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回顧2019，關於民主法治的十個重大事件與判決（下）

承上篇：回顧2019，關於民主法治的十個重大事件與判決（上）

今年3月，綠島監獄謝姓收容人認定監獄軍事化的管理方式違法，進而向台東地院起訴；法院認為，監獄制度並非用於準備作戰，故判謝姓收容人勝訴，這也是針對監獄管理，受刑人方向法院請求救濟的首次獲勝紀錄。

故事要回到台東綠島監獄，獄方作了幾項有爭議的管理措施。其一，明明是規定的運動時間，卻命原告受軍事訓練，如唱軍歌、答數、向後跳、向左右轉等內容。其二則是，禁止原告向其他政府機關陳情監獄內的生活。於是原告憤憤不平，在獄內申訴未果之後，提起了本件行政訴訟。

法院首先認為：獄方禁止甲陳情的行為，不當增加了監獄行刑法所沒有的限制。因為監獄行刑法的管理行為，應以「是否妨害監獄紀律」為出發點，若陳情內容本身並無妨害監獄紀律的疑虞，獄方即無任何資格否准其通信。

尤其受刑人寄發陳情的行為，也受到憲法言論自由的保障，受刑人針對機關管教不當所為的陳情書信，是自身法律權利的展現，若無其他法律上的依據，獄方自然不可泛泛以維持秩序為由，隨意扣押受刑人的書信。

其次，法院指出：獄方讓原告受軍事訓練，也與監獄管教的預設法定目的有所違背。也就是說，為了讓軍人作戰效率提升，當然有在訓練過程中命軍人統一聽口令動作的必要，以便未來順利執行命令；然而受刑人進入監所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準備作戰」，相關的軍事訓練，並無助受刑人思考其所觸犯的法律規範，更無助他們思考該如何回歸社會生活，所以說軍事訓練與監獄管教的預設目的有所違背。

更何況，當軍事訓練與監獄管教間欠缺關連之際，獄方卻強迫受刑人接受前者，法院認為：這毋寧是出於對受刑人的支配，把受刑人當作是被操控的棋子，不只對他們的心智產生負面影響，更將危害監所的矯正功能。因此，獄方命原告唱軍歌、答數、向後跳、向左右轉等管理措施，還有禁止陳情，都是違法的行為。

也許有些人看到這樣的判決會嗤之以鼻，認為這些曾經為非作歹的人何以繼續享受人權，根本是件不可理喻的事。這個疑慮，許宗力大法官在第755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清楚回答：受刑人自由雖被限制在監獄之中，但並未因此就被憲法放逐而成為不受基本權保障的「棄民」或「化外之民」，他只是穿囚服的國民，而不是「非國民」。

試想，若受刑人未能免於國家恣意侵害、無法獲得基本生活所需、甚至時時擔心最起碼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將持續處於恐懼與匱乏之中。而恐懼是人性的腐蝕劑，日復一日蒙受被剝奪感、處於高壓環境並受到無所不在的監視，矯正機構中密集相處的人與人之間將難以存在信任。受刑人若連僅僅是維持生物性的活存都未必可得，如何期待其發展有意義的生活、學會尊重他人並理解遵守社會規範之道德意義，從而邁向再社會化？

簡單來說，當監所中的生活處境無法符合人道條件，未能落實其基本權保障，使受刑人無法有效復歸社會；最終受害、反噬的不只是矯正人員、受刑人自己與家人，還將包括整個社會。

針對太陽花學運期間，群眾佔領行政院，引發警方清場，過程中涉嫌執法過當的國家賠償爭議，今年10月30日，台灣地方法院作出有利受傷民眾的判決，命應賠償14名學運參與者111萬餘元，這也引發了許多公眾人物的評論。

媒體報導，新北市長侯友宜受質詢時強調「要支持警察在第一線執法，政治不要干預司法」，議長蔣根煌也插話說「法院是民進黨開的，沒法度啦」，侯友宜聞言則哈哈笑了幾聲，表示「議長已經發聲了」。

