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1/05/07閱讀時間約 18 分鐘

千禧到臨,洪席耶與阿甘本之思想對弈


    以語言衝撞本體,洪席耶展開新冒險,向其多年競合對手-阿甘本,提出致敬,提出挑戰…

    前言:面對 68 世代半世紀,後現代語境之本體空白

    以不怕爭議之姿態,享譽國際之法國思想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數十年身在祖國學界,可說掀起一波又一波之「爭論」(querelle),從學生時代,公然反對恩師阿圖賽(Louis Pierre Althusser),至博士論文,以底層話語取代菁英語言的書寫實踐,引發口考委員的一致反對,後成為其第一本重要著作-《無產階級之夜》(La Nuit des prolétaires : Archives du rêve ouvrier)。若洪席耶於世紀末,專注政治哲學如何不斷以底層階級意識「歧義」(dissensus),取代菁英民主國家「共識」(consensus),醞釀典範轉移之自我革新動能;千禧肇始,洪席耶更大膽從政治哲學轉向藝術文學,提出驚動法國學界之主張-反對後現代「真實效應」(effet de réel):日常無意義現實不是人類虛構書寫的「頑強殘渣」(résidu résistant),反而是更新人類語言結構的翻轉潛能。洪席耶可說直面半世紀後現代菁英語境的理論基礎,於新世紀不斷思索實踐,如何更好連結自然現實與人類書寫,探索一種民間自發思想「歧義」…
    身為 68 學運世代之健將,青年洪席耶匯流法國當時新進思潮,以方興未艾的索敘爾語言結構,取代爭議十足的海德格存在本體,然而,隨即受到歐洲思想界的挑戰。「反68學運」的義大利作家∕導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率先發難,他不但認為從法國燃燒到世界的學潮,是中產階級「兒子革老爸的命」、「資產菁英的內部改革」,他更認為近四百年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主導的語言美學,從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到後現代主義,都是菁英語言的不斷演進,讓法國從歐洲最強之絕對君權、第一帝國,不斷革新至後工業時代的菁英統治。面對經院語言,帕索里尼決心以底層話語,展開由下而上之思想實踐,不但開創義大利戰後郊區方言小說之粗曠震攝,並於經濟起飛狂飆時期,執意拍攝底層存活電影,不論是第一部長片《乞丐》(Accattone, 1961),撫視當代邊緣草根倖存,還是以馬克思主義拍攝《馬太福音》(Il Vangelo secondo Matteo, 1964),爬梳兩千年前的耶穌,如何從草民出身到帝國邊界死亡…
    年輕時於《馬太福音》飾演一個使徒,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似為傳承帕索里尼思想之第一人。執意從最底層存活出發,阿甘本發展其橫跨近二十年、九本終身傑作-《牲人》(Homo Sacer : L'intégrale (1998-2015)),爬梳西方三千年古典優雅文明中,存在著命在旦夕之最底層族群-任何人都可殺之不犯法之「牲人」,文明如何以一種菁英語言,讓最邊緣的族群「收編用以放逐」(exclusion inclusive),如此經典語言結構,延伸到卡爾·史密(Carl Schmitt)之現代憲法理論,協助第三帝國(Troisième Reich)引經據典、以憲法最高階層明訂,授權猶太種族清洗… 面對西方菁英語言宰制,阿甘本在《牲人》最後一本探索〈本體論考古〉(Archéologie de l'ontologie),提出以一種體現大塊無為(désœuvrement),作為語言結構統治下,產生裂隙之透光生機…
    面對阿甘本《牲人》跨世紀之探索,重新檢視看似完美語言結構,如何衝撞無為自然本體,產生裂隙開放,可說試圖彌補68世代以降,法國後現代於近半世紀,如何可能對本體存而不論(或視而不見)。洪席耶於千禧肇始,凝視當代現象,並嘗試面對自己深陷其中的後現代思潮問題意識,不僅開始主張反對後現代「真實效應」,更朝向反對亞里斯多德《詩學》文本愉悅,試圖連結後現代美學相對之另一邊-「藝術政治化」之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反抗《詩學》」之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甚至這位法國思想家最大競爭對手,衝撞語言結構與無意義自然之阿甘本,作為面對後現代語境本體空白,於新世紀展開之冒險工作…
    本文在此試圖爬梳洪席耶近二十年之語言思想演變,於千禧肇始出版《感性分享》(Le Partage du sensible : Esthétique et politique),至2021年最新著作-《文字與錯誤》(Les mots et les torts : Dialogue avec Javier Bassas),與阿甘本《牲人》提出大塊無為本體,展開如何可能衝撞,提出作為拋磚引玉之三個思考方向。

