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我的香港

初次去香港是1995年底，我剛退伍，香港回歸還得再等兩年。崔健在伊利沙伯體育館開演唱會，我託長輩買了票，一個人去了趟自助旅行，住在堪稱簡陋的旅館。樓下有賣蛇羹的小店，賣現拉腸粉的推車，和推著一桿衣服的小販。蛇羹加了不知什麼藥酒，吃完心臟砰砰跳到大半夜。賣衣服的小販在昏暗街燈底下做生意，催我趕快結帳，說差佬來抓啦。我匆匆付了錢，他一溜煙把整桿衣服推走了。後來才發現那件大衣破了好幾個洞，我也不介意，將就穿了好一陣子。

那是我第一次看崔健，票沒有賣完，但觀眾很熱情，大家都從座位站起，甚至有踩到椅子上的，我有樣學樣，現場工作人員也不怎麼干涉。事隔多年，當天聽到的音樂印象都模糊了，倒是記得踩在椅子上遠望舞台，居高臨下的激動和新鮮。

冬天的香港總是陰陰的，我在街上亂走，跑進「阿二靚湯」吃了一大盤「福建炒飯」，好撐，卻不覺得哪裡好吃。也去粉麵店點了牛腩撈麵，先上來一壺熱茶，我記得香港小飯館的茶水是用來涮筷子湯匙，而不是用來喝的，便沒敢端起杯子。接著上來一盤麵、一碗湯，我尋思良久，不知該分開吃還是把麵放進湯裡。向左右偷看了半天，遲疑著不敢下筷子。

我也去了位在二樓的素葉書店（許多香港小書店為了省租，都開在二樓），它曾出版過我最喜歡的香港作家西西的書。默默逛著，心裡偷偷激動，彷彿這些年通過西西小說和《號外》雜誌想像的那個文化香港，一下子落實在觸手可及的眼前。

SARS風暴剛過，旅遊業者紛紛推出極之優惠的套裝行程爭取遊客，我和當時女友後來的妻重遊香港。正逢七夕，我精心設計，帶她去半島酒店頂層俯瞰維港夜色的時尚酒吧Felix（設計師是當年最夯的Philippe Starck），趁著三分酒意向她求婚。那一夜，算是為我的下半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後來我和妻去了好多趟香港，看了許多演唱會：在中環雪廠街的藝穗會看「人山人海」雙人電音組合PixelToy，在壽臣劇院看盧凱彤初次單飛的「掀起」巡演，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看達明一派史詩級的「兜兜轉轉演演唱唱會」，在伊利沙伯體育館看當時不知道是at17成為絕響的「Girls Girls Girls」聖誕節重聚演唱會。還有John Legend在國際博覽館，Bob Dylan在灣仔會展中心，以及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規模宏大的Clockenflap音樂節──最後壓軸的美國當代靈魂樂教母Erykah Badu安可曲卯起來唱了一首一首又一首，誰都捨不得結束……。

不消說，我們在香港吃遍了各色各樣的好東西。起初按旅遊書走，後來認識了在地朋友，愈吃愈內行。宴客吃席的那些且先不提，街邊初識便成知己的，就有澳洲牛奶公司的蛋治，義順牛奶公司的薑汁撞奶和雙皮燉奶，鏞記的燒鵝和鵝肝腸（後來知道甘牌燒鵝和一樂燒鵝也不遑多讓），陸羽茶室的杏汁豬肺，九記的咖哩牛腩（後來的新歡是華姊清湯腩），何洪記的干炒牛河，麥奀的金魚雲吞，永華麵家的蝦籽麵，文輝的紫菜墨魚丸，許留山的楊枝甘露，公和荳品廠的豆花和煎鑲豆腐，美都餐室的西多士，利強記的雞蛋仔……啊這個清單可以一直一直列下去。

我們去過兩次香港歷史博物館，也去過屋邨改建的美荷樓生活館，遂理解了這座繁華城市是如何經歷重重苦難掙扎，一代代人點滴建立起來。許多所謂「香港原居民」是在中國近代一波波激烈動盪的政治運動之中陸續「避秦」而來，逃離那個政治隨時能夠吞噬消滅世俗空間的政權，重建安身立命的小日子。如今上街衝撞的「勇武派」青年，有不少是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

香港的好，就是不論在哪個階層哪個領域，都始終保留著生機勃勃的世俗空間，像他們餐廳的廣告詞：生猛，爽勁，足料。誠然，近年許多老鋪小店變成了珠寶店和藥妝店，但只要有心，那個生機勃勃的世俗的香港仍然在那裡，仍然觸手可及。

香港的未來會怎樣，我並不能知道。但是這座城市已經向全世界展現了她的智慧，她的堅韌，她的頑強。那是再多胡椒水都澆不熄，再多催淚彈都壓不住的生命力。我的一位香港朋友，在八三一流血衝突之後有感而發：不分年齡出身背景，愈來愈多人不懼怕和這個政權「攬炒」，也就是玉石俱焚。當權者不懂何以致此，只因為「他們不能夠明白大家的理想──There’s something larger than life worth fighting for.（有些理念超乎尋常，卻值得為之奮戰） ，他們不能夠理解大家的絕望──There’s nothing to lose any more. （而我們也已一無可輸）」。

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毒煙散去，雨過天晴，我能心無罣礙，重履彼地。而那邊的朋友也終於能除下護目鏡和口罩，在曾經抗爭的街頭，相擁而笑。

（寫給《財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