前警大教授葉毓蘭則批評：法官從未檢視警察依法執勤的正當行為，沒有檢視警察被攻擊或激怒的前因後果，尋找對警察有利證據。雖然金額不多，員警看到當然會難過，感到「為誰辛苦為誰忙」，基層灰心喪志，不想再積極執法，主動排除可預見的危害，「跑法院很辛苦，沒必要給自己惹麻煩！」

上述評論，似就本次判決表示反對，而弔詭的是，從字裡行間來看，有多少人是真的在批判之前，詳閱判決甚或新聞稿？又有多少意見實際針對判決理由逐一反駁？抑或只要判決不符合發言者期待，就能逕自幫判決漆上一個喜歡的顏色？

這樣看結論批評的態度，無形中也反映部分人們對法律運作所持的態度，表現出對制度內容的理解還有其社會角色的認知——也就是，法律是當權者的遊戲，誰執政、法院就誰家開的。

在這種法律意識的影響下，裁判的結果，多半被認作是政治權力的產物，是恣意專斷的，是只能無奈接受的；一旦抱持這種想法，就不太可能認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想像，也就習慣對裁判結果丟出直覺式的批判。

然而這樣的批判，就完全忽略法律的機能：若要避免加害行為，除了事前經由法律規範設定界限（公權力哪些該作，哪些不可以作），事後還有法院判其賠償或接受懲罰的機制，監督公務員們在執行公務時，能好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這也是本次國家賠償的功能——「規範引導」，藉由訴訟，將原告的損害，轉而由失職的公務機關承擔，並透過公務機關趨利避害的預期心理，進而於未來調整自身行為；若不想砸了飯碗，又付出大筆金錢，自然會在執勤之際，好好注意是否有過當的情形。

回顧前述那些「法律對我如浮雲」的「熟成意識」既然來自社會長久薰陶，如何開始反向把人民的認知與法律運作慢慢結合在一起，只靠這次單純的「個案審判」可能完全不夠，還需長期塑造「討論與監督」的風氣，讓社會大眾逐漸習慣觀察不同規範的內涵及功用。然而，只有真切關心制度運作與不斷提出建議，才逐漸能有效為我們年輕又脆弱的法治帶來體質上的改變。單調地互相謾罵跟藐視法律功能，只會放縱不良施政原地踏步，拉近我們與惡的距離。

針對紛擾已久的軍公教年金改革案，大法官於今年8月23日分別公布釋字第781、782與783號解釋，認為年改涉及的「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等修正條文大部分合憲，並未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信賴保護原則、比例原則等憲法原則。

這個道理是因為，年改系列法規固然變動給付內容，但是並沒有未調降或追繳已領受的年金，它所適用的對象是新法施行後未來的年金給付，這些未來的年金給付本就尚待依照當時法令核定，並未具體發生，所以也就沒有溯及既往的問題。

此外，年金的給付財源如果主要來自「人民提供所形成」（例如說在職提撥），這樣的年金請求權就越受到「財產權」的保障，立法機關設計的空間也就越小。

反之，當年金的給付財源越趨向於國家利用預算大量補助，年金請求權就越不受到「財產權」的保障，立法機關設計的自由空間也就越大。而這次被調降的給付內容，如優存利息，其財源多數源自於政府預算，所以調降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也就會採取較為寬鬆的標準。

因此，當人口結構老化，領取退除給與人數與年數增加，政府以預算支應退撫舊制退除給與持續增加，加上少子化結果，繳納費用者人數愈少，確實具備因應處理的重要公共利益，且同時設有適度減緩財務規劃衝擊等措施，故相關調降手段並未逾越必要之程度，也就沒有違反信賴保護原則、比例原則。