    文字,作為錯誤承擔,作為演變過程

    洪席耶與阿甘本,於千禧開始,共同面對七十年代法國後現代論述,結構主義如何想像,以一種「通用」語言結構,用以統合人類所有思想、知識與技術;如此人類自行幻想企及全能上帝的「宇宙語言」,對洪席耶與阿甘本而言,為一種西方思想繼承柏拉圖《理想國》(Res Publica),一種階層統治、菁英語言之問題意識。
    柏拉圖政治哲學之語言運用,可說貫穿洪席耶之終身思考。青年洪席耶於撰寫博論時,即試圖將西方學院「共識」-《理想國》菁英語言,其中工人、勞動、閒暇、藝術、理想,「錯置」(déplacement)至工業時代底層勞工之日常話語中,得到一種「歧義」,成為革命再臨、翻轉階級的差異動能。新世紀開始,洪席耶關注重點,逐漸由政治哲學轉向藝術文學,提出「感性分享」(partage du sensible)。面對某些後現代美學之「去政治化」(a-politique),洪席耶試圖連結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之「藝術政治」,並將後者提出的「靈光消逝」(perte de l’aura),從二十世紀大鳴大放的電影發展,向前延伸至十九世紀現實小說之蔚然興起-藝術如何從神聖意識的宗教功能,轉向機械複製時代的「政治功能」。面對「政治美學化」(esthétisation de la politique)-菁英藝術機構結合黨國資源政權,如未來主義融合法西斯,洪席耶會同班雅明思想,以民間語言、在地自發的「藝術政治化」(politisation de l’art),作為回應。福樓拜日常無意義細節的小說書寫,若後現代美學理論視之為「頑強殘渣」,洪席耶更將其作為攝影、電影發明之靈魂前身,讓敘事藝術從傳統《詩學》的英雄榮光,翻轉至日常生活「任何人榮光」(gloire du quelconque),感知「平凡為美,如真實痕跡」,不惜以「不純藝術」為代價…
    時至當今,洪席耶更於2021年出版《文字與錯誤》,可說將其數十年發展的語言結構思考,拋向更為開放、危險之知識邊界。文字與現實關係之千古難題,洪席耶認為文字並不是「依附現實的陰影」,卻是「思想工作」的現實,更是一種「集體錯誤」可能和承擔。洪席耶舉出「文字與錯誤」於西方文化之一個根本例證,即為柏拉圖政治哲學的語言運用,《理想國》的菁英如何創建宇宙「理型」(Idée),自封哲學家皇帝,讓士農工商各就其位,並驅逐無視「理型」之再現現實藝術家… 如此菁英語言結構作為文明信仰,可說兩千年來,創造一個又一個帝國文化,如亞歷山大的希臘化,羅馬帝國盛世,絕對君權讓「兩世紀人民噤聲」的古典主義,和拿破崙如何獨尊新古典主義,創造第一帝國,時至二十世紀,我們完全可以加上法西斯主義以如何以回歸羅馬榮光,作為其黨徽起源、思想圭臬。洪席耶似以西方文明根基,柏拉圖哲學書寫之精英結構,表現文字如何創造思想,思想如何可能成為錯誤。
    無獨有偶,阿甘本也從柏拉圖菁英哲學之語言結構,批判後現代思想。其於2018年於法國出版的著作-《哲學是什麼?》(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阿甘本開宗明義指出,「現代符號學將意義切割成毫無交流之能指和所指,可說是語言研究的真正沉淪(véritable naufrage)。」能指和所指之關係,與其說斷裂,不如說連結,在於「強烈客觀性」,對比後現代試圖切割語言與現實,阿甘本指出,「語言結構永遠意有所指,不說空話」。
    相對洪席耶視為「文字與錯誤」,阿甘本卻從柏拉圖哲學書寫,望見人類語言起始,如何望向開放的太初。阿甘本2019年於法國出版的著作-《創造與無政府》(Création et anarchie),即探討西方文明如何以「太初有道」的信仰,作為語言的誕生,哲人柏拉圖更如何以一種敬畏天地,試圖以人類自創語言,連結萬物起源的神祕宇宙,尤其在其《理想國》實踐失敗,震攝於「語言結構撞到限制」,以一種謙遜,探索人造文字與自然宇宙的隔閡,「在分裂鴻溝中,見證一種接觸」,展開其智慧之沉思…
    以柏拉圖的思想文字,洪席耶和阿甘本近年不約而同,探討西方文明根基之語言結構,前者發掘其菁英社會之虛構創造,後者則探討其《理想國》實踐失敗,如何於震攝謙遜下,開放智慧的演變可能…

