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到大看到秦始皇當主角的連續劇都有個疑問:為什麼秦始皇這麼暴虐,還是有那麼多人聽命於他?現在終於在佛洛姆《逃避自由》一書找到一部分的解答。
在《逃避自由》一書,佛洛姆花了不少篇幅說明西方社會從中世紀以降的社會心理變化。宗教改革、資本主義崛起、工業革命等等,把人們從固化的社會階層和勞動解放出來。往好處看,階級開始有更劇烈的流動,更多出身低微但有才能的人可以憑藉努力得到身份地位,工作的權益漸漸得到更多保障;不過這些變化並非只有好處——無法適應社會變化的人們也產生了很多焦慮,甚至想找新權威寄託身心。
佛洛姆以施虐者—受虐者的關係比喻,證明人確實有可能接受「讓自己痛苦但確實被需要」的支配關係。簡單來說,如果資本主義化和工業革命化的社會讓人習慣性地感到渺小又不具重要性,那麼這時有個希特勒引導人們把自己當成超級救星,說他們的無私奉獻(即完全服從他的意志)將使國家變偉大,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提出了如此這般的具體做法,這些做法可能會限縮人們的「自由」,然而無所適從的人們頓時就會有情感目標和行動準則。當然其中有些人應該會感到不對勁,可是如果大家都跟著做,獨自掙扎又顯得不合時宜,倒不如從眾。這些決策的過程中,痛苦和自由的優先序都在「安全感」之後。
指出人們如何為了確定感和安全感服從權威後,佛洛姆也試圖討論何為真的「自我」和「自由」。相關的討論延續到另一本書《自我的追尋》。
如同最近不少大眾心理學書說的,許多人的痛苦來自於活在他人的期待中。佛洛姆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看似依從自我,有做決定的自由,但說穿了,那並非真的自由和自我。真正的自我必須建立於潛能的完全發揮,而非表象的與眾不同。在追尋自我和創造自我的過程中會經歷許多不確定性,快樂可能是偽裝的,痛苦也可能是偽裝的,身在其中的人只能不斷地挖掘、尊重自身內在的真實,從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中發現愛與幸福的真義。這是一種動態,大概至死方休。
從「創造自我」這一議題再回頭看「逃避自由」,如果沒有體制作弊的問題(例如獨裁者操弄選舉制度確保自己的勝利),選出極權獨裁者的人應該不只是單純地對社會經濟狀態不滿,往更深層處看,他們的內在可能充滿對自我的厭惡,無法忍受不確定性,因此放棄了思考。在這種情況下,安全感的代價,就是自我。
作者 | 埃里希‧佛洛姆
出版社 | 木馬文化
《逃避自由》譯者 | 劉宗為
《自我的追尋》譯者 | 林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