不過大法官也指出「軍公教退休再任私校職停領退俸」等規定，雖然是為防止出現支領退休俸或贍養金的軍公教，若就任或再任受有政府獎補助私立大學專任教師領取薪酬，發生領受雙薪的現象，並為提供年輕人更多工作機會所設。可是並非所有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的專任教師，都會發生上述從政府實際領受雙薪的問題，因為上開規定並未區分私立大學是否受有政府獎補助，或獎補助金額是否足以支付專任教師薪資等情形。

所以，固然像部份反年改人士認為，對公務人員而言，退休就退休，很少人會再到公部門、學校就業，只有這些大法官教授，大多卸任後都會到私立學校任職，質疑如此護航領雙薪，就是量身訂作的解釋。但大法官進一步指出：若不分青紅皂白，即以防止從政府實際領受雙薪為由，一律停止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相關分類標準顯然涵蓋過廣，與防止從政府實際領受雙薪的目的之間顯然有具體關聯，這樣的差別待遇確實違反平等原則而違憲。

如同學者吳明孝的評論：「回顧年金改革的本質，不是特定群體可以獲得多少金錢給付的分配，而是台灣社會各世代的人民，就整體國家的資源要如何分配與重分配的問題，並矯正和緩和過去黨國威權體制所刻意和遺留的社會矛盾。就我國整體年金制度而言，尚有勞工保險條例之老年給付、國民年金之給付也即刻面臨財務平衡的迫切危機。」

換言之，年金制度非常依靠社會團結與世代互助才能永續發展，然而，台灣面對高齡化與少子女化的嚴峻考驗，台灣65歲以上老年人口早已超過14%，正式邁入高齡社會。故當年輕人一方面面對低薪、高物價的壓力，政府卻另一方面大多數的養老重責丟給個人與家庭去承擔。

政府精算報告指出，勞保、國保基金預估也將陸續破產，而政府在軍公教年金改革後，卻尚未宣布如何啟動勞保、國保的年金改革工程，如何讓主要支撐社會運作的勞工階級及其家庭心安？

年輕者會老去，年老者於年輕時對過往年長者亦曾擔負保護的責任，問題正在如何經由制度，衡平世代間的給付與責任。於此，代際正義的重點在於除了應為後代未雨綢繆，預留生存空間與條件外，亦不能加諸後代過重的負擔，讓下一代承擔上一代的留下的爛攤子。因此除了年金制度之外, 當代的消費習慣，像是過度依賴塑膠用品等，都也是可能造成後代子孫的負擔, 必須列入代際正義思考的議題。

而未來的世代之間，除了透過投票或決議機制的改革，確保不同年齡層的參與，並進行代際正義影響評估之外，無論是自發串聯或官方機制，尚須透過更充分多元的對話，帶來更落實的議題審議，讓具體意見的交流，成為國民彼此攜手向前的基礎，因若留下因鬥爭而殘缺破敗的社會，贏得了年金甚或投票那又如何？

2018年，香港青年陳同佳在台北殺死同行女友並潛逃回港，引發今年2月香港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契機，試圖將移送範圍擴及中國各地，此舉形同打破中、港間的司法區隔，引發港人激烈反抗，故事的發展如同「蝴蝶效應」一發不可收拾。若《逃犯條例》修訂獲得通過，意味著中國可以借用香港的司法系統，把香港人送到中國受審。這樣讓很多香港人感到害怕，因為香港人將不能再享有《基本法》所賦予的各種自由保障。

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和香港人權監察也發表聯合聲明指出，修法將撤除香港原有的司法保障，容許當局將人引渡至可能遭到酷刑、其他形式的虐待以及不公平的審訊，特別是中國。而事件的發酵程度可以從抗議口號窺見，像是從「反送中」，演變成「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之外，也可以看到「香港人加油」等語，隨著政府處理失當，逐漸發展成「香港人反抗報仇」。

