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文化與土地之我們是誰

2020武漢肺炎疫情肆虐，藝文演出頻頻受到影響，於是文化部祭出了紓困方案，來幫助相關產業與從業人員。在這之中也有批評聲浪，質問「文化部有甚麼了不起的」的聲音產生。那我們口中的「文化」到底是什麼？一個國家為什麼需要「文化」？如果沒了「文化」人民又該何去何從？這一連串的問題，就讓我們先從「什麼是文化」開始回答起吧。

「文化」有各種各樣的定義，包含了「物質、制度、精神」三個方面，還可劃分為「文字、語言、建築、飲食、工具、技能、技術、知識、習俗、藝術」等領域，簡單的來說，文化就是社會的總和。 可是今天沒有要從以上的觀點去討論什麼是文化，在這麼複雜的話題之下，直指源頭的話，我會說「文化等於氣候」！

「文化等於氣候」這個觀點一定是特別的，但卻不是無憑無據的。我們設想一個問題，假如你生活在沙漠地區，你每天起床後要取水、吃飯、勞動，你的生活型態一定必須符合你所生存的環境，你不可能像居住在農田的居民一樣去農耕，或者採集。勢必會選擇游牧的生活方式；相反的，居住在海港城市的居民也不會選擇游牧的生活型態，勢必會出海捕魚。彼此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

我們再把舉例貼近台灣一些。基隆是個海港城市，並且經常下雨。基隆人的包包裡有極大機率會有一把雨傘，因為下雨是基隆的常態，出門帶傘的生活習慣也成了基隆人的常識。我有個朋友是基隆人，她在高中時考上了台北的學校，因此，每天都要搭火車到台北讀書。而早上的基隆很常下雨，她就會帶上雨傘出門，到了台北進了班上後她發現，全班只有她一個人帶傘，而且她的傘還是濕的。然後她發現原來台北人不常每天帶傘出門，這讓她感到驚訝。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氣候」決定了某個地區的生活型態。沙漠地區、森林、港口、城市、郊區，每個地區都有著只屬於自己的氣候環境，在那些環境生活的人們，會因「氣候」的關係產生不同的生活模式，這些生活模式會慢慢發展成某種「群體性」的標誌與象徵，也就是某種約定俗成的習慣，最後這些習慣會成為一種樣板，被記錄下來，最後就形成了所謂的「文化」。

所以我們可以說「氣候決定生活」，「生活產生文化」，因此「氣候等於文化」！

這個論點也可以套用在其他文化之上。不同氣候環境會產出不同的作物，北方人生產小麥，小麥做成麵粉，所以北方人吃麵食。南方盛產稻米，因此南方人主食為稻米。原住民種植小米，多餘的小米會拿來釀酒，就有了小米酒。四川人四面環山溼氣重，平日無法出汗會導致生病，因此四川人靠「吃辣」來排汗，產生了特有的「四川料理」。

不同國家的環境與風情不同，盛產的作物也不一樣。這些作物自然就會入菜，發展出當地特有的美食文化，那是只屬於那個地區的文化，一種群體記憶。相信許多人也有過類似的經驗，在電影《料理鼠王》中，評論家柯柏吃了雜菜褒後，思緒瞬間被拉回小時候地場景。因為那個味道與烹調方法是只屬於那個時期的，那個地區的人們記憶。

如果我們把「氣候」解釋為一種生活模式，在職場上的互動也可以看做是「氣候」的表現。每個職場的「生態」不同，文化也就有所差異，就會產生不同職業的「職場文化」。

土地認同是這幾年很常被討論的話題，之前有個評論家說過「台北人很常在定義自己」，這件事情討論起來可能要打好幾篇文章，這裡先簡單粗暴的下個結論，那就是台北人缺乏「土地認同」。

如果說「文化」是源自於氣候，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居民們，自然而然就會認同這塊土地所產生出來的文化，了嗎？

在這個資本主義當道與全球化的時代，城市與城市越來越相向，住在都市的人們越來越喪失土地認同的意識。土地與文化之間似乎產生了一個薄薄隔層，隔開這一切的就是「資本主義造成的城市統一化」。因此台北人為什麼很常在定義自己、很常在找認同。在2019年的台北藝術節，主題設定為「我們(沒)有認同」，就是因為如此。

因此有沒有「土地認同」這件事對於一個國家是重要的。可是「土地認同」又與「文化認同」有著些微的不一樣。文化認同可以直指任何文化，例如：熱愛韓國明星，所以認同韓國文化；熱愛中國，所以認同中國文化。可是「土地認同」是專屬於居住在此居民所共享的，擁有「土地認同」可以讓整個群體產生向心力，變得更團結。

在找認同這件事時就等於是在問自己「我是誰」（關於「我是誰」的討論可以去看上一篇文章：雜談│錢是否定義了存在的意義），這個哲學上的千古難題總是困擾著人類，而大多數人都會從土地認同、文化認同或是民族認同等角度，去尋找問題的答案。

綜合以上的觀點，「文化是國家的根本」這句話絕對不是空穴來風，反而是個事實。在資本主義的年代，若是一切都用金錢去衡量，國家的價值與底蘊將會蕩然無存，一定還有更深層的價值，是只屬於這個地區的人民所共享，那個到底是什麼呢？我們又該如何發覺呢？

因此，文化工作者就很重要了。這些文化工作者與藝術工作者就是在做這些事。文化部向來容易被外界質疑是「政治化妝師」，淪為政治妝點的工具，鄭麗君對此重申「文化不為政治服務」。

文化工作者經常去發覺、展現、搬演、倡議、複刻、重現許多議題，這背後往往反映了這塊土地的故事。不論是「拍謝少年」、「三牲獻藝」、「灣生回家」、「俗女養成記」、「雲門舞集」、「霹靂布袋戲」、「花甲男孩轉大人」，等重要的文化作品與團體，還是更更多偉大的文化工作者、藝術工作者們。因為有這些人們的付出，讓觀看這些的我們能夠「看見」這些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群體記憶」，因此「台灣」這塊土地的「土地認同」才能慢慢地被建立，才能知道「我是誰」。

聊到這裡先拋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當你遇到外國人時，你會說自己是來自台灣還是中華民國？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若你回答「台灣」或是「中華民國」，背後反映的是「土地認同」還是「文化認同」？就像上述所言，這兩者之間有著微妙的差距，我認為這兩個的差距關鍵性的決定了這個問題的走向。

如果用一個歷史的角度思考，「鄭成功」這一個歷史人物在「台灣史」與「中華民國史」的歷史定位截然不同。在台灣史中鄭成功是國姓爺，是民族領袖。可是在中華民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中，鄭成功是個來自日本的倭寇，是個賊。

而造成這個差異性的原因，是因為「台灣」這個島嶼的歷史與地理，都十分複雜且特殊的關係。當然以上的論述非常的簡單粗暴，只是想簡單地拋出議題去鼓勵大家思考。就像「日治時期」與「日據時期」這兩個名詞的爭論一樣，背後反映的就是文化與土地認同的差異性。

這個主題著實龐大，實在難以在這篇文章說盡，不過在此只想重申一件事情，文化對於國家是非常重要的。做為一個藝術工作者，若有任何人對此提出質疑，我都會不辭辛勞的告訴大家，為什麼這很重要。

這篇文章並沒有要定義任何問題，希望留給讀者去思考。人有一輩子的時間可以慢慢去思考「我是誰」這個問題，而「我們是誰」這個問題，就更有賴於整個群體去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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