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01|閱讀時間 ‧ 約 3 分鐘

說出自己國家的名字

    有些人有國家,但沒有領土;有些人有領土,但沒有國家;有些人有領土也有國家意識,但不具備行使主權的能力。我的朋友來自加薩走廊,他們總是大聲說出自己國家的名字。
    作為台灣留學生,在國外經常遇到幾種情況:(1)別人光看我的臉,以及快速成長的中國學生數量,就判定我來自中國,有些演講者會在提到中國時還時不時快速掃過我的方向,令人啼笑皆非。(2)訂機票或者填各種ISO規格問卷時,找不到台灣的選項,往往只有台灣(中國一省)。(3)當我說出自己來自台灣時,也同時準備一些禮貌的應對方式讓對台灣毫無概念以為是泰國的陌生人有一個友善的台階下。(4)總是有些人非常喜歡嘗試念出我的護照姓名,但總是念不準,我聽不出來在叫我,少數人還以為準備了英文名字的我是基於某種崇洋情結。
    我以為身為台灣人已經夠悲情,但是遇上來自巴勒斯坦的朋友,我只能啞然並表示尊敬。
    我的巴勒斯坦朋友,英國簽證上的國籍是一個”X”。由於發簽證的國家基於國際原則不承認巴勒斯坦的主權,因此國籍的劃分被切割細碎:祖輩原籍的村子是否在已色列佔領區內,是否願意登記為難民,是否願意申請難民庇護,是否已經規劃為別的國家的公民。簽證系統無法處理人類多樣的選擇途徑,用X的表示方式在巴勒斯坦朋友眼中是一種冷漠的拒絕理解。
    「巴勒斯坦人散居世界各地,願意在一個地方以專業技術人員工作生活多年,不會輕易跳槽。巴勒斯坦人非常團結,而且總是抱著返鄉復國的希望。」
    去年參觀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時買的明信片:當沒有人為你拉一張椅子時,你必須打造一張自己的座席。
    去年參觀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時買的明信片:當沒有人為你拉一張椅子時,你必須打造一張自己的座席。
    除卻頭上的頭巾,我的巴勒斯坦朋友長相與地中海區域的歐洲人極為相近。博士畢業後她一邊打工一邊找教職,教書的薪水不敷生活,我們一起在餐廳廚房洗碗,做飯慰勞研究生生活的辛苦。她總是大方分享她做的手工起司,時不時替我留一盒甜蜜的土耳其點心。我們分享女性抗爭者的敘事策略研究,反思自身在西方視角中的能動性。
    在系統/表格/分類/標籤決定流動性的範疇中,我們很難看清人的面貌。人性作為表定中的符號被打上允許與不允許的標籤。有些人有國家,但沒有領土;有些人有領土,但沒有國家;有些人有領土也有國家意識,但不具備行使主權的能力。我的朋友來自加薩走廊,他們總是大聲說出自己國家的名字。
    朋友們邀請我訪問巴勒斯坦,我笑著說:等我有錢的時候吧。然後我們笑成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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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在彼時還是一片稻田的臺北天母。大學到研究所念的是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其他專長包括寫作、教學、翻譯。研究與書寫興趣主要關注跨越國境的強迫遷移(包括戰爭、自然災難、水源與土地資源的日漸貧乏)與社群文化的轉變,範圍主要在南亞與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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