回顧「反送中」事件，其實也暴露出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至中國之後，這22年來所埋下的各種意識差距，時至今日長成對中共政權的徹底不信任。如學者吳叡人接受日本朝日新聞專訪表示：「看到天安門事件，香港人感到絕望，看起來中國是不可能民主化。此外，日常生活中也存在與中國的摩擦。來自中國的新移民逾100萬人，占香港人口一成以上，這些人被指控造成公營住宅的分配、公家醫療服務受影響。來自中國的購物客在香港大量搶購日用品、食品，成為問題。這是硬把兩個異質社會湊在一起所產生的反彈。」

覆巢之下無完卵，香港長達半年以上的抗爭，也讓隔著海峽的台灣民眾逐漸受到不安，而慢慢在輿論之間形成所謂「亡國感」的認知。當然，沒有人想要擁抱亡國感，甚至也會有人質疑，香港是中國政府合法的領土之一，與台灣實質獨立的狀態完全不同，何來亡國感的論述？

但這一切並不純然只是因為某國對台灣的敵意，而是香港的抗爭經驗清楚反映「反事以北京為主、香港為從」的殖民態度。反觀臺灣的大家從自己的生命經驗確實知道，我們的生活是建立在有一定尊嚴的自我決定之上，所以「亡國感」的感知對象，實際上並不是任何一個國號，而是以民為主的生活方式。

這樣民主的生活方式，剛好可以跟第一篇「私刑正義」的故事首尾呼應：當我們選擇了法治社會，也就選擇了定期改選、權力分立、基本權利保障、照顧少數族群等基本價值觀。因此所謂亡國感，精確來說應該是設想前述民主要素消失之後，對於這樣的生活方式的種種憂慮，某種程度來說反而喚起了許多人對於民主的珍惜，啟發了對未來政治的投入，毋寧是這座島嶼環繞在國際陰影下一道可貴的天光。

《憤怒年代：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人類歷史新紀元》一書提到：人們頹敗在物質至上的巨大不平等之前，各地的傳統也受到西化衝擊，除了喪失外在物質，更包含內在心靈及文化上的世代積累。但在由上而下暴力式西化過程中，人們在物質與文化上皆產生了被排除、傷害的感受。而一個不屬於西方、不屬於東方、沒有傳統情感、充滿衝突的世代就這樣誕生，並找不到在這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所在，這些「被剝奪者」成就了今日的憤怒年代。

然而，美國民權運動家Diane Nash曾言：「每個人都想要有馬丁路德那樣的領袖…民眾必須了解，想改變現狀，需要每個人都思考策略與投入運動。具有領袖魅力的領導人無法使我們自由，永遠不可能，因為自由本質上就是，體認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為了安穩生活，我們繼受了集體形成的法治秩序，然為確保心靈的自由與創造力，避免秩序的僵化，改變是必要的行動。簡言之，個人主體性的建構，注定在改變與秩序間，永無止境的循環中延續，沒有終點。面臨未來種種人權議題的挑戰，舉凡迫遷、血汗勞動、司法改革或長期照護，我們對於民主價值的追求應長存心中，因為再大規模的抗爭熱度，也只能短暫持續數周。

要如何在萬人空巷的迴音之後，還能維持民主運動的進程，就是你我繫諸於心的那分願力。哲學家尚‧保羅·沙特曾舉了一把剪紙刀為例子，這把刀的本質和規定，是它的製作材料、製作目的、用途等，在它還未被製造出來前，這些概念規定已經預先存在於製作它的工匠的腦海中。簡而言之，剪紙刀是甚麼，這一早已經被決定好。但人的情況就不同了，人是「存在先於本質」，所以願力將決定我們的本質將何去何從，我們未來的生活環境就是靠這樣打造。

而未來也如同漫威電影中的奇異博士所觀察，有無數種的可能組合，我也多麼希望亡國感是杞人憂天的一件事。17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第16條早就指出：「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期待明年再用這個標準，跟大家明年一起回顧台灣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