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與懷疑並存的年代－宗教衝突牛津演化大辯論

十九世紀的英國，即維多利亞時期，亦是步入鼎盛的大英帝國，號稱「日不落帝國」的時代。人們對此時英國的印象，不外乎工業革命、世界帝國，如果連結上中國史，可能會想到英國與清朝一連串的戰爭—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等，然而在此時同時，隨著科學的發展，英國國內也正開啟了宗教與科學之間的戰爭。

談論到十九世紀英國的科學發展，大家心中應該首先躍出的人，那就是發表《物種原始》（Origins of Species, 1859）的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

而關於科學與宗教的衝突，則會浮現那場著名的「牛津演化大辯論」（1860 Oxford evolution debate），由山謬・威伯佛斯（Samuel Wilberforce, 1805–1873）與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在1860年在牛津大學的英國科學促進會中，針對《物種原始》所展開的辯論大會。[1]

其中威伯佛斯譏諷赫胥黎究竟是祖父或是祖母那邊，跟猴子是的關係時，赫胥黎說：「如果問題是，我寧願要一頭猩猩？還是一位天賦高，掌重權的作我的祖父呢？如果這個人不擅自珍惜自己的天賦與權力，卻只是利用它們在嚴肅的科學討論中插科打諢。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猩猩。」[2]

僅管這著名的辯詞，以及勝敗判若的結局，給予人們一種宗教衰敗，而科學大獲全勝的印象，然而在本文中，希望能從歷史現場中，為大家呈現出更為完整畫面。因而我們希望先概述十九世紀中葉的信仰危機，再重新追溯1860年辯論之前的英國社會，在十九世紀初中，宗教與科學的發展與其之間的關係，或許可以為大家更了解這個信仰與懷疑並存的年代。

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其實既是「信仰的年代」，也是「懷疑的年代」。

一方面為宗教復興的浪潮，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面，一方面則是現代化、科學發展的快速發展，侵蝕教會的傳統，形成維多利亞時期的信仰危機。

最主要我們可以看社會變遷、教會間的鬥爭，以及懷疑論的思想等層面。

在社會層面，隨著十九世紀工業化、都市化快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型態也有所轉變，出現了教會與社會脫鉤的現象。[3]

有人的地方就有紛爭，而教會也不例外。教會間的鬥爭，則同時發生在英國國教內部與不同的教派之間。

國教內部，不同傾向的教士們為了爭奪教理的論述權，從十九世紀開始就有持續的論戰。在十九世紀以後，許多非國教教會快速的成長，並開始挑戰一直以來國教的獨大地位，訴求宗教的自由與平等。[4]

而在思想的層面，宗教信仰面對到現代學科的挑戰，還有來自實證主義、理性主義的哲學思潮、聖經批判學等等，展開對人與上帝關係的重新理解與懷疑。

其中，尤其是來現代學科的衝擊，諸如歷史學對耶穌的質疑、地質學推翻了《創世紀》等事件，都一定程度地推升了信仰危機。[5]

十九世紀的英國社會有極為複雜、豐富的面貌，舉凡性別、階級、種族、科學發展、帝國主義等各樣議題，或許我們可以試著用政治、經濟與社會等角度來理解，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別忘了，儘管現在有許多關於十九世紀英國世俗化的討論，但事實上，十九世紀的英國仍處在宗教氛圍極為濃厚的時期。[6]

「宗教在維多利亞英國之所以無所不在，很大程度是因為福音主義。」[7]想要了解這個時候英國的宗教樣貌，那我們就必須從福音主義開始說起。

福音主義出現於十八世紀，可以概括出強調信徒自我悔罪、懺悔的「認信主義」（Conversionism）、號召積極傳福音的「行動主義」（Activism）、忠於聖經的「聖經主義」（Biblicism）與強調基督獻祭與救恩意涵的「十架中心主義」（Crucicentrism）等四點特徵。[8]

福音主義不僅訴求人們要成為名義上的基督徒，更致力在個人生活與國家的道德上，要實踐、展現出信仰的原則。擁有高度道德傾向的福音主義，往往以家庭為核心，並強調個人必須要不斷進行自我批判與檢查。

同時訴求將這套道德觀念套用到社會、政治等領域中，例如廢除奴隸、端正社會風俗等議題，這些可以看到福音主義的色彩。[9]席捲了英國各地、不同的階級，在十九世紀掀起一波宗教復興的熱潮，進而形塑出一個極度重視道德、宗教敬虔的社會。

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英國，一方面有十分濃厚的宗教氛圍，一方面卻也是科學大幅發展的時期。

在此時期，科學發展的重鎮仍是以歐陸為主，當時的英國仍有一定的科學發展，其中著名的科學家有：提出原子論的化學家約翰・道耳頓（John Dalton, 1766-1844）與有發現光波的湯瑪士・楊格（Thomas Young, 1773-1829）等人。[10] 而此時，也是地質學逐步成形的階段。

在十七、十八世紀，地質學既可廣泛理解為自然史研究的一環，並隨著礦物探勘、地理學、繪圖學等領域的發展，開始累積地貌、地層結構與自然史等知識，進而至十九世紀上半葉，終於形成地質學社群。[11]