    《詩學》菁英語言結構,作為問題意識

    洪席耶與法國學界數十年的「爭論」,不僅在其反對後現代理論-「真實效應」,可能更在其反對《詩學》文本愉悅。無獨有偶,帕索里尼在其《異端經驗》(L’Expérience hérétique),即提出其觀察後現代之思想根源-法國學界殿堂,法蘭西學院,如何以亞里斯多德《詩學》作為文本圭臬,創造一個又一個影響深遠的機構美學,從古典主義初心更新至後現代主義,從絕對君權不斷轉型至新自由主義,菁英語言如何與時並進、不斷演化…
    洪席耶以思想實踐,批判《詩學》之英雄敘事因果、菁英語言結構。如此批判意識,可能就是洪席耶將藝術發展,分為三個思想體系的基礎。人類藝術對洪席耶而言,可分為「道德政體」(régime éthique),「再現政體」(régime représentatif),和「美學政體」(régime esthétique)。「道德政體」可說和宗教神聖意識神秘聯繫,如悲劇暗黑的命運捉弄,與崇高的清洗昇華,於「靈光消逝」時代,逐漸退位給兩個其他政體。「再現政體」對洪席耶而言,並不是柏拉圖洞穴理論的「再現現實」,而是「再現亞里斯多德《詩學》敘事因果真實幻覺」。洪席耶新世紀以來,不斷批判千年《詩學》之階級架構所製造的真實幻象。亞里斯多德在《詩學》將藝術嚴格劃分為專屬貴族的悲劇,和專屬人民的喜劇,前者展現菁英面對命運的奮起,後者表現日常現實的荒唐可笑。《詩學》提供的敘事因果,將英雄自由面對命運,得到漂亮得當的安排,與自我循環的解釋,而無意義日常現實與他者存在,成為無關緊要的烘托背景裝飾。面對英雄敘事創造一種敘事快感,將幻影作為真實,洪席耶於2000年《感性分享》中,試圖與班雅明同盟對抗,將千年神聖《詩學》作為「靈光消逝」-菁英語言的神學結構,如何逐漸於革命世紀解體。洪席耶特將班雅明「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從攝影、電影的發明,向前延伸至工業革命世紀肇始,現實主義小說運動-福樓拜如何大膽冒險,將重新看見無意義日常,作為翻轉《詩學》英雄敘事之書寫,並與現代繪畫先聲-馬內(Édouard Manet)如何將底層無名侍女,提升至維納斯女神同高地位,作為攝影、電影發明,重新看見人為「理型」之外之自然與社會,之時代共振、靈魂共鳴。時至2017年,洪席耶更於《虛構邊緣》(Les Bords de la fiction),接近班雅明之好友,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之「擬真」(Mimesis)與「形象」(Figura)思想,人造藝術與自然現實如何作為神秘生命連結,而西方現實文學,如何從民間自發,「千年反抗」《詩學》之菁英語言…
    面對「再現政體」之英雄敘事模式,洪席耶提出「美學政體」作為反應。值得注意的是,洪席耶所說的「美學」,並不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純粹藝術,更多時候,是人為藝術與自然現實結合之「不純藝術」。「美學政體」作為亞里斯多德英雄敘事的反思,為一種翻轉菁英因果和人民日常階層關係之藝術思考實踐。由此看來,思考「藝術是什麼」的「美學政體」,和「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主義」,似有根本差異;這也就是為何,福樓拜的生活細節小說,或者侯孝賢的生活光線電影,如此現實主義藝術,完全可歸類於洪席耶的「美學政體」,而為脫離現實、「為藝術而藝術」的敘事藝術,如好萊塢歌舞劇,還是幻想平行時空、解救星球之漫威英雄,可屬於「再現政體」。
    對比洪席耶不斷批判《詩學》之精英結構,阿甘本更長年關注於亞里斯多德美學之語言運用,讓洪席耶於最新著作《文字與錯誤》中,開始與阿甘本研究方向共鳴。洪席耶似非常認同,阿甘本研究亞里斯多德書寫之內建精英結構-希臘哲學如何於根本定義上,將語言分隔成為「邏輯」(logos)和「聲響」(phonè),前者為以良好教育作為首要條件的領導技術,專屬貴族菁英,而後者為發出生命需求的自發叫喊,展現自然現實之混亂,則專屬於非人動物,或者底層奴隸。如此西方語言結構之虛構塑造,洪席耶認為是西方政治哲學「天才」之舉,如何以亮麗的論述技術,從根本「解決」社會穩固問題-菁英邏輯統治、底層動物生存之階層秩序。由此出發,洪席耶認為,他思考與書寫之目的,並不是在追尋如何持有「邏輯」,而是在探索「邏輯」和「聲響」之權力架構,如何千百年以菁英語言維持,如何可能於革命世紀,由底層自發翻轉…
    面對菁英語言結構,阿甘本的哲學研究,可說已經朝這個方向不斷探險,於其2002出版之《開放:人與動物連結》(L'Ouvert : de l'homme et de l'animal),即批判西方哲學以「邏輯」和「聲響」定義語言結構,造成長遠的社會影響和文明後果。「邏輯」不但將人與動物從根本區隔開來,更將菁英與底層截然劃分;以必須接受高等教育獲得「邏輯」為技術手段,菁英於論述得到千年穩固的統治基礎,讓貼近動物地位的最底層,於自然混亂狀態,於語言邏輯即永不翻身。如此社會階層差異之理性化,更是阿甘本終身著作-十八年、九本之《牲人》,其中主要探索問題。面對處置西方社會最底層族群-「牲人」,菁英語言不斷發展理論,最後創造出一個思想結晶-「例外狀態」( état d'exception),不僅於二十世紀成為現代憲法理論之邏輯,更是第三帝國憲法文字引經據典之脈絡,讓希特勒「最終方案」(Endlösung)之猶太種族滅絕,得到一種最高層級憲法之明文書寫…
    世紀交替,阿甘本似與洪席耶同時探索,菁英機構提倡語言結構「邏輯」,與其說是方法,更可能為問題本身…

    語言衝撞本體

    即使不時產生跨國、跨領域共振,法國語言思想家洪席耶,面對義大利本體哲學家阿甘本,兩人於其各自著作等身的浩瀚書寫中,可說盡量避免提到對方。如洪席耶於2017年出版 《我們活在怎樣的時代?》(En quel temps vivons-nous ?),只以半頁篇幅提到阿甘本的本體論,特以四兩撥千金,提出一種 68世代對本體的存而不論(也可能是一種逃逸路線)。於其最新著作-《文字與錯誤》,洪席耶以一頁的篇幅,以不指名道姓的方式,認為當代左派之本體論,作為「海德格-馬克思」(heideggériano-marxisme)思想混合體,追尋「共和國最新聖化」(sacralisation nouvelle de la république),再次感到沒有興趣。阿甘本則繼承帕索里尼,對 68世代菁英後現代思想,無本體之無神烏托邦想像,不予置評…
    即使不願和阿甘本正面對決,洪席耶邁進八十之際,於其2021最新著作可說展開一個充滿不確定性之新領域冒險:面對自己深陷其中的68世代本體空白… 也就是在其於退休多年後,這位身於後現代之思想家,追尋一個可說驚心動魄的思想逆轉-無意義本體,如何可能衝撞語言、改變結構…
    衝撞本體,洪席耶的語言思想可說展開新的一頁。洪席耶當今嘗試連結自身語言理論,和數十年拒絕的現象學,提出「本體是歧義的絕對化(absolutiser le dissensus)」。本體作為生命來源的「原始力量」,和人類語言關係,似為毫無「共識」之根本「歧義」,與其說語言創造人類宇宙還是想像的平行宇宙,不如說世界存在與生命誕生,超於人類語言結構之外;語言和本體關係,似為「無法跨越之鴻溝」、「無法償還之債」。也就是無意義之「原始力量」,與人類語言意義產生絕對「歧義」,人類需要本體與語言之衝撞共存,「解放的政治工作,只可能在本體確認中,能被實現。」
    也就是感知一種超越人類語言之「原始力量」,洪席耶長期思考的「美學」,完全不像法國菁英主張的「為藝術而藝術」純粹美學,反而是大膽挪用後現代無人(敢)提及的德國浪漫人文主義-席勒(Schiller)狂飆美學。浪漫主義對洪席耶而言,融合「可說」的人間詩藝,與「不可說」的天地不仁沉默;洪席耶認為席勒以某種融合人民力量的原始感性,面對當時法國貴族虛構的純粹理性,產生根本「歧義」,成為引發將臨法國大革命的自發動能…
    面對本體,影像與語言的關係,洪席耶也開始重新思考。影像與語言首先本質相異,「影像本身不說話,如同語言不是視覺展現。」相對語言追求一種意義之「明晰化」(éclaircir),影像卻朝向意義無法完全明說之「陰影化」(obscurcir)。影像呈現一種「間距」(écart),一種介於語言結構可以表達,和無為本體無法表達之間。人類試圖以影像結合語言,如同敘事藝術,終產生一種「不宜」(impropriété),也就是展現一種「可說」語言意義,和「不可說」無意義本體之差距,一如語言衝撞本體,為了共存,不斷轉變。
    以語言衝撞本體,洪席耶展開新冒險,向其多年競合對手-阿甘本,提出致敬,提出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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