是從少到多，而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則是如何實現自由平等從無到有。

西方社會的平等自由是範圍的不斷擴大。耶穌基督將自由賦予了所有民族。不同於猶太教，認為只有猶太人才是上帝的子民，基督教認為所有民族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貴族的消亡，奴隸制的廢除，選舉權由有財產者擴大到不受財產限制，由白人擴大到黑人，由男性擴大到女性等，都是自由平等範圍的擴大。

理論上，對自由和奴役的態度可分為五種。一是不能接受自己受奴役，失去自由，但是卻不介意奴役他人。例如古代西方的貴族制和美國的奴隸莊園主；二是不能接受自己受奴役，也不去奴役他人。這是美國南北戰爭前北方的狀況；三是不能接受自己受奴役，也不去奴役他人，還不能接受他人受奴役。這是美國南北戰爭後的狀況；四是既能接受自己受奴役，又想奴役他人，以受人奴役來換取奴役他人，為奴役他人而爭受奴役。這是中國的狀況。拉波哀西所描述的古代西方的暴君統治也是這樣。但程度沒有中國這麼嚴重；五是只知道受奴役，這就是被洗腦了。

中國要實現自由平等，首要的任務就是剷除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思想在近現代雖然遭受到幾次嚴厲批判，但卻不是出自於自由主義，而是出自於國家主義，因而很不徹底。只清除了儒家的「孝」和摧毀了宗法家族制度，但沒有清算儒家的「忠」。反而進一步加強了大一統專制統治。批判儒家思想，也並不是要將現在中國的問題歸結于古人，而是為了認清儒家思想是自由平等的障礙。如此，才能拋棄儒家思想，做出正確的選擇。要說責任，當然歸於近現代一代一代的中國人。一則古人有局限性，沒有產生也沒有接觸到自由平等的思想；二則不管古人怎麼說，聽不聽是自己的選擇。當然這會受到路徑依賴和慣性的限制，但不是絕對的。

總之，不拋棄儒家的「忠孝」價值觀，建立和普及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中國人就無法擺脫奴役和被奴役的狀態。

完稿於2018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