而在當時宗教氛圍仍然是極為強烈的，聖經普遍被視為權威，因而《創世紀》的記述總視為地質學說發展的框架。例如當時重要的自然神學家托馬斯・錢默斯（Thomas Chalmers, 1780-1847）便力圖解釋地層分期與創世六日之間的矛盾。[12]

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為十八世紀起就在英國科學界中發展的傳統，主張以理性精神調和科學研究，與創造神學之間的矛盾。

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 1743-1805）就是其中的代表，在他的著作《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 1802）中，佩利就講到了上帝的慈愛與存在可見於自然之中，並主張科學與神學中存在著和諧的關係。[13]

無論面對當時的唯物論者、未可知論者等，自然神學所帶有的調和性論述框架，都能彈性地回應。

而且由於當時從事科學研究的自然學者，大多同時為神職人員，因而無論是面對到教會或科學界的挑戰時，自然神學家更能以包容的態度回應，當時英國地質學權威的威廉・巴克蘭（William Buckland, 1784–1856），就是一個代表。[14]

十九世紀上半葉，人們逐步確立對於自然史的知識，而與此同時，古生物學、比較解剖學等領域，也在這個過程中同步進展，並逐漸衝擊既有的宗教信條。生物的演化觀點就是其中的代表，地質學中則以地質的變化為核心，圍繞在《創世紀》所記載的地球年齡與組成、大洪水等兩部分。[15]

然而，努力調和宗教與科學觀點的自然神學，在科學體制、專業化的過程中，仍舊是日漸衰退。[16]隨著十九世紀前半葉科學的發展，科學與宗教間已不再總是和諧一致了，他們的緊張關係持續推升。

當時地質學內部，就有一派稱作聖經地質學（Scriptural geology，亦稱作Mosaic geology），在地球年齡的爭議中，仍舊堅持以《創世紀》的字面意思作為基礎，再以地質學理論解釋。[17]

而到1830年代，則出現一批新的地質學家，展開關於地球年齡的論戰，並以英國科學促進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BAAS）的創立，為此群體的標誌。

這個社群的創立，反映出科學內部對論述權的爭奪，也顯示出維多利亞時期，在「專業的世俗科學」（professional secular science）與「業餘的國教科學」（amateur Anglican science）之間的拉鋸。[18]

而自然神學者一貫反對的生物轉變、演化概念，[19]隨著自然神學者所投入、啟發的地質學、古生物學與比較解剖學等持續地發展，至十九世紀中葉，生物演化反而已成為當時的關鍵論戰。[20]

發表於1859年的《物種原始》，便更直接地挑戰自然神學與《聖經》的權威，因而在英國知識份子中，引發激烈的論爭。

面對到來自科學的挑戰，當然激起教會界的焦慮。而1860年接連發生的兩個事件——三月出版的《論文與評論》（Essays and Reviews, 1860），以及六月召開的牛津演化大辯論，就反映出教會方對此的焦慮回應以及內部的分歧。

在達爾文《物種原始》出版的後四個月後，由傾向開明、自由立場的七位國教牧師與學者合力撰文、出版的《論文與評論》，試圖回應當時的信仰危機，並將自然神學、自由主義與科學的世俗化等重要概念，推薦給社會大眾。

《論文與評論》以「達至宗教與道德真理」為目的，[21]意圖將科學性的論述帶入神學討論，並引介給社會大眾。[22]其中涵蓋對國教的重新檢視、對聖經教育、聖經批判學、《創世紀》與當代地質學之分歧的論述，並納入自然神學、自由主義、科學的世俗化等當時的重要概念，以試圖回應當時的信仰危機。[23]

然而為調和科學與宗教之間的矛盾，該書主張將物質世界的論述權交給現代科學，[24]並認為應該將《創世紀》的重要性放在道德權威上，並且承認經文在自然科學上的錯誤，但是並不會影響到它的權威性。[25]然而這個自由主義的論點，隨即激起主流、正統的教會的反對。[26]

在《論文與評論》出版後，其中兩位作者也遭到國教教會起訴，而且還在判決無罪以後，仍然有將近11,000名的神職人員，聯合簽署Oxford Declaration of the Clergy（1864）表示抗議。[27]後續一連串的衝突，掀起了維多利亞時期最嚴重的宗教、神學論戰。[28]

而在牛津演化大辯論之後，赫胥黎、赫伯特・史賓賽（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等知識份子，在反對自然神學與教會涉入科學研究的主張下，於1864年創辦X Club，並直接宣稱科學研究不應該是服務宗教的工具，進而發展出獨立於教會的科學社群。[29]

我們試圖在宗教－科學衝突的框架下，呈現出更為複雜的歷史。並以此說明歷史發展中的連續關係，無論是宗教的衰退，或是科學的興起，都不是一蹴而成。藉此，也說明面對到達爾文所提出進化學說，僅管教會內部有各樣的立場，但無論是支持抑或反對者，都積極地展開回應，而並非任由自身消逝於科學、現代化的潮流中。

此外，以當代的角度來看，《論文與評論》大部分的論述都已經被大家廣為接受了，但是回顧《論文與評論》一書，以及在教會內部掀起的論爭可以知道，對於宗教氛圍仍十分強烈的十九世紀，立論仍然是過於激進的，因而難以受到主流的教會界所接受。

事實上，重新檢視十九世紀的宗教與科學關係，可發現當時的宗教的世俗化仍然尚未發生，相反的，當時的英國可以說是都浸泡在宗教的氛圍之中。就是科學自身的發展，與從事研究的自然學者，都深深地受到宗教的影響，而其中，牛津演化大辯論只可視作科學社群的興起、走向專業化，並逐步脫離宗教掌控的開始，而不應該過度簡化為科學的勝利。

而且當時也只有少數像赫胥黎這些人，才跟教會有正面衝突。

關於十九世紀英國的宗教與科學議題，仍有許許多多有趣的故事可以探尋。當然，回到整個歷史脈絡中檢視科學與宗教的關係時，我們還是會看見很多更為有趣，並且生動的歷史圖像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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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依萍，〈為信仰辯護：論柴斯特頓作品在當代的宗教意義〉，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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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於該辯論以及其後續的發展，可參閱John Randolph Lucas, “Wilberforce and Huxley: a Legendary Encounter,”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2, no. 2, June 1979, pp. 313-330. [2] 對話翻譯出自Merryl Wyn Davies著，王道還譯，《達爾文與基本教義派》（台北：果實出版社，2003），頁11-12。 [3] 林依萍，〈為信仰辯護：論柴斯特頓作品在當代的宗教意義〉（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8），頁17。 [4] Clayton Roberts/David Roberts著，賈士蘅譯，《英國史 下冊》（臺北：五南圖書，1986），頁666-669。 [5] Jose Harris, Private Lives, Public Spirits: A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870-191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70-171. [6] Jose Harris, Private Lives, Public Spirits: A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870-1914, pp. 169-177. [7] Susie L. Steinbach, Understanding The Victorians: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2012), p. 223. 轉引自林依萍，〈為信仰辯護：論柴斯特頓作品在當代的宗教意義〉，頁11。 [8] David W Bebbington, Evangelicalism in Modern Britain: A History from the 1730s to the 198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 中文翻譯有多種版本，本文乃參考林依萍，〈為信仰辯護：論柴斯特頓作品在當代的宗教意義〉，頁12。 [9] Catherine Hall, White, Male and Middle Class: Explorations in Feminism and Histor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1), pp. 75-86. [10] W. C. 丹皮爾著，李珩譯，《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台北：明文，1992），頁305-311、319-322、404-406。 [11] M. J. S Rudnick, “The emergence of a visual language for geological scienc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14, no. 3, 1976, pp. 149-152. [12] David N. Livingstone, D.G. Hart, Mark A. Noll eds., Evangelicals and sci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78. [13] John Hedley Brooke, Science and religion: 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61-264. [14] John Hedley Brooke, Science and religion: 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p. 275-289. [15] David N. Livingstone, D.G. Hart, Mark A. Noll eds., Evangelicals and sci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 177. [16] John Hedley Brooke, Science and religion: 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p. 297-298. [17] Ralph O' Connor, “Young-earth creationist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Towards a reassessment of ‘Scriptural Geology’,” History of Science, vol. 45, no. 4, 2007, pp. 364-366. [18] Ralph O' Connor, “Young-earth creationist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Towards a reassessment of ‘Scriptural Geology’,” p. 372. [19] John Hedley Brooke, Science and religion: 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 295. [20] Edward J. Larson著，陳恒安譯，《雀鳥、果蠅與上帝：演化論的歷史》（新北：左岸文化，2005），頁82-83。 [21] “The Volume, it is hoped, will be received as an attempt to illustrate the advantage derivable to the cause of religious and moral truth.” Benjamin Jowett, Essays and reviews, TO THE READER. [22] Ieuan Ellis, Seven against Christ: a study of ‘essays and reviews’ (London: E. J. Brill, 1994), pp.50-54. [23] W. H. Brock, R. M. Macleod, “The Scientists’ Declaration: Reflexions on Science and Belief in the Wake of ‘Essays and Reviews,’ 1864-5,”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9, no. 1 Mar 1976, pp.39-40. [24] Ieuan Ellis, Seven against Christ: a study of ‘essays and reviews’, pp. 75-76. [25] John Hedley Brooke, Science and religion: 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 369. [26] Josef L. Altholz, Anatomy of a Controversy: The Debate over 'Essays and Reviews' 1860-64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1-2. [27] Victor Shea, William Whitla, eds., Victori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5), p.132. [28] Gerald Parsons, “Reform, revival and realignment: the experience of Victorian Anglicanism,” in Gerald Parsons, ed., Religion in Victorian Britain: Volume 1 Traditio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1988), p. 40. [29] W. H. Brock, R. M. Macleod, “The Scientists' Declaration: Reflexions on Science and Belief in the Wake of ‘Essays and Reviews,’ 1864-5,” pp. 